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已经表明我们的讨论是基于这样一个预设的：自然是具有价值的。在这个大家都充分意识到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之严重性的时代状况里，这个预设显然是不应该受到质疑的。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自然为什么是具有价值的？或曰：自然何以具有价值？
显然，我们的讨论首先涉及“自然”这个概念本身。何谓“自然”？对于我们今天中西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来说，这仍然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必须首先加以澄清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自然”通常是指英语的nature；但另一方面，“自然”在汉语中的意思并非从来如此的。nature并非“自然”的中国本土意义。一般来说，在指自然界时，现代汉语的“自然”是一个外来语，它对应于英语的nature。这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自然”其实是一个西方观念，即通常是指的“自然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我们现代中国人在谈论中国文化传统时，一谈到“自然”，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偏离了中国思想传统，而陷入了西方话语之中。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我们经常看见现今中国学者们在这样谈论着道家的和儒家的“自然”观念。
但是，用来翻译nature的“自然”这个词语，本身原不是外来语，而是汉语固有的。道家和儒家都把“自然”作为重要的概念使用着，而且他们的用法有一个共同的语义平台，那就是“自然”这个短语的最基本的含义：自己如此。“自”即自己、自身；“然”即如此、这样。道家认为一切存在者本来是自己如此的，这就是所谓“道”；反之便是“不道”、“失道”。例如对于牛马来说，“穿牛鼻、落（络）马首”便是不道（庄子[1]），“不道早已”，不能“长生久视”（老子[2]）。道家这个观念对人来说当然同样适用：人的本性就是人固有的自己如此的东西，正如物的本性就是物自己如此的东西。所以，人对物，应该“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就是按物的自己如此的本性去对待物，在这种对待中同时保持人之自己如此的本性而不至被物化；同理，物、例如牛马对人，也就应该“人人而不人于人”，就是按人的自己如此的本性去对待人，在这种对待中同时保持物之自己如此的本性而不至被“人化”。总之，就是人、物各守自身的自己如此的东西。其实儒家也这样看，例如，生来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乃是人心的“自己如此”；反之便是“放心”（放失了本心）（孟子[3]）。儒家这个观念当然也适用于自然界，即自然界也是自己如此的。人和自然界都自己如此，才有可能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正是在这个共同的语义平台上，儒、道思想才进一步分殊开来。
当然，人们用中国固有的“自然”（自己如此）这个词语来翻译英语的nature不是全然没有一点道理的。在西方观念中，nature也是自己如此的；同样地，人的本性也是自己如此的，所以人性就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但是，西方观念跟中国观念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在对人和自然界这样两大类“自己如此”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分歧。在西方传统中，这种关系乃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置。例如在基督教传统中，人和自然之间就是这种二元对置，这里，物的价值取决于人的需要；同时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二元对置，那就是造物与造物主的对置，这里，人和自然界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上帝这个终极实体。稍加思考不难发现，这种二元对置蕴涵着一种悖谬：一方面，对人来说，他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是他的“自己如此”的本性。我们知道，这是启蒙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点。这里，“自然”或者“自己如此”是好的。但另一方面，被认识被改造了的那个大自然或者自然界已经不能称为“自然”了，已经是“不自然”的了，即是所谓“文明”的了，而这对人来说仍然是好的、即是应该的；反之，则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不好的。这里，显然，“自然”或者“自己如此”就是不好的了。这就是说，有的自然是好的，如人性（“人的自然”human nature）；而有的自然则是不好的，如“不文明”的自然状态（nature）。这就是西方观念所导致的悖谬，其根源存在于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置之中。
然而中国传统观念并非如此。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儒家的观念。
在儒家观念中，“自然”亦即“自己如此”的重大意义，打个比方，略相当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绝对自身所予”（self-given）的观念。当然，这里存在着区别：胡塞尔的“自身所予”是先验意识的；而儒家的“自然”不一定如此理解，也可以作经验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理解，虽然我个人倾向于先验地理解儒家的“自然”观念。无论如何，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自然”作为自身所予，所指的并不是任何实体或者“在者”，而是原初的本真的“在”本身。唯其自身所予，“自然”乃是无须前提的、自明的（self-evident）；唯其无前提的自明性，“自然”是存在论的最高范畴，即既是知识论的基础，也是价值论的基础，并且也是实践论的基础，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解决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其它所有问题的观念基础。从价值观念看，“自己如此”既是自然界的价值的终极根据，也是人的价值的终极根据。儒家既不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取决于人，也不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自然界，而是认为人与自然界各自具有价值自足性，因为两者都是“自己如此”的“自然”。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儒家观念中，“自然”并不仅仅被理解为与人对立的nature。这里既没有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置，更没有造物与造物主的二元对置。儒家所谓“天”，其实也就是自然，亦即自己如此（道家例如庄子也是如此理解的）。在儒家正统观念中，人性就是这种自然，并永远是这种自然。当然，上文说过，在西方观念中，human nature也是一种nature。但是，西方现代性及其启蒙观念的逻辑后果及实践后果，是人对自然界的背叛。只有改变了“自然状态”的，才是所谓“文明”的。所以，人是自然的逆子：他原本是自然之子，但他后来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对自然加以利用、征服，成为了自然的不肖之子、甚至自然的敌人。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就是明证。

而儒家思想则不然。人不仅是自然之子，而且还应该是自然的孝子。这个思想，在张载的《西铭》[4] 里有很透彻的表达：“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而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谓孝，《中庸》[5] 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继者，承也；述者，循也。孝就是继承和遵循父母之道。这就是说，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发展父母未竟的事业；同理，自然的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发展自然未竟的事业。这也就是《周易》[6] 所说的“干父之蛊”、“干母之蛊”[7]（“蛊者，事也。”[8]）。人之于自然，也就是继其志、述其事的问题而已。这里蕴涵着儒家的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自然，包括自然界这个自然、人这个自然，都是未完成的，需要人这个自然之子去继续完成。
那么，人凭什么继志述事、完成自然未竟的事业？《周易》指出：“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9]人是凭着自己的善性去继述、继成，即凭着自身的“自然”去继述、继成，因为善性正是人自身的自然。简单说，凭善性去完成自然，就是凭自然去完成自然，这种“人为”，其本身也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周易》所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10]。乾道就是天道。此处之“天”即谓“自然”，亦即“自己如此”。人得天为性，是说人性自己如此；物同样得天为性，也是说自然界自己如此；而人率性为道，就是说的人继志述事、继善成性。
在这种观念下，人与自然界就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和的关系。一方面，视自然为父母，你就不会想到要去利用它、征服它，而愿意去顺从它、孝顺它。另外一方面，人对自然也并不是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正因为人应该孝顺自然，他也就应该去继其志、述其事，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所以，在儒家观念中，自然，不论是人的自然，还是自然界，其价值都在于其“自己如此”。人的使命决不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而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11]，完成自然、完善自然——既完善人自己的自然，也完善大自然的自然。就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来看，人之完成、完善自然界，这是人之自然，因而也是人之价值所在；而自然界之被完成、被完善，这也是自然界之自然，因而也是自然界之价值所在。这两方面乃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过程。
注释：
[1] 庄子（约前369椙?86）：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
[2] 老子：道家创始人，春秋末期人。
[3] 孟子（约前372椙?89）：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4] 张载（1020?077）：北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西铭》：张载的著作，原为其《正蒙》里的一篇，题为《乾称》。
[5]《中庸》：儒家经典《礼记》篇名，后来的儒家核心经典“四书”之一。
[6]《周易》：儒、道核心经典之一。
[7] 出自《周易·蛊卦》。
[8] 出自《周易·序卦》。
[9] 出自《周易·系辞》。
[10]出自《周易·彖传》。
[11]出自《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