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我国农史研究有迅速的发展，农史研究的刊物有《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农业考古》以及新创刊的《古今农业》等，蟾得百花齐放，景象喜人，每年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数量是质量的基础，随着量的增加，就会有质的提高和突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论文，另一方面，数量和质量也有一定的矛盾，量的增加过快，质的比重难免有所降低，这或许就是量与质的矛盾和统一吧。作为 农史刊物和书刊的读者，和平时写一些农史文章，感到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是一个牵涉到方法论的问题，笔者不谙方法论，就把初步看到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举例说明。作为探讨的开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提到的问题，并非针对他人的文章面发，也包括笔者自己在内。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个人多年来发表的文章中，我是作为一种反思来提出这些问题的。

一、 追求愈古愈好愈早愈好的思想

李约瑟博士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学史，通过大量的材料搜集、整理、对比，肯定了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多个领域领先于世界同时期水平的丰富实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我国科技史学者接着也在这些方面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凡是经过科学的考证，客观地得出我国某项科学技术在历史上起源悠久，居于同时期世界领先地位的，无疑既有利于科技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和提高，也有利于在普及科技知识中培养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热爱祖国文化和热爱科技事业的精神，坚定地献身于现代化建设。这样的研究，是科技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无疑，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并非凭三言两语，一点实物和文献上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在农业史方面，中国也有大量的领先于同期世界先进水平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索。可能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又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些研究者在追溯某种作物、家畜、某种技术发明的起源时，产生一种愈早愈好的主观愿望，并千方百计从有利于这一愿望的方面搜集材料，避开不利于这一愿望的史料，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甚至错误的。

比如，有人考证芝麻（脂麻、胡麻）不是汉朝从西域传入，而是中国的原产，把中国的古籍中的单音词“麻”（公认的大麻）考证为芝麻，其所开展的论证是经不起推敲的（这里从略）。又如花生的问题，1981年《农业考古》上曾刊登广西宾阳出土了十万年前的花生化石，引起国内外的普遍怀疑和质询，以后更正为是人工的陶制品，根本不是化石。花生的起源牵涉到一系列植物地理、植物生态、分类等学科和历史文献记述的来龙去脉，如果只凭考古发掘的一点实物，又未经严格鉴定，便推断为10万年前的化石，显然是草率的，如果不急于发表，继续研究，就用不着紧接而来的更正，岂不更好。

再如，向日葵从明朝传入中国是有文献可查的，可是有人撰文考证古籍中单音词“葵”即是向日葵，因而2000多年前中国已种植向日葵，向日葵不是从美洲传入中国的。作者所作的考证是挑选“有利于”葵像向日葵的诗句，避开葵指蔬菜的诗句，也不查阅《齐民要术》种葵篇的文字（最详细的葵作蔬菜的文献）。这也是片面追求愈早愈好的思想，想借此得出向日葵原产于中国的结论。这和进一步探索向日葵到底在何时、什么途径传入中国，显然是两回事。

在耕作制的历史演变研究中，不少人引东汉张衡《南都赋》中“冬稌夏穱”一句话，说东汉时已实行稻麦两熟制；万国鼎先生曾撰文考证过冬稌夏穱问题，指出如果在河南南阳一带实行稻麦两熟在季节衔接上有矛盾，除非水稻实行移栽，才有稻麦两熟的可能。万先生的考证是有条件的，以水稻移栽为前提，可是后来的人都当作东汉已实行稻麦两熟来引用。其实光凭“冬稌夏穱，随时代熟，”是难以推断指稻麦两熟的。因为一年之中收获水稻、小麦各一次，可以在不同的田块，也可以在同一田块，如果不是同一田块，就不能称为稻麦两熟。一切复种的计算都是指同一块田的一年复种次数。“冬稌夏穱”这句话中并没有指出是同一田块。其次，穱作小麦解，只是注家中的一说，更有人释穱为燕麦或其他作物的，在穱还不能肯定是小麦的情况下，就说成是稻麦两熟也不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临海异物志》中有“丹邱谷，夏冬再熟”一句话，许多文章引这一条说东汉时浙江临海已有连作稻的记载。如上所述，一个地方一年收获两次稻谷，可以是不同的田块，也可以在同一田块，只有在同一田块一年收获两次稻谷，才能叫连作稻。这里的“夏冬再熟”是含糊的，并没有说明是同一块田，就无法排除是不同的田块。证之宋代方志如《嘉泰会稽志》，《绍定四明志》等都提到当时会稽、四明（今浙江绍兴宁波地区）一带的水稻品种已有早稻、中稻、晚稻之分，但都是一熟的稻田，有些早中稻收后种荸荠、蔬菜，晚稻田休闲过冬。合起来看，一年收三次稻，总不能说宋代绍兴宁波一带已有一年三熟稻吧。

二、 忽视对文献的检索、查阅、核对，对已否定的材料或错误的材料，仍作为肯定的正确的材料加以引用

例子之一是解放前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出土的陶片上稻谷的印痕；当时安特生报告的鉴定结果是栽培稻谷的印痕，这一鉴定本身并不错，但因该遗址的内涵非常复杂，并非是单一的仰韶文化堆积，国内夏鼐、杨建芳等有专文指出其为仰韶、龙山、西周等不同时期的遗存；而此后其他仰韶遗址出土的谷物都只有粟而无稻谷，所以安特生所发现的稻谷印痕不能归入仰韶文化，系属后来的遗物。但是仍有不少文章还沿用安特生观点，说5000多年前仰韶时期已种植水稻。

例子之二是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1955年）发现的炭化小麦，原先经金善宝鉴定为古老的圆锥小麦的一种，在中国已绝迹，因而推断为4000多年前淮北平原已经有栽培小麦，其历史可能早于大麦。但是到1963年有人对钓鱼台遗址重新考察认为不可能是龙山文化的遗物，而是西周时期的遗存（小麦系盛于陶鬲内）。1974年又进一步用14C测定炭化小麦的年代为2440±90年，即公元前490年，和上述1963年的推断一致。但农史方面一些讲到小麦历史的文章仍把钓鱼台小麦作为4000多年前加以引用，没有跟上文献发展提供的信息。类似的还有河南郑州大何庄的高粱问题，虽然后来已有人研究并撰文否定，仍有被作为高粱而引用。

还有一种情况是引用前人文献不是从原著中摘出，而是转录他人的引文，又未和原著核对，于是发生跟着他人错引而自己也不知道的情况。例子之一是笔者看到一篇考证香菰历史的文章，引《吕氏春秋》的话说：“蕈菜之美者，越骆之菌”，查《吕氏春秋·本味》篇的原文是“和之美者，阳朴之薑，招摇之桂，越骆之菌”，根本没有“蕈菜”二字，该文作者是转引别人文章的引文，未查对原书所致，推测其致错的原因可能是他所转引的那篇文章作者也是未查《吕氏春秋》原书，而是从《古书图书集成》草木典菌部所引的“和之美者，越骆之菌”而来，草木典菌部因为只摘引与菌有关的文字，所以省去“阳朴之薑，招摇之桂”二句。蕈菜二字可能在引文引号以外，转引时又误放入引号内所致。

例子之三是近来一些介绍中国古代森林保护的文章中都引《管子·地政》篇的话：“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见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以此证明古代森林保护之严格，其实《管子》中保护森林的言论很多（如主政、七法篇），唯有地政篇这段文字恰恰并非针对保护森林，而是保护矿物资源的，只要查一下这段引文上面的几句话便可了然：“山上者赭者，其下有铁，山上有铅者，其下有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因为是矿产资源保护，所以禁罚特别重。一般的违禁伐木，是不会“左足入，左足断……”的。

例子之四是有文章介绍埃及库巴民亚遗址出土了距今18000年的大麦种子（旧石器晚期），这就打破了流行的农业始于万年前左右的观点。经查阅原文（Science 78，Vol，25，4413期），该遗址共出土了三颗炭化大麦种子，这三颗大麦种子到底是栽培大麦或野生大麦，作者自己也不能肯定，因为遗址中缺乏其他农业耕作遗存的旁证。作者与其友人通讯，征求意见，其友人主张进一步研究，最好用电子扫描鉴定。结果如何没有报道，所以是未肯定的报告。但作为肯定的介绍，便变成埃及的栽培大麦已有18000年的历史，可说是破世界纪录的栽培史了。

三、缺乏文字的基础知识，遽作训诂的考证

文字训诂是考证史籍记述名物正误的有力方法之一。但是进行文字训诂的研究，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就从事考证，只能做些类似“拆字”的游戏。

例子之一是上面提到的考证单音词“麻”是芝麻不是大麻的论据之一是：“麻”字是房屋（广）旁边种植树木（林），屋旁植木当然不会种植粗劣不堪的大麻，必然种植味道香美的脂麻。这种考证也不去翻一下《说文》，就按现行的麻字写法，进行拆字。麻的篆文作*，是屋下从双*，*是表示从麻茎上剥下麻皮纤维，自小篆转为楷书，*（林）和*不易区别，便成为从双木，所以*误为麻，由来已久，虽历史上也有人提出纠正，一旦约定俗成，便改不过来了。

例子之二是，有一篇文章论证山东是古代野生稻的滋生地，因而也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依据之一是从“穞”字入手，说一些字书都释穞为“自生稻”，而《广韵》释穞为“禾自生”，稻穗也可称禾，所以“穞”是野生稻的专名可知矣。又说鲁是山东，穞字是禾旁从鲁，“正是鲁地是野生稻的故乡这一历史事实是最为集中的表现，否则，穭作为野生稻的代名词之‘鲁’，便完全失去它特定的历史内容，而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这种拆字分析是不顾“六书”常识，混淆了形声字和会意字的界限。穞只是一个形声字，鲁字是声符，除发“吕”的音外，没有实义。所以，穭的别体也可写作稆、旅等，同山东的地名无关。又，*（或稆，旅）是形容词，它的野生意义通常要和后面一个名词相连，才明确其所指，如穞稻才是野生稻，古籍中还有穞豆、穞麦等的记载，所以单独的穞很难肯定为即是野生稻。《齐民要术》种胡荽篇中有“穞生者亦寻满地，省耕种之劳”。指的是穞生的胡荽。

上述文章的另一推论是把“秦”字也通过拆字转义的办法，和“稻”等同起来。说秦的甲骨文写法是从双手持杵临臼，作捣米的形状，而“稻穗谓之禾”，所以双手持杵是在捣稻米，于是“秦与稻只有繁简及布局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殊不知禾可作稻解是长江流域以南的口语，在黄河流域，禾从甲骨文起，一直是粟的同义词，如果“秦”的特点是持杵舂稻，那么西北地区的大量禾粟也同样用杵舂粟又怎样体现？《汜胜之书》既有种禾的技术又有种稻的技术不是区分得很清楚吗？

四、对相邻学科和跨学科的有关内容注意不够

农史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横向联系较强，它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往往同考古学、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地理、生物遗传等发生横向联系。同一个问题，不同学科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有利于作纵向的深入，同时也有视野局限的缺陷。所以当牵涉到不同学科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时，我们应注意了解相邻学科的见解与进展。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精力总是有限的，超越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需要多请教、听取有关学科的意见，获得弥补。而不要认为相邻学科和自己的研究无关，不去了解。有一篇讨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的文章，认为稻作起源的最基本问题是起源的地点、时间和传播，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它离不开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论证要重视古代稻谷遗存、古文化和古地理的材料等。这些说法虽然没有错，但给人的印象似乎稻作起源的地点、时间和传播同生物学的关系不大，这是把生物学同历史文化和古地理条件等对立起来。知道如果把古代稻谷遗存的时间、地点和传播等的研究同生物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就会更为全面有利。

例子之一是上述秦即稻的考证文章就是完全从时间、地点和传播入手，不联系生物学方面与此有关的文献的。其结论是“中国稻作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住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间约距今7800年，理由为“大费人是首先发现野生稻并把野生稻并把野生稻驯化为人工稻的创始人”。作这样的推断，水稻的发源地、发现野生稻和人工种稻的人，发现的时间都有了，这个推断与其说对稻作起源作了进一步解答，不如说把这个问题增添了许多干扰，大费为什么是发现野生稻并且给予人工栽培的人呢？因为“费”变形为“*[上‘北’下‘米’]”，“*[上‘北’下‘米’]”即*[左“禾”右“北”]，*[左“禾”右“北”]是大费为野生稻所取的专名。可是甲骨文的“*[左“禾”右“北”]”，学者之间还有不同的看法，即释秜或释*[左“禾”右“北”]是两个不同的字，*[左“禾”右“北”]即稗，秜才是野生稻。据此，如*[上‘北’下‘米’]即*[左“禾”右“北”]也不能等同于野生稻，何况*[上‘北’下‘米’]是否即*[左“禾”右“北”]还有问题。现代对于野生稻的分布、分类，栽培稻的祖先种野生稻是哪一种等积累了大量材料，历史记述的穞稻或秜是相当于现代哪一种野生稻？这许多问题有些已明确，有些还有待研究，如果抛开这些生物学（即相邻学科）的研究动态不顾，只在穞、秜、*[上‘北’下‘米’]、*[左“禾”右“北”]、费上考证，便得出了发现野生稻的人、野生稻的分布地点、时间等，是没有说服力的，加上考证本身的许多问题，说服力更差了。现在，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表明凡是涉及横向联系较广的问题，作纵向的研究时，必须参考相邻学科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看法，自我封闭是不利的。

五、注意国外同类研究的进展不够。

国外研究科技史、文化史的文献有许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国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文献也日见增多。近年来我们已注意到翻译报道国外这些研究的动态，但是已介绍的内容只是一部分，更多的还没有触及。这其中有种种客观原因，如书刊的不能及时进口、交流的渠道不畅通、能翻译的人员不够等等。以致我们发表的许多文章，只有国内的参考文献，很少或没有国外同类研究的文献征引。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我们不看国外文献是自处于封闭的状态，而我们的书刊可以出口，国外对我们的研究水平一目了然，（个人所知，国内发表的较优秀文章，在日本几乎当年即引用或被翻译）。而国外的研究水平国内若明若暗，所知有限，这对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是非常不利的。加上我们的出版条件也不少问题，二者相互影响，导致我们的写书、出书计划，一再拖延，出版周期很长，写成的新书稿，到出版时快成旧书了。《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于1979年订计划，那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的农业卷还只有简单的提纲，可是由白馥兰女士所写的农业卷于1984年出书，600余页。而我们的科技史稿到1987年初才定稿，出书要待到1988年了，前后拖延了10年，以这种速度怎么迎接人家的挑战？印度的M.S.Randhama博士以一人之力，编写了三大卷《印度农业史》，于去年出齐。日本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博士（《稻米之路》作者）于1985年起主编《亚洲稻作史》，组织有关章节的撰稿人，约定1986年2月交稿，1987年上半年先后出齐了三卷本《亚洲稻作史》，第一卷7章332页，第二卷8章350页，第三卷7章350页，共22章1032页，从计划到出书头尾3年。这样的速度是对我们的作者和编辑出版部门的挑战。象《亚洲稻作史》这样的书，每卷售价4000日元（折人民币100元），销数不会太多，在日本照样能出版。如果我们写成这样的书（或翻译这部书）恐怕没有出版社能接受，因为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嘛。

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如果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将是交叉学科发展的时代（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我们农史学科也应注意这种发展的动向，开拓我们的视野，在某些方面伸出我们的“触角”，去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以改变我们研究工作中不同程度地脱离现实的倾向，使人们的研究与现代化联系，增强我们研究的信心和活力。老一辈的研究者有他们自己研究的基础和积累，作为学术带头人，要注意到年龄的变化，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一代去开拓这些新的领域。个人想到值得探索而目前还处于“缺环”或“空白”状态的有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是，从农业发展历史看，粮食、蔬菜、果树、纤维等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为什么它们因时代不同，其地位和重要性起着改变，有些作物兴起了，有些作物缩小面积甚至退出栽培了？为什么总的看，人类食用作物的数目趋向减少？（采集时期数千种，中世纪150来种，现代主要粮食作物只有12~15种）。这种减少的趋势是合理的吗？就中国而言，为什么菰米、薏苡、稗、粟、黍、荞麦、燕麦等作物的地位不断下降，有些甚至退出栽培？历史上曾处于较重要地位的作物，其中有没有重新发展的意义？我们不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却在不断发掘所谓“新作物”，而新作物者也即历史上早已种植的作物，如苋菜、魔芋（蒟蒻）、薏米等等。蔬菜、果树、纤维等作物也有类似的问题。发掘所谓新作物是衡量的标准变了，一些被淘汰忽视的作物，现代科学发现了它们新的利用价值和优点，所以给予再评价，结合农史是大有可探索的内容的。

其二是，古代人民的日常饮食营养水平，即所谓食谱，同现代人的食谱有什么不同？作物种类的改变同食谱营养的关系如何？历史上一种新的作物兴起或从外面引进、得到鼓励和推广，往往首先由于它们的产量高，适应性广，而不一定由于它们的营养价值高。为什么现代人的重大疾病如癌症、冠心病、各种缺乏症，在古代罕见？它们同作物的种类肯定有密切关系，这好像是营养学研究的事，但显然不是营养学家所能独力完成，需要和农史研究交叉起来探索。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它的意义将涉及到今后农业更为科学的布局和规划，是农史研究为未来人民的健康长寿作出贡献。

其三是，人口迁徙及增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人口迁徙、增殖对人口素质的影响。通常谈论较多的是人口流动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如唐以前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在北方，人口也以北方为多，南方处于未充分开发的“地广人稀”地位，农业也是“刀耕火种”，生活是“饭稻羹鱼”等。唐宋以后，北方因战乱不已，大量人口南移，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农业上去了，商业发展了，经济重心也南移了之类。人口迁徙中的无田农民——流民则涌向僻远的山区，毁林开荒，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等问题。而人口迁徙及增殖对于远地、异姓异族婚配而影响到人口的素质和优生学上的意义则几乎尚未顾及，其实这中间含有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体质、素质的孕育、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孕育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探索其中的历史规律，对于制订科学的人口政策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规划将有崭新的意义。

其四是，采用新技术，节省文献检索时间，提高研究效率。过去，研究工作者要化大量时间在阅读记忆资料上，看得多，脑子里记的多，本身便是博学的标志。但是掌握资料本身不等于研究，而是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现在流行“知识爆炸”的惊呼，更为单凭个人阅读带来困难。何况历来我们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的慨叹。现在已经有条件用电脑处理历史文献，如报载我国已经用微机处理《史记》全文，将汉语繁体字输入计算机内，采用仓颉—2000汉卡，建立起57万多字的语料库。只需几秒钟就可以从《史记》中检出所需的字、词、句，几分钟可以拿到打印材料，比手工方式提高效率几百倍。深圳大学中文系和电子系已完成《全唐诗》的自动检索系统，寻找全唐诗中任何一个字平均10秒钟。一句诗的出处，快的几秒钟，最慢的20分钟。该系统可以查字、句、诗题、作者等，统计出全唐诗字数为3311734字。台湾省也在将二十四史中宋以前的《食货志》输入电脑，建立检索、复印、统计等功能。在此形势下农史研究需要急起直追，把历代农书的内容分门别类输入电脑，以供检索查询之用。这项工作，别人不会代庖，必须农史界主动与有关的电子研究部门合作，促其实现，才使我们的农史研究不会落后于其他学科。

以上所举四方面的例子，只是个人临时想到的，当然，可以横向联系学科交叉的探索内容是极其多样的，相信农史界将会在这些方面展现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