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演进的关系，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笔者在此主要是根据我国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自然环境变迁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原始农业出现的背景
距今一万三千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人类食物中的植物性食物比例逐渐增加，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细小化，尤其是磨盘、磨棒的出现，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原始农业出现的过程
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后，地球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温。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气候又逐渐转暖。此后，全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到距今6000年时达到高峰。气候的变暖和可食用植物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具体过程是：人们从发现和利用野生的植物（如野生稻和野生粟）到对它们重点给予关注和管理，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原始农业就产生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国南方地区植物栽培的出现可能接近距今1万年。需要指出的是，栽培的对象不仅有稻、粟等农作物，在有些地区最早被栽培的植物可能是胡桃、粟等坚果类或块根类植物。
原始农业的产生与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
我国南方地区（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的考古发现表明，原始农业与陶器的出现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大体同步。三者之间当有某些联系。陶器的出现应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更直接的可能是与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有关，即植物性食物在人们饮食生活中所占比重增大，及其所导致的烹调方式的变化和储存食物的需求有关。另外，陶器的出现也与人们的定居生活有关，而定居是以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为前提的，这又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变暖及由此带来可食用植物的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出现是自然环境的变暖、可食用植物的增加、采集活动的发展及定居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磨制石器的出现，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不无关系。砍伐森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修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与栽培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开垦有关。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进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后来出现的为满足金属制造业所需燃料而进行的对树木的大规模砍伐，是又一次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史前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8000—6000年间，在我国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新郑裴里岗和舞阳贾湖、河北武安磁山、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遗址为代表），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应当与此期间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有密切关系。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猪为主要对象的家畜养殖业也发展起来。当时的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5500年至4000年间，在辽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加剧，等级制度逐渐建立，显贵阶层掌握了部族的权力，各地区集团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各地出现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起来的城址和祭祀遗迹，反映出集团首领在调动组织人力物力的权限日益增大。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上个阶段环境的变暖以及由此出现的农业大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的可信性及对黄河流域人类生活的影响
在先秦文献中，常见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禹带领民众成功治水的记载。而关于其可信性，学术界颇多争论。2002年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的“希公”铭文中，明确记述了禹治理河川的事迹。它表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传说曾在民间广为流传。近年在青海民和喇家、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时代后期的遗址中，相继发现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前者还发现地震发生的迹象。陶寺遗址位于传说中尧的活动区域（今山西南部）。在这里，考古发现了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其年代距今约4300年左右。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址曾一度毁于洪水，而后又经重建。规模如此之大的城的兴建，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部落的成员，它应是一个有相当势力的区域集团的成员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状况。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在城内，已经出现了功能分区，加之在城内发现的墓地中，大中小型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的有无和数量及质量方面的差距已相当悬殊，从而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平等的原始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成为等级鲜明的复杂社会，初期的王权和国家业已出现。
气候变化对长江流域人们生活和
社会发展的
影响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石家河遗址发现的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大型城址，城墙外有宽数十米的护城壕，这些护城壕有些是利用天然河道，有一部分则是人工开掘而成。如果仅仅为了军事防御，如此之宽的城壕似无必要。根据其地形和地貌，估计这些城壕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抵御洪水的侵袭。由此可见，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对人类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在长江下游，前后延续达一千多年、并曾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其晚期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气候的变化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长江下游古环境的
研究，在良渚文化晚期，曾低温多雨，地下水位上涨，使海拔很低的这一地区很多地方成为沼泽，难以维系正常的农业生产，从而大大削弱了良渚文化集团的实力，最终导致良渚文化集团的分裂和衰落。
自然环境的变化虽不一定是导致良渚文化衰亡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夏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的环境原因
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从而打破了原来各方势力割据一方的局面，
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夏王朝在黄河中游的脱颖而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当是重要原因之一。黄河中游地区地处黄土地带，这里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更为重要的是，与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低，土地渗水性好，不易形成长时间的洪涝，洪水过后，人们可以较快地实行自救，恢复农业生产。有理由认为，环境因素是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夏王朝从小国林立的局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商周王朝相继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原因
夏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相继建立，使黄河中游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地位的形成，并非完全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之外，可能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曾发挥了作用。
首先，有迹象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的龙山
时代（即
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比较“世俗化”，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较长江流域的势力集团要少，这就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推动这一地区文明的发展。
其次，由于华夏集团地处中原，是连接东西南北的
交通枢纽，因而要面对周围地区诸集团强有力的挑战，这就迫使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包括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外来的威胁也促使其集团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首领权威的提高，加快了该地区王权出现和国家形成的步伐。
再次，由于华夏集团地处中原，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及其创造这些文化的势力集团接触，客观上使自己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样，就便于其兼收并蓄周围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使其文化与社会得以迅速的发展。
上述这些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原王朝的诞生。过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是在今后需要我们重视并加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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