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夏商考古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上承王湾三期文化，下启二里冈文化。以成组铜礼器为代表的青铜文明是三代文明的核心，其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二里头文化铜器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青铜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了解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地位。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铜器资料中，二里头遗址墓葬以外遗迹内共９３件，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墓葬２０座，计有铜器３８件，该遗址还出土冶铸遗物５４件。二里头文化其他１８个遗址出土该时期的铜器４１件，冶铸遗物５１件。国内外收藏的二里头时期或约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铜器目前可知约有１７件。以上，发掘品共计１７２件，传世品大约１７件，合计１８９件。冶铸遗物不少于１０５件，两者合计不少于２９４件。

一、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形制与制作

二里头文化铜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和其他礼仪用器等。

容器类包括爵、角、盉、鼎、斝、鬲等器型，其中铜爵是二里头文化最早出现的、最具有特色、数量最多的铜容器。二里头文化的铜质乐器目前仅有铜铃出土。除铜容器外，还有不少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其他礼仪用器，包括铜牌饰和圆形器。武器类包括戈、钺、戚、镞等器型，其中铜镞的数量最多。工具类器物有铜刀、锥、凿、锛、锯、纺轮、鱼钩、钻等器型，这些器型散见于铸铜遗址、墓葬和其他遗迹中，应该是生产和生活用具。另外还有部分遗物属于冶炼残留物或者由于器型残缺不全而难以判断器类者，包括铜块、条、片、三棱形器、尖状器、残铜器等。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表的资料中层位关系信息较少，难以根据地层学来推断分析铜器的分期。二里头文化铜容器主要为三、四期的遗物，工具类器物则各期基本上均有。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铜器中工具类的器物数量最多，这些工具类器物绝大多数出土于遗址的第Ⅱ、Ⅴ和Ⅳ工作区，即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可见工具类产品与青铜加工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不是用于农业或其他经济生产。这说明该时期铜制品仍然是比较稀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少量的铜资源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用于制作铜礼器、兵器。二里头遗址同时期出土大量的石器、骨器也说明，生产工具仍以石器和骨器为主。可见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器的主要被用于维护社会的内外稳定，即利用于体现礼乐制度的礼乐器和军事征伐的兵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左传·成公二年》中的“器以藏礼”和《左传·成公十三年》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有其历史真实性。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及其周围地区具有生产铜及其合金的矿产资源。铜矿的开采地点可能在中条山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豫西山地和山东半岛四个地区。但是要说明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具体矿产资源来源，还需要对该地区的铜、锡、铅及它们的多金属共生矿的古代采矿遗址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发现了一批与冶铸有关的遗迹，包括“浇铸场”、墓葬、窑等，获得大量冶炼遗物，包括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木炭、小件铜器等。原发掘者认为其使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四期。

二里头时期至少存在着两个地区性的冶炼中心和一个中央性的冶铸中心，它们分别是垣曲商城－东下冯、盘龙城和二里头。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大量的被称作“坩埚”的遗物碎片。李京华先生认为应该称作“炉”，他根据炉内残留物、炉壁的残存长度和宽度，推测当时处于竖炉熔炼的初期阶段。

二里头文化的铜容器的铸造采用复合范技术，其中铜铃采用２块外范及１块范芯组合铸造。铜爵应该属于浑铸，其铸型有２块外范（流尾中线对称设范，上过口沿、下及三足）、１块底范（三足腔刻于底范上）、１件腹芯组合而成，扳金部的铸造或者是下活块芯，或是两侧范自泥芯成形。铜鼎的铸型为２块腹范、１块底范、１块腹芯（与足芯合一）的组合。铜斝的铸型是由３腹范、１腹芯和１扳金芯组成（其中足芯与腹芯是一体的）。

通过对各期别材质的区别、不同器类材质的区别、同种材质器形的差别、同一器型不同期别材质的差异以及同种器型不同时期的具体成分的分析，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的铜器铸造具有以下特点：

（１）在铜器中，工具的数量居多、武器次之、容器数量最少；在铸造不同器型时，用料已经有所选择；

（２）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人们对铜及合金的属性逐渐熟悉；铅青铜、锡青铜、铅锡青铜这种二元及三元合金逐渐增加，反映出冶炼技术的进步，人们对铅、锡作为合金元素的特性逐渐熟识，砷青铜的出现虽是孤例，但反映出了人们获取矿物原料来源的多样性；

（３）在冶炼中已经懂得添加铅、锡等金属元素来改变铜制品的物理性能，但是还没有完全掌握不同器类不同器型需要添加的各种金属成分的具体比例；

（４）铜矿原料的产地在二里头时期可能不是唯一的。

二、二里头文化铜器的起源与流变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有铜制品和冶炼遗物出现，近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属于该时间段的出有冶炼和制作铜器遗迹、遗物的遗址３１处，铜器及冶炼遗物４０余件。

从仰韶和龙山时期的遗物可以看出，冶炼和制作水平在逐渐地提高，西北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中原地区的范铸技术自产生以来也一直较高，陶寺文化出土的铜铃已经开始使用复合范技术。这说明龙山晚期可能已经达到了能够使用复合范技术的高度。

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我国分布着诸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盘龙城早期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及四坝文化、黄河中游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在属于这些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内发现有不少的铜制品及冶炼遗物，其与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性。

对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头时代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铜器形制、制作方式和材质进行了分析，可知他们之间在形态、制作技术和材质上存在着差异和相同之处。

由于社会发达程度不一，中原地区对于铜容器为代表的礼器的迫切需要正是二里头文化铜器技术实现飞跃，铜器器类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和周边文化铜器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在二里头时期，中原和周边（除长江流域外）的青铜冶炼和制作水平大致处在相同的水平上，或略有差别。各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秉承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又不乏联系和交流，形成了区域性的中心，这种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各自文化的发展。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正是在汇聚了各地青铜文化的先进因素的基础上，承继了本地区铸造技术，逐渐脱颖而出，成为该时代的核心性文化。

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二里头文化继承了仰韶龙山时期铜器的制作经验，在和周边文化的交流中提高了技术水平，同时白陶器的制作也为铜容器的铸造提供了技术支持。以礼乐文化为精神与制度内核的礼制的需要是青铜容器和兵器为代表的铜礼器出现的原动力，这一需要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分化的要求，是二里头时期铜器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

铸铜技术的提高，使铜容器为代表的铜礼器的铸造成为可能，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以玉器和特殊陶器为主要礼器的局面，开始形成了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器群，这一规则为随后的二里冈文化所吸收继承并加以发展。青铜礼器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征。

二里岗时期出土的铜器，包括铜容器、兵器和其他工具类器物。从制作技术来说多继承二里头时期的技术，在二里头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此外，在玉礼器的形制、种类、组合、宫室建筑形态、墓葬形制等方面，也可以看出二里岗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继承。二里岗文化不仅继承了二里头时期的铜器铸造技术，还吸收了二里头时期开创的礼器制度，并且扩大了礼制的范围，内容也深化和复杂了，正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