内容提要：区域历史的研究，是当今十分热门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研究领域。该研究所受到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是其他研究领域所不能比拟的。作为一名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必须始终树立学术研究的道德良知，尽可能地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避免陷入广告炒作式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喧哗之中，平心静气地，较为客观地探索区域历史文化的优点、缺点以及它与中国整体历史文化、与其他不同区域历史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区域研究 两难选择 学术道德

区域历史的研究，是当今十分热门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研究领域。区域历史研究所受到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是其他研究领域所不能比拟的。我虽然也从事一些闽台区域历史的研究工作，但是切身的体会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一、风云际会的区域史研究

我们从近百年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考察，便可以知道区域史之所以成为热门，是伴随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兴起的。

20世纪前半叶，历史学家们比较注重修史资治的宏观探索以及与政治史相关联的个案问题的研究，较少有人注意到地方区域细部的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年，资治教化的治史原则仍然是历史学家们所奉行不渝的圭臬，宏观历史的探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时期内，虽然有一小部分历史学家从事于局部地区历史的细部分析，但是这些研究还不能成为历史学的主流，人们也没有刻意去宣扬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当时的学术界似乎只有“地方史”研究的称呼，尚未出现所谓“区域研究”的名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展，学术界也逐渐从自我表现和自我陶醉的泥淖中领悟过来。大概是由于80年代初期第一届中美历史学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吧，人们从威廉·施坚雅(C．William．Skinner)的论著中领略到“区域研究”的奇异①，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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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威廉·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可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很短的时期内，“区域史”研究的新名称流传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到了80年代下半叶，历史学界还对何为“区域史研究”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因此，“区域研究”或“区域史研究”这一名称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兴盛，多少是由于“与国际接轨”的缘故。尽管如此，学界对于区域史研究的概念，仍然多有歧义。如上述施坚雅氏，以地文学(Physiography)为主，着眼于市场系统，重视河流，将全中国分为九个大区。而有的学者主张以生态学(ecology)以及文化习俗、方言环境等等作为划分区域的界限。吴承明先生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决定于自然条件，政治、社会、文化习俗都有作用，而在历史上，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行政区划的制约。“因而，我以为从事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者不必胶柱于划分标准，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为准。大如江南、西北、南北满，小如皖南、苏北、辽东西，皆已习用。从资料利用说，分省立史亦有便处。”①有的学者如杨国桢先生，则比较主张以历史上已有的行政区划作为区域研究的基本界限标准②。如此一来，“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有时就很难分得清楚了。从目前学界的现状看，似乎也没有准备要把这二者分割得一清二楚。既然如此，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我在这里也只好把“区域史研究”同“地方史研究”暂时地混为一谈了。

事实上，我们撇开“地方史”或“区域史”的名称不讲，自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学界热衷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的大讨论以来，有一部分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其中最具成绩的是各地的土地关系史、阶级关系史、商品市场史、商人集团史，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等明清时期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探索分析。虽然这些区域性的史学探索大多是为了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的命题而进行的，但是经过历史学家们的不断努力，这些区域的资料发掘和研究深度都得到了切实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郑重其事地树立起“区域史研究”的旗帜以来，不论是从研究理论的探索、研究区域的扩大，还是从研究内容的发掘、研究热点的讨论等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伴随着新中国建立以后被忽视的社会史学、文化史学的复兴，区域史研究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区域经济史、区域社会史、区域文化史之间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它们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三大支柱。一时间，“区域史研究”几乎成为新时期的一门显学。尤其是中国南方的一批学者，把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区域研究，成立了诸如“华南研究中心”、“闽台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组织，在推动中国区域学术研究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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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② 杨国桢：《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和研究架构的探索》，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41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固然为历史学家们的放眼世界、推进“区域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机遇，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种非学术的因素愈来愈影响着历史学的演变历程。首先，各地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创造招商引资的效益，创造了一种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美好模式，即以研究弘扬本地区的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当地的宏观文化为契机，吸引各地工商界人士及海外华人、海外侨胞来参与盛事，最后达到吸引投资、发展经济的目的。地方政府的这一举措，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其意可嘉。然而这样的“文化搭台”，必须要有一班历史学者和其他的学界人物来扮演“搭台”的角色。其次，改革开放政策吸引许多海外人士来到中国、回到故乡，中国人素有衣锦还乡、荣耀先祖的传统。一部分海外人士借此良机，出资招徕，设法为自己的故乡或先人标榜风扬。类似的活动，大多也挂上区域学术文化研讨会的招牌。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历史学界包括其他人文科学界最为窘迫的时期，经济待遇低下，科研经费没有着落，许多富有事业心的历史学者往往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地方政府的“文化搭台”和成功人士的热心地方“传统文化”，可以为部分历史学者解决某种程度上的经费问题乃至生计问题。再者，地方政府和成功人士热衷于学术文化以促进经济建设，名正而义顺，素来抱负着学术为政治和现实服务宗旨的学人们，自然也应当为地方建设出些力量。地方政府和成功人士为了促成此类研讨会的成功，往往请出一些与学界有渊源关系的人物出来鼓动劝驾，如此一来，许多历史学者们就却之不恭，不得不从善如流，勉力为地方的文史研究做些贡献了。再加上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影响，在此类的研讨会上另要聘请一些政治要人和文艺名人前来坐镇排场，各级新闻媒体因而风闻云集，争相报道。如此一来，“文化搭台”的区域史研究，不仅搞弄得郑重其事、轰轰烈烈，而且香车美女、冠盖如云，热闹非凡。由此而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新闻媒体等各方的支持推动下，很快就能传示天下，取得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社会效应。

二、身难由己的区域史研究学者

虽然，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成功人士，还是历史学者们，他们对于区域史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元可厚非，甚至用心良善。但是，这种具有明显现实功利主义色彩的区域史研究，就必然使得这些参加搭台捧场的历史学者们有些身不由己起来。

地方政府和地方成功人士组织本区域的文史研究，当然是希望把本区域文史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才能把当地的产品推向广阔的市场。这样一来，所谓的区域史学术研究，实际上只能宣扬美好的一面，而不能或者尽可能少地描述比较落后的一面。这种做法是与学术研究的脊背原则不相吻合的。学者们或者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惟主人的马头是瞻；或者是坚持学术原则，实事求是。然而不幸的是，坚持原则的学者们往往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本人就曾参加过数次类似的“学术讨论会”，大概是讨论会中有些学者的论文及高论不能符合主人的意旨吧，其前后处境大有不同。讨论会尚未开张之时，主人对与会者奉若上宾，会议结束之后，诸位被弃如敝履。

尽管历史学者们对于此类的区域史研究无所适从、处境两难，但是这并不影响此类区域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各个不同的地区想出各种花样翻新的办法，举凡历史上的大事、小事、好人、恶人，只要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大多要张扬一番。中国古代的大名人，如诸葛亮、朱熹、陆游、郑成功之属，大家争着奉为老乡；现代革命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朱德者流，人们也纷纷考究联宗，视为血脉。明代后期的古战场，杀人如麻，先辈们血流成河。幸存下来的现代后辈们，也正在为这古战场的归属问题争夺得不可开交，下定决心非把战场搬到自家门口不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祖先死得最多也就是最光荣似的。敝乡福建有所谓南少林寺的传说，原属小说家言。不料经过近年来“学者的考证”、“专家的验证鉴定”，突然冒出了五六处之多。各处都大兴土木，重塑寺庙金身，开设拳脚科班，俨然成为正宗嫡传的少林寺。而各寺之间的笔墨口水之争，一时还不能停息下来。 地方成功人士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慎终追远，弘扬先祖的非凡业绩，这种举动对于鼓励家乡宗亲的爱国、爱乡精神，大有益处。但是凡事都有意外，总还是有些成功人士的先祖是举世公认的“坏人”，如石敬瑭、秦桧、严嵩、阮大铖之流。这些历史上的公认“坏人”、“恶人”在进入新时期之后的际遇，就完全要看他们子孙的造化了。子孙真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代不如一代的话，这些“坏人”、“恶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偏有一些“坏人”、“恶人”的后代，富而好学，慷慨激昂，鼓励学者重新研究、重新认识。果然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某某先人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研讨会办得中规中矩、热闹庄严。还是举敝乡福建的情景为例：宋代参与王安石变法而人品颇受王安石及时人诟骂的吕惠卿、明末清初的洪承畴、清末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最后被清政府处以死刑的方伯谦，都已经通过不少学者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认识，召开了重新评价的学术讨论会。据说这些研究成果把原有的研究水平大大地推进了一大步。

其实，不管是历史上的“好人”，还是历史上的所谓“坏人”，以及历史上各区域内所发生的其他种种事情，都是可以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的。许多严肃负责的历史学者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为外部环境因素所左右，对于地方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从而脚踏实地地把区域史的研究向前逐步推进。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从事区域史研究的队伍中，确有一少部分人随波逐流、随风摇摆，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当作追求功利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近年的许多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耸人听闻的所谓新成果、新发现。有的说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把某一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有的说由于某地区某人的研究，什么什么定论的历史需要重新改写；有的说连100多万年前“盘古先生”吃饭睡觉生产后代的居室“盘古洞”都在某地发现并考证清楚，“盘古洞”的惊天大发现，填补了中华史前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断层；有的学者通过先进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手段，证实了夏娃、亚当偷食禁果的伊甸园，原来就在中国的云南省某地，从此这里旅游业空前发展，全世界的人们都要前来朝拜；有的说经过文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发现了某朝农民军遗留下来的类似于金庸小说中所记述的无数宝藏，从此本地区跃进幸福的“小康”；有的说从传世秘籍中考证出来孙中山原来是兵家始祖孙武的第六十若干代嫡传血脉；有的则说革命领袖毛泽东与浙江某县籍任过国民党要员的毛氏家族本为一家人。有的地方一时还研究不出令人惊叹的成果来，索性自己动手，制造一些历史遗迹和文献记载出来，再根据这些自己制造的铁一般的证据，细加评说、论证，最终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崇高境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历史学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体育竞赛的阶段，不时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新记录出现。可惜的是，这些新记录往往是昙花一现，经不起学术的仔细推敲。然而创造这些新成果、新记录的人们并不需要学术上的仔细推敲，“文化搭台”的“轰动效应”已经形成，社会效益已经呈现，这个文化的草台也就功德圆满，其他的事情就无须再去理会，随它去了。

三、让炒作式的史学研究回归平静吧

以上所举的虽然只是少数极端的例子，但是区域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范畴，成了宣扬地方优势的一种广告法门和少数人追求名利的手段，我们姑且也可以称之为“炒作式的史学”。本来，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宣传广告法门就是宣传广告法门，二者应当有所区分。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和成功人士总是比较偏爱“学术”的帽子，而不太愿意潇洒地亮出广告法门的底牌。这也使得那大部分严肃而又勤勤恳恳的历史学者们一时无法分清哪种地方政府支持的“学术研究”是属于学术的，而哪种政府支持的“学术研究”是属于宣传广告法门的。这样就使得许多场合的区域史研究，严肃的学术和宣传广告式的标榜往往交错在一起，难于截然分开。许多富有学术事业心的学者所从事的区域史研究，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现象无疑值得我们进行冷静的思考。

从学术的层面来说，学术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应当尽可能地排除主观的和外部的种种干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即使是再清高的历史学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历史学者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社会与政治对于每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历史学者，都会产生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上，就是导致研究重点的畸重畸轻与历史价值判断的某些移位。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区域史研究是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区域史研究的同行们，如何恰当地在学术上定位自己，认真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研究、排除非学术的外部干扰，从而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起严肃的叙述规范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目前的一些区域史的研究成果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历史学者们的重视。

(一)近十余年来区域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引起了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关注和参与，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研究的对象也不断拓展。大者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华文化通史》等，洋洋洒洒，捭阖纵横，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读后油然而生仰慕自豪之感。小者如楚文化、蜀文化、粤文化、越文化、吴文化、关中文化、中州文化、鲁文化，下至徽州文化、五台山文化、台湾文化、江南市镇文化、洛阳牡丹文化、潍坊风筝文化、福建海交文化，以及各地的茶文化、酒文化、巫文化、胡同文化、榕树文化、竹编文化、荔枝文化、石头文化，等等，也无不争奇斗艳，色彩斑斓，相关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不待名山石匮，足以风行当世，启示后人。

但是我总感到：近十余年来文化史和区域史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即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如实地反映出来。这样，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文化及其区域文化，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灿烂辉煌。即使偶有涉及某些不足之处，也大多轻描淡写，不肯作比较深入的探讨。区域文化史研究的这一缺陷，并不单单是研究者们的学术取向问题，其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内。

还是举敝乡福建的例子。热心福建地方文化的朋友们，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福建炎黄文化研究会，据说这个研究会还只是中国炎黄研究会的分会而已。敝省炎黄研究会的朋友在其位谋其事，近年在福建各个地区发动了分地区的文化研究运动。从南到北，又从西到东，武夷文化、闽东文化、福州文化、兴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等，务必把全省各地的文化研究通透不可。福建省内的区域文化研究虽然是处处开花，但是参与各地盛事的学者总是这一班人。这就形成了一种可笑的情况：这班区域文化史的学者是万事通，走到哪里就说那里的区域文化高明精深，应该好好发扬光大。其实撇开学术、政治与外部环境的因素，中国文化中的人情世故恐怕在这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的意识中，晚清译介欧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严复(几道)，译介欧西文学的林纾(琴南)以及中体西用的辜鸿铭，再加上海军，这都属于新闽学的圈子中事。不过，一般人对于福州人的民族观念颇有微辞。那几位有名的诗人，如郑孝胥、梁鸿志、黄秋岳都是汉字号头儿脑儿，自不免一棒打死一船人……我在福州到处找寻林文忠公(则徐)的遗迹，瞻拜林氏的祠庙。林氏毕竟是有关近百年间国家最高政略与战略的决策人。①

曹聚仁先生这种一分为二看问题的立场，无疑对我们从事区域文化史的学术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这种一分为二的学术立场，往往不能为人们所认同。如曹聚仁先生还在福州写过一些关于福建人性格的文章，比如说福州人小气、好小便宜等等，就一直为许多福建人所不理解，至今仍然有人写文章予以反驳。曹聚仁先生对于福州人的看法，固然值得讨论，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审视一个地域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特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地方乡梓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人们对于自己家乡的古代名人有所偏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感情并不能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我参加过诸如朱熹、李光地、郑成功、施琅以及妈祖等等对于中国历史有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研讨会，许多人把这些名人描述得几成现代的完人，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就很容易受到大家的责难。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很恰当。反之，如果自己的家乡出了个别不太光彩的历史人物，也不必避之惟恐不远。宋代福建兴化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蔡襄，另一个是蔡京。蔡京是大家公认的“奸臣”。于是宋代以后的兴化人，大多对蔡京的事迹遮遮掩掩，而对于蔡襄则津津乐道。甚至连蔡京的后人，也不敢认这位嫡亲的名人祖先，而含混于蔡襄的派下②。这种把“好人归为自家，把坏人推给别人”的研究方法，在近年来的“客家区域文化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连黄帝、文王、周公、孔子，下延曾参、朱熹，直至现代著名人物毛泽东、邓小平，举凡历史上较有贡献的人物，一概成为客家人的祖宗或后裔。这种攀附权贵和认同名人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客观地反映地域文化的真实面貌。

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社会文化史，不能只讲好的一面，而不顾及不好的一面。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综合分析，才能把中国文化和各个不同区域的地域文化多姿多彩而又真实全面地呈现出来，才能留给后人一个准确的历史传统的有益启示。回到福建区域及其民系的问题上，经过二千年来历史的洗礼和多种文化整合的福建不同民系及其人文性格，固然有着许多优秀的文化内涵，但是我们也不妨经常检讨一些自身不足的因素，同样也可以催人奋进。举一个例子，在地理位置上，福建终究是偏隅于东南一角，与外界的交通，既有便利的一面，也有阻塞的一面。因此从整体上看，还是有些小格局的状态。让我们记取诸如“器小易盈”、“格局小而好内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等的警示，对于更好地发扬福建民系的优良传统不无益处。

不仅福建的区域文化史研究应当如此，国内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史研究也都应当如此。一味的标榜本区域文化的高明精深而忽视了自身的缺点，不仅大大降低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华文化的糟粕成份使其得以长期保存下去。这又显然是与我们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初衷相互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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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聚仁：《万里行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② 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二)以往的区域史研究，还存在一个这样的缺陷，即往往只顾及本区域内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个不同的区域，自然有着各自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这种不同区域传统和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整体文化。但是中华文化的演化过程，无论是道德伦理、政治体制，或是语言文字、风尚习俗等等，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区域而向周边区域扩展推进的。因此，各个不同区域的地域文化，其基本要素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整体构架。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区域社会文化时，只有在把握中华文化整体特征的前提下，进行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正属于本地区的文化特征来。否则，只能是一叶障目，自我陶醉。譬如前几年区域商帮文化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学者们或深入徽州商人的老家、田野调查，或巡视于晋中大地，追寻山西商人的足迹，或跋涉于九边海角，探究边商边盗的诱人传说，从而写出了不少饶有参考价值的有关地域商帮文化史的论著。然而学者们在归纳各个商帮的特征时，却往往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大家都说这里的商帮是“儒商”一群，商人们都有着诚实无欺、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优秀品德，他们都热爱家乡、热爱国家，济困行善、急公好义，富有奉献精神，等等。既然所有的商帮都一个样，那就谈不上什么“地域商帮文化特征”。再者，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恐怕也不尽如这些论著中所说的那样可爱的“儒商”吧?

福建区域史的研究，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一些研究论著问世，其中所彰扬的美德，实在是不能由闽南人或客家人所能独家擅美的。自从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出版以来，许多研究客家的学者，大多津津乐道于客家人的所谓优良美德，是“最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开拓精神”、“最富有刻苦耐劳、辛勤创造和诚实朴素作风”、“客家人最重视文化教育”、“客家是最纯正的汉人民系”，等等①。老实说，诸如此类的所谓“客家独具特色”的文化的论述，是一种很不严肃的任意发挥，而不是科学的研究。客家人的这些所谓“独具特色”的优秀品德，同样也可以套用在福建其他各个民系、其他各省的汉人以至中华56个民族的身上，这些优秀品德是中华民族的共性，不能说是自己独有的。客家文化史研究的这一偏颇，正是因为忽视了不同民系与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才会得出这种“井底之蛙”式的结论。举所谓“客家人最重视文化教育”为例。众所周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客家区域是华南地区的后开发区域，自然农业环境又相对恶劣，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到明清时期甚至于今日还相对落后于相邻的其他区域。这至少在外部条件上，极大地限制了客家人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客家区域不仅不是福建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区域，相反，客家区域是整个华南地区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毫无疑问，我们研究某一区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能只根据小区域之内的有限资料，就随意演绎出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如何如何的结论来。“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话语，我们何不把它用到学术研究上面来呢?近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许多地区都忙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本来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各地在宣传本区域文化特征的时候，就或多或少有某些夸大其词甚至贬抑其他地区的情况，形成了不必要的“内斗”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还是应当如实地进行不同区域间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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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七章《客家的特性》，上海华侨出版公司1992年影印本；又陈运栋《台湾的客家人》，台北台原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三)导致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的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的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区域史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于地方人士的手笔，这就必然造成这些文献记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感情色彩和乡土乡族意识。早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历史学界提倡“新史学”的时候，当时的许多前辈虽然都很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对于诸如地方志一类的记述心有存疑，更遑论其他的私家记载了。当然，随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前进，这些学者轻视地方文献的论述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我们从21世纪史学发展的角度来审视20世纪前辈们的这些论述，老前辈们的这些疑虑虽然有些偏激，但是如何科学地判断、识别这些地方文献和私家记载的史学价值，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然而在当前的区域史研究中，却存在着另一种极端的文献资料处理态度。有些人似乎认为越是人们少见的地方文献、民间私家文献，越是具有莫大的史料价值，越是奇货可居。只要在某些尚未为人们所引用的私家文献中找到一些怪异的记载，就大肆渲染，轻者声称在某个领域有了重大发现，甚者唯我独尊，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贬得一无是处，俨然自己就是历史。更为奇妙的是，这些新发现的不得了的文献资料，大半是神龙见首难见尾，自己说得天花乱坠，别人希望看一看，对不起，正在认真整理之中。整理的期限也如同历史的长河一样，永无休止。有些人抱定“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宗旨，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自己创造，创造出来的文献资料一定可以充分印证自己想象中的重大观点。

在近年中最引起人们重视的地方民间文献资料，莫过于族谱了。民间族谱不仅数量多，分布地域广，而且内容丰富、涉及面多，有许多官方文献、地方志文献中所不具有的资料。因此，族谱文献不仅为中国的宗法制度、家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对经济史、人口史、教育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华侨史、妇女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的同志认为，谱牒学的外延应该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伦理学、人才学、遗传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族谱做综合的、主体的、全面的研究①。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族谱受到区域史研究者的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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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也不能因为族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忽视对于族谱资料的鉴别取舍。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不受任何社会和公众的约束，主观随意性很大。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应当实事求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那种随意摘取族谱中的某些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不顾其余，动辄有“新观点”、“新发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严肃的。史学前辈谭其骧先生在运用谱牒研究湖南移民史时指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①谭先生对于运用谱牒资料的审慎态度，是值得钦佩和效法的。然而现在有些研究区域史的先生，把族谱的记载当作不二的秘籍，胡乱发挥，任意解说，制造出不少的“新闻焦点”，哗众取宠。这种对于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运用方式，显然无补于区域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四)这里，我还是希望与大家再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研究区域史的学者在归纳区域社会文化特征时，往往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呢?我认为这里面潜藏着一个由来已久的意识障碍，即大家为了显示某一地区区域文化的历史悠久和优良传统，不知不觉地趋向于中国政治与道德的传统核心，这也是近年大家所说的向心于“文化大传统”。而正是这一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于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

我在许多地方一再强调福建族谱及其所描述的族源的不可全信，就是因为近千年来福建居民的修撰族谱，一直受到“中原”这一带有强烈中国政治与道德象征意义的名词的诱导。人们不在“中原”某一地方找到一个有名的祖先，似乎总是感到不踏实。而一旦有了“中原”的有名祖先之后，哪怕这个名人与自己家族是子虚乌有的关系，这个家族似乎也就在福建树立了无可非议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与道德向心力的驱动下，绝大多数的福建人，甚至像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修族谱、建祠堂、追族源、联宗起亲等手段，成了百分之百的“中原”汉人的后裔。而我们现在所讲的福建人也好，广东人也好，或者是其他中国南方的居民也好，实际上就是这样经过附会包装过的“中原后裔”。这种与身俱来的政治道德意识，不但对于现在人们研究区域历史产生影响，也必然对于古代人们在记述地方史实时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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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的原文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4期，本文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三《注释一》，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3页。

我们现在从事区域史的研究工作，只要不是我们上面所讲的那种心存功利炒作的动机，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研究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学术立场。但是政治与道德的影响是潜意识的。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区域历史的时候，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拔高了区域文化的优点以及它的普遍意义。例如，中国华南地区的许多学者在研究区域人文结构时，往往试图把自己所研究的华南区域的人文传统讲得越“纯正”越好。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罗香林先生把华南客家人讲成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是华南地区研究区域民系标榜纯正汉人血统的始作俑者。罗先生的这一论说，据说是为了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某些“客家非汉族论”、“客家为汉族与苗、瑶、壮、畲等族的混血种说”的偏见①。罗香林先生的这一研究方法，对于宣扬客家文化和扩大客家区域文化的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在学术研究上的误导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一部分所谓客家的研究著作和姓氏源流的论著，越谈越玄，客家不仅在族源上是古代中原帝王将相和圣贤名士的嫡传血脉，而且动辄声称自己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都强”②。这样的论著，差不多成了区域民系和姓氏宗亲会的宣传佳品，但它与学术研究的距离却是越来越遥远了。

其实，说南方客家人或其他什么民系的血缘不纯正，并不是一件很不好或很丢面子的事情，而恰恰相反，这种说法正符合南方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区域发展史的角度看，不要说南方的汉人民系，就是中国的整个汉族，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纯正不纯正的问题。现在中国所有的汉族，都是“胡汉”等多民族混合的产物，所谓“纯正的汉人”，本身只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寄托而已。至于华南的民系，情景更为复杂。不仅客家民系，即使是福州人、闽南人、兴化人、闽北人，以及两广人、浙江人、江西人、江左人、湖湘人，有哪一个民系不存在与古代苗、侗、壮、瑶、越等族属遗民及畲民的血缘混合的问题呢?汉晋以后，固然不断有北方汉人南迁闽中，而原来的大部分南方土著，在南迁汉人的压迫和中原强势的政治、道德、文化的压力面前，经过了多次的反抗失败之后，不得不采用种种的方法，逐渐转化为汉人。民族的融合以及不同民族、不同民系之间的文化融合，才是形成中国各个不同区域人文传统的一个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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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运栋《客家人》，台北联亚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载《客家学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区域史研究与中国整体历史的研究应当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关系，区域史研究的繁荣可以进一步印证中华历史的光辉灿烂，而区域史研究的深入发掘则可以更客观地剖析中华历史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更有助于我们扬弃传统，开拓进取。各个不同的区域历史文化固然是中华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各个不同区域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演化有其比较独特的历史进程，它们与以中国历代政治中心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是理所当然的。如华南区域的历史文化，一方面，汉唐时期北方士民南迁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在华南地区得到了较好的根植，汉唐时期中华文化的某些特征，能够在闽粤等“边陲”地带得到较好的传承，如以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家族制度、剽悍负气和轻生冒险的民风习俗等等，多少还保留了一部分上古中原先民的遗风。而在另一方面，自唐宋以来，以中国政治中心为代表的中华主流文化，随着历代政治专制体制和人文格局的演变，日益显露出凝重和保守的性格，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更加空泛保守，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生事物的萌发和成长。而处于“边陲”地带的华南区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华主流文化演变的影响。但是华南区域较为独特的人文结构和“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主流文化的强制性影响，或者说较少受到中国政治中心日趋空泛保守的社会习气的影响，从而为华南区域文化的演化留下少许自主发展的空间，甚至出现某些背离政治主流文化和中央专制统治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华南区域才能在宋明以后仍然出现一些在政治主流文化的评判下属于“异端”的思想文化学说，才能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环境里，出现文化学术异军突起的局面。而华南区域民间人文性格中所保存的那种开拓进取、不畏艰险、敢于犯禁的作风，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区地域文化所包含的某种离经叛道、抵御大一统专制的意味在内。虽然说它是很微弱的，但是它毕竟反映了华南区域文化和人文特征与中华整体文化的若干差异。

不仅华南区域的情景如此，中国西北、东北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历史文化也都有自己的机遇和发展道路，形成许多富有区域特色的人文传统和文化特征，但是这些区域历史文化又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中华整体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以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深入比较研究，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如何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进行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我们今后必须时刻警觉的并且加以克服的一个难题。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各种外部因素对于历史学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关键的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或者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必须始终树立学术研究的道德良知，尽可能地排除外部因素对于我们学术研究的干扰，避免陷入广告炒作式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喧哗之中，平心静气地、较为客观地探索区域历史文化的优点、缺点以及它与中国整体历史文化、与其他不同区域历史文化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方兴未艾的区域史研究，走上一条繁荣而又严肃科学的康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