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河南新密新砦龙山和“新砦期”城址的发现，以及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大城，有学者认为“新砦期”为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已经确立。王城岗为禹都“阳城”，新砦遗址为启都“黄台”。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陶器而言，的确吸收了当地龙山或“新砦期”文化的大量因素，但如果从城址、房基、灰坑等综合因素分析二里头一期文化与“新砦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面积约３０万平方米，新砦城址的面积约７０万平方米。而比之年代较早的陶寺龙山城址的总面积约为２８０万平方米。学术界一般认为陶寺城址为帝尧之都。为什么时代较早的尧都面积大，而比其晚的禹都、启都小？这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由小到大的规律不符。随着资料的增多，二里头一期与“新砦期”文化的缺环并没有缩小，“新砦期”明显是当地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而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终止了“新砦期”的向前发展。二里头主体文化面貌不能简单的认为是“新砦期”发展起来的，它的来源应是多方面的，其中山西龙山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源头，下面就此问题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与山西龙山文化比较
（一）、遗迹方面
１、宫殿基址方面。豫西二里头和晋南陶寺都存在大型夯土基址，近年发现的“观象台”就是一个大型夯土基址。二里头的发现有１、２、３、４号等大型宫殿基址。而豫西“新砦期”新砦遗址也发现一座大型房基，其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东西长约５０米，南北宽１４．５米，系半地穴式建筑，将它与二里头或陶寺的高出地面的大型夯土基址相比较，其作为宫殿的威严几乎没有，与二里头大型的１、２号宫殿比较只能为大型房基，二者之间的规格悬殊太大。
２、在普通房基方面，晋南陶寺、东下冯等遗址龙山文化的房子有地上和半地穴式两种，后者占多数。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或“吕”字形。山西东下冯类型的房屋分窑洞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三种。半地穴式建筑为单间，地面建筑为长方形，单间与豫西二里头文化的小型房基特征接近。豫西二里头的小型房基，也多为圆角方形，也有单间和双间之分，地面和半地穴之分。豫西二里头与晋南的东下冯的房基相同，都又与山西龙山文化的房基特征一致。但豫西嵩山周围的龙山和“新砦期”的房基一般为长方形连间的，汝州煤山、郾城郝家台遗址内龙山文化的发掘均为多间连间房基。西平上坡等遗址“新砦期”的房基也为连间房，与二里头文化不同。
３、豫西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类型的灰坑主要是圆形和不规则圆形、椭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等，袋状灰坑较少见。山西游邀龙山灰坑共发现２６７座，其中圆形和椭圆形袋状坑仅１５座，占５．６％，圆形及椭圆形筒状坑６３座，占２３．６％，圆形及椭圆形锅底状的坑１７０座，占６４％。长方形灰坑１６座，占６％，圆形有台阶的灰坑３座，占１％。而豫西王城岗龙山晚期（原报告三期）灰坑共发现１４９座，其中圆形和椭圆形袋状坑７６座，占５１％，圆形及椭圆形筒状坑４１座，占２７．５％，圆形及椭圆形锅底状的坑１２座，占８％。长方形灰坑３座，占２％，不规则灰坑１７座，占１１．４％，不见带台阶的灰坑。显然灰坑方面二里头文化与山西特别是晋中的游邀遗址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东下冯最有特点的灰坑是有台阶或有的为长方形有土埂隔墙。有台阶的灰坑二里头遗址一期也有发现，如二里头遗址ⅧＨ６２北壁有２层台阶。伊川南寨二里头一期有长方形坑的底有一土埂将其底部分开。而豫西龙山或“新砦期”不见有台基或底有土埂的灰坑。二里头文化的灰坑基本不见圆形袋状灰坑，显然其特征与晋南接近，在河南所有二里头遗址都有大量的灰坑存在，都不见圆形袋状坑，而豫西龙山文化所有遗址都以圆形袋状灰坑为主，二里头袋状灰坑的消失，是豫西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最普遍的变化，而其特征与晋南的东下冯文化相同，显然这不是继承当地的龙山或“新砦期”。
（二）、墓葬习俗和礼制方面。二里头遗址与陶寺比较，共同点都是土坑竖穴墓，分大、中、小三型墓，大墓都使用木棺，棺内铺垫朱砂。随葬品大都有彩绘（漆）器、精美的玉器、铜铃、石磬等。不同点是二里头的大墓中随葬铜器，以酒器最多，主要是爵、斝、盉等青铜礼器，而陶寺没有，表明二里头文化的进步，此时我国已经处于青铜文明阶段。
在礼制方面二里头文化受到山西龙山陶寺类型的影响。二里头文化中的主要礼器如玉器、乐器、漆器以及崇拜以蛇为原形的龙都和陶寺遗址一样。陶寺大型墓的彩绘蟠龙陶盘，有学者认为应是一种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龙纹或雕塑。陶塑龙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灰沟（９４ⅨＧ２）。灰坑（９２ⅡＨ１）出土的陶器肩腹部均雕塑有小龙，体形如蛇，双目似人眼。二里头和陶寺都有大型的玉器如玉璧、玉戈等。晋南的大型石刀发现于芮城清凉寺Ｍ７３内，刀长３７厘米；二者都以鼓、石磬、铜铃为乐器。
（三）、遗物方面。陶寺、游邀等龙山遗址的一些日常的陶器风格为二里头文化在豫西的不少同类器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山西龙山的陶器一般以泥质灰陶和夹砂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器类中与二里头文化相同的器类有、高实足、鸭形器、盉、圆腹罐、折腹式器盖等（图一）。但山西龙山文化对豫西二里头文化影响最大的当是陶器口沿上的压印纹饰、器物肩部饰鸡冠扳金和口沿外附加泥条的和鬲足内壁有饰麻点纹作风，这些特点在二里头文化的早中晚各期一直沿用。
考古资料表明，晋南龙山文化的晚期开始对洛阳产生较大的影响。洛阳王湾三期的灰坑Ｈ１６６出土的宽折沿袋足鬲、大袋足带流盉、宽折沿折腹盆等，均为山西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此外Ｈ４５９出土的瓦足大盆可在陶寺遗址中找到同类器。故发掘者说：“王湾第三期文化的晚期还发现有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某些因素，如王湾遗址新时期时代第Ⅵ段中的扁三角形小鼎足、研磨器、高柄蘑菇状器盖、大敞口平底盘和三足盆等。纹饰方面有划纹、人字纹、陶器内壁麻点和器耳上的铆钉等。这些都是二里头文化早期比较突出的特征。”在孟津的矬李遗址龙山晚期的灰坑（Ｈ２２）开始出现花边圆腹罐，可见王湾第三期洛阳盆地开始显露二里头文化某些器类的特征，与山西龙山文化到来有关。
二、豫西二里头文化与晋南东下冯类型一期文化的关系
东下冯类型以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东下冯遗址被发掘者分为四期，发掘者认为其１－４期约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的１－４期。但多数
研究者认为东下冯的各期都晚于二里头一个阶段，一般认为东下冯文化来源于豫西二里头文化，或主要受二里头文化的
影响形成的。对于这个
问题我们认为应当辩证的来认识。东下冯文化的陶器群，一期以褐陶为主，纹饰自始至终以绳纹为主，还有弦纹、附加堆纹，但篮纹和方格纹较少见。东下冯一期的陶器可分为两群。Ａ群典型器有鬲、、斝、圆腹罐、单耳罐形鼎、平底圆孔甑、敛口瓮、蛋形瓮、深腹盆、绳纹碗形豆等。Ｂ群有盆形鼎、单耳罐形鼎、小口尊、大口尊、折肩瓮、卷沿深腹盆、覆缶本式器盖等。在二里头文化大的时间范围内，晋南东下冯的一期年代最早。我们以此作山西的代表，与豫西龙山、“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比较。
１、纹饰，东下冯绳纹占总数的５９％，附加堆纹占１６％，弦纹占１９％、篮纹和方格纹不占１％。而二里头遗址一期，绳纹占１７％，篮纹占１７．４％，方格纹占２．１％，附加堆纹占５．１％。而新砦遗址的龙山和“新砦期”遗存都以篮纹和方格纹为主要纹饰，绳纹较少。如汝州煤山遗址Ｈ３０（原报告为二里头一期）篮纹占总数的７３．１％，方格纹占２２．９％，绳纹只占２．２％。可见，二里头的纹饰特点与本地“新砦期”差距较大。
２、东下冯遗址一期Ａ群的典型器有鬲、、花边圆腹罐、敛口瓮、蛋形瓮、深腹盆、绳纹碗形豆等。该群器物都可在当地龙山文化中找到源头。该群陶器中花边圆腹罐、带鸡冠扳金的在二里头一期内存在。它们不见于豫西“新砦期”中。Ｂ群的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中却有较多发现，但二者之间的形体特征差距较大，它们存在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口尊，大口尊在东下冯遗址一期出现，形体特征为大口、折肩、形体较小，口径小于肩径（原报告称为折肩罐，如Ｈ１：１２）。而二里头遗址一期没有（却有大量的直口矮领小口尊），二期有少量发现（豫西普通二里头文化遗址二期也见不到大口尊），三期数量才增多，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应该从二三期之间划分夏商文化，其主要依据就是大口尊的出现。东下冯此类大口尊从一期开始向后就有一套完整的
发展序列。因此二里头文化的大口尊存在由晋南向豫西发展的可能性。二里头文化受东下冯一期的影响明显表现在二里头遗址内的确存在东下冯的花边圆腹罐、饰鸡冠扳金的等。因此在二里头文化的一期阶段，豫西二里头遗址和晋南的东下冯遗址之间的交流或影响应当是同时的双向进行的，不应当将东下冯类型视为是豫西二里头文化单方面影响的结果。
总之，从
社会上层使用的礼器、礼制
分析二里头文化主要继承了不少以晋南陶寺为代表的山西龙山文化因素，它们抵达洛阳盆地的时间约在洛阳王湾的三期。从日常用具方面看，晋南东下冯遗址一期为代表的遗存，其主要来源于本地龙山文化。（此外我们应当注意晋中地区游邀遗址灰坑和部分典型陶器被二里头文化吸收，另一方面，在其北部的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出土有较多的花边圆腹罐，它是否暗示晋中南一带存在一个以鬲、斝、、花边圆腹罐为特征的文化群体，值得今后注意。）豫西龙山或“新砦期”在房基、灰坑等遗迹与二里头文化距离较大，虽然“新砦期”的不少陶器被二里头文化吸收，但从遗物、遗迹等多种因素分析，山西龙山文化也应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碳十四测定的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１９００－前１５００年之间，而
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存在的年代在公元前２１００－前１６００年。二里头文化不可能是全部的夏文化，而应是其中晚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山西一带的龙山文化存在内在的联系，需要考古界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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