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才”理论的贯彻：“时禁”与“三宜”

先述“时宜”。

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可以再生的，这种再生是“天”即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因此，它们的生长繁息和农作物、禽畜一样，是受“天时”制约的，其生长发育的阶段性和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节律是一致的。“三才”理论天地人和万物统一的重要基础正是天时制约的普遍性。作为野生动植物永续利用基础的“养”，其实施的关键就是要顺时。上面谈到了我国先秦时期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心点是“时禁”，或“以时禁发”。而“时禁”的目的正是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因为“养长时，则六畜育（禽兽亦然），杀生时，则草木殖（作物亦然）”（《荀子·王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利用和永续利用的目的。因此，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的出现，是和先秦时代对“天时”认识的深化分不开的。[24]

次述“物宜”。

野生动植物生长虽然普遍受天时的制约，但不同种类的野生动植物对天时的适应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先秦时代山林川泽的“禁发”，还要建立在对各种野生动植物生长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物宜”而作合理安排的。

这种“物宜”的原则在上引《国语·鲁语》里革断罟的记载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鸟兽和鱼类在不同的季节怀孕生産，捕鱼和猎兽的禁与发在时间安排上应该相互交错。春天鸟兽交配怀孕，此时禁猎。夏天鱼类孕别，此时禁渔，正如韦注所云：“立夏鸟兽已成，水虫怀孕之时，禁取鱼之网，设取兽之物也。”捕鱼安排在冬尽春来的季节，除了气候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春天捕取鱼鳖可使肉食供应不致因禁猎而匮乏，有利于春天禁猎的实行，从而起到“助（鸟兽）生阜”的作用；第二，春天多取鱼鳖晒干储备起来供夏天消费，可免夏天禁渔期间鱼类食物供应的断档，有利于夏天禁猎的实行，从而起到“畜（鱼鳖）功用”的作用。这种安排，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三才”理论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

又如人们之所以把砍伐树木时宜安排在冬季，不但因为春夏林木仍在生长，而且因为冬季砍伐质量较好，又利于林木的再生。[25]

《荀子·王制》说：“……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这里的“万物”也包括野生动植物在内。

次述“地宜”。

先秦时代的“物地宜，尽地利”，不但包括对各类农田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对农田以外的各类土地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合理利用山林川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正是当时“地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以“地宜”思想为基础的。所以，《逸周书·文传》谈“以时”入山林川泽和“以时”狩猎，是和“土不失宜”相联系的。它又指出：

土可犯，材可蓄。湿润不[可]谷[之地]，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之地]，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故凡土地之闲者，圣人裁之，并为民用。是以鱼鳖归其泉，鸟归其林。

在我国的上古时代，虽然种植业早就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地广人稀，原野不能尽辟，农田一段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则辟为牧场，山林川泽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生产对象。山林川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盛产林木苇材鸟兽鱼鳖等各类山货水产，在以半干旱草原为主的自然环境中显得特别珍贵。山林薮泽被称为“物之钟”、“国之宝”。《国语·周语上》：“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犹原隰之有衍沃，衣食于是乎生。”山林川泽和原隰衍沃并提，显示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论宝，把山林薮泽作为国之六宝之一。“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这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外，还因为当时种植业不够稳定，经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以山林川泽的天然富源作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26]《周礼·天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中“三农”、“园圃”、“薮牧”、“虞衡”、“聚敛疏材”属广义农业范畴，“虞衡”在“九职”中列于第三位，而且“聚敛疏材”实际上也可以包括在“虞衡”之中。大概反映了战国以前生产结构的实况。《周礼》中有“山虞”“林衡”“泽虞”“川衡”之职，统称“虞衡”，就是掌管有关山林川泽的生产事宜的。这类官吏，在《诗经》《左传》《国语》《夏小正》以至金文彝铭中均可找到。《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亦见“虞衡”的重要性。到了战国时代，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但仍不失为农牧业的重要补充。所以，春秋战国政治家在作国土总体利用规划时，总是把山林川泽考虑在内的。《管子·八观》以原野的五谷生产，观一国之饥饱；以山泽、桑麻、六畜之产，观一国之贫富。“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最后，谈谈山川的禁发与农事安排的关系。

先秦时代山林川泽的“禁发”，除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外，还有保证大田农业有充足劳动力的意义在内。故《管子·八观》说：

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裁]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生于谷也。

这是就一般年景而言的。山林川泽还作为储藏天然财富的一个“资源库”，在年成丰歉之间作调剂之用。在粮食歉收的年份，统治者就会开放山林川泽，让人民从山泽的资源中获取维持生计的资料，以安全渡过荒年。

总之，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对广义农业生产的“时宜”、“地宜”、“物宜”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与“人力”的调配和农事的安排有关。
三 传统农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过优秀的传统农学和发达的传统农业，它们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不但使中国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都已经落伍。我们现在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来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但我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并非一无是处，它仍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和有生命力的成分；西方的现代农业和现代农学也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西方现代农业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了。

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因而也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人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当前，片面性的、对自然掠夺式的发展，已导致地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支持系统的严重危机，综合性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就更加显出其永久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指导方针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一比较，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两者竟是那样的吻合。兼顾局部的、目前的利益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说：“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因而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提出“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的要求。现代学者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认为在经济的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采取“在利用中保护和在保护中利用”的原则。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实行利用资源的用养结合的原则，把“养”视为“用”的基础，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道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天人之约”。现代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经济系统应该建立在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生态规律。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形成天地人统一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视为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系统，把人的作用定位在“助宣气”、“助生阜”、“参天地之化育”之上。先秦时代“时禁”，不但基于对“天时”的把握，也是基于对生物生长规律的把握，或者说，它是建立在对生物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认识之上的；它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的经济活动要遵循生态规律。先秦时代保护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与现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办法也是一致或相通的。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和理论是我们勤劳而智慧的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之一，至今对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应当把西方的现代化绝对化，变成一个殭死的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讲现代化不能离开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农学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农业应当是一种生态农业，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结合。

在这里，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先秦时代即已出现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什么后来我国生态环境仍然受到严重破坏？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是理论本身的缺陷。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地球上存在“三种生产”：即社会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态环境生产，只有这三种生产协调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主要着眼点是协调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关系，即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注意遵循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中野生动植物自身的再生产能力；但没有注意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人的生产中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消费方式，都没有引起当时思想家的重视。先秦秦汉虽然也出现过“分土制民”、合理安排人地比例、人地必须相称的思想，但这只是从居民点设置或政区规划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关系的总体来考虑的。在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中，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对资源利用的用养结合，物质生产上的循环利用等，但也没有考虑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及环境的协调。我国历代都鼓励人口的增殖，而不知人口生产也应有所节制。而历史表明，人类自身生产如果安排不好，也会破坏物质生产与环境生产的协调。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引起的。

二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总体规划、全民动员（现在更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这在当时的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我国古代立法中虽然也有保护环境的内容，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更没有提到基本国策的水平。在分散经营、各行其是的条件下，盲目开发，滥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提倡节约消费，但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苛重租赋剥削经常导致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丧失土地，封建社会晚期人口激增更加加剧了这种情况，无地或少地农民涌向荒山、滩涂、边疆、牧区，盲目垦发，也导致了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这些看似农业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

可见，我国先秦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毕竟是很初步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相比拟。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引发环境与社会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反思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口、社会、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可持续发展才可能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空前尖锐的矛盾孕育着人类的新思维，而上述矛盾的解决将导致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历史已经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注释　
---------------------------------------------------------------------

* 这里所说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野生动植物资源。这可以看作当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个方面。对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先秦时代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精彩的理论，但由于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已属于“人化自然”，故本文不予论述。

[1] 《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言：“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礼记·王制》所谓“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与此同义。

[2] “禁”的另一面是“发”，因此，“时禁”也就是“以时禁发”。其内容很多，不限于保护林木。《吕氏春秋·上农》：“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这是概括而言的，并非四时皆禁，而是说四时各有其禁。

[3] 《睡虎地秦简·田律》中还有“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的记载，整理小组注曰：“荔，疑读为甲，《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即植物发芽时所戴的种皮。取生甲，采取刚刚出芽的植物。”

[4] 据王先谦考证，“百索”即百蔬。

[5] 丁士涵改“夫”为“天”（见郭沬若《管子集校》），亦通。

[6] “大寒降”是季冬之月，“土蛰发”是孟春之月。《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礼记·王制》：“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 “獭祭鱼”，《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均在正月。

[7]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作“禁罝罜�觯�设阱鄂” ；韦注“罝，当作罛，罜�觯�小网也”。罝为兽网，不应为水虞之所掌。改罝为罛，义虽可通，但“禁罝罜�觥庇搿吧柃宥酢辈欢猿啤Ｇ宥�增龄《国语正义》作“禁罝�觯�设阱鄂”；韦解“罝，当为罜，罜�觯�小网也”。近是。盖此文原应作“禁罜�觯�设阱鄂”，误为“禁罝�觯�设阱鄂”，韦昭注改“罝”为“罜”：或在“罝”下添小字“罜”为注，遂致窜入正文，成为“禁罝罜�觥保汉笕擞滞�把韦注“罝，当为罜”改作“罝，当作罛”。《说文》：“罜，罜�觯�魚罟也。”罜�隹商刂感◆~网，也可泛指魚网。夏天是鱼类孕别之时，故禁罜�觥�

[8]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178页。

[9] 《吕氏春秋·具备》：“宓子贱治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渔为得之，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吿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严刑在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形也）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淮南子·道应训》也有相似记载。 所谓“诚乎此者刑（形也）乎彼”，是指治政以至诚并表现在行动上。这一记载表明，先秦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不但运用立法和刑罚的手段，而且采取教育和感化的手段。

[10] 朱右曾说：“骛泽犹竭泽。”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豺祭兽”，《月令》在九月，《夏小正》在十月；“鸠化为鹰”是仲秋的物候。

[12]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13] 火耕和火猎的残留在甲骨文和反映周代情况的文献中均有记载，于此不赘。

[14] 上述两段引文方括号中的字据颜昌峣《管子校释》增补，参看郭沬若《管子集校》。

[15] 《大戴礼记·五帝德》也说：“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莱。”

[16] 闻一多改“祥”为“羊”（转见郭沬若《《管子集校》》）。“祈羊”是一种祭祀山泽之名，当与山泽的管理有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祭祀山川与山林川泽的禁发联系在一起，带有某种“神道设教”的味道。

[17] 吕文郁：《华夏文明与先秦时代的生态环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8] 对黄河流域上古时代自然环境和植被情况，学界估计很不一致。有的学者强调当时气候温暖、森林丰茂。我认为当时的森林当然比后世丰茂得多，但不宜夸大。如果上古时代黄河流域森林十分丰茂，覆盖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黄土就不会呈现黄色、碱性，黄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混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民谚在流传）。何炳棣把《诗经》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植被资料，和对黄土區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对照和印证，得出上古黄土区域自然景观是半干旱草原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正因为这样，生态平衡的破坏更显出其严重后果，从而促进了生态意识的“早熟”。

[19]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大戴礼记·易本命》：“子曰：夫天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以此相似。

[20]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就是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思想的一种反映。

[21] 《汇校》引唐大沛云：此句脱二字，当作“无杀童，无夭胎。”

[22]《旧约·创世纪》说：“大地厚生，生生不息，满载于世，征服它吧，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地球上走动的一切生物。”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这一豪言壮语，成为鼓舞人心的极大驱动力，把《旧约》的这一段指示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于“三才”理论与西方宗教观念的对立，参看游修龄《中国农学史·序》。

[23] 据《逸周书汇校集注》校改。

[24] 《群书治要》引《虎韬》云：“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则民顺其时矣。”

[25]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冬季树木处于休眠期，这时采伐，不但对树木的伤害最小，利于树木的再生；而且这时茎秆含水量低，营养物质少，采伐下的树木不易虫蛀和开裂，质量较好。

[26] 《国语·周语中》：“周制有之曰：……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