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引 言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 、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 ”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並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並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並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係.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並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出土文献所揭诸的这些事实，疑古论者不愿承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成说，一是力图将出土文献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传统文献的记载来否定出土文献。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24]这一看法显然过於保守。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帛书《衷》第31行有“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等33字错简，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时则闭慎而观。易曰：聒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誉，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渊深而内亓华。易曰：黄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发之胃也。文人内亓光，外亓龙，不以亓白阳人之黑，故亓文兹章。易曰□□既没，又爵□□□居亓德不忘。单于野，亓血玄黄。子曰：人信！隐文且，必见之胃也。变而不能去亓文，则文亓信于”等147字错简。[25]这些错简的存在，说明帛书易传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並非其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应较其抄写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书《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记录汉文帝三年（前177）为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距 “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显然太近。其成书年代应该还得靠前。
笔者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中，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认为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是西汉人虚构的“孔子物语”，坚持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27]近藤浩之君也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28]那么，後来儒家为什么要喜欢《周易》呢？王葆玹解释道， “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作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29]但证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误显然。
上述郭店楚简《六德》篇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则亦才”，认为从《易》、《春秋》两书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人也”，认为《易》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既然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简说《周易》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还能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吗？还能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吗？王葆玹“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之论，当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旧说，[30]纯係猜测之辞。而近藤浩之竟本以为说，[31]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从上述郭店楚简的材料看，所谓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诸说，完全是错误的。
四
为证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为汉人的虚构，池田知久还从《要》篇“《尚书》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进行论证。池田知久认为“《周易》这个名称，在《春秋左传》里出现过十例，《国语》中一例，《周礼》两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汉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皆只单称为‘易’而不说‘周易’”。他认为《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的记载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这一名称而历来认为可靠的文献是西汉武帝期的《史记》”，“周易”这一名称是西汉初期人根据“文王演易”说创造出来的。帛书《要》篇有“周易”之称，说明它只能是汉初的作品。[32]这一论证，虽然基於日本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之说，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观点今天早已被证伪了。《春秋左传》、《国语》是先秦文献，这在今天中国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识。《春秋左传》、《国语》、《周礼》已多见《周易》之称，还要以此来证明帛书《要》篇晚出，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为“‘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欧阳生使用这一名称。因此，使用‘尚书’这一名称的《要》篇的成书年代，就不得不认为是西汉时期”。[33]王葆玹认为伏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则杜撰《尚书》名称之举，定是秦代的事了”，“帛书《要》篇提及《尚书》，绝不妨碍我们将它判定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书》名称为是，但以《尚书》名称为伏生杜撰则非。《尚书》之称当起於先秦，如郑玄《书赞》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35]
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尚书》之名起於伏生为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之说，[36]起於欧阳生为刘歆说.[37]他们的年代都晚于帛书《要》篇的抄写年代，更不要说帛书《要》篇的写成年代。我们怎能不信帛书《要》篇的记载而信後起的《尚书序》和刘歆说而呢？因此，以《尚书》之名来定帛书《要》篇成书於汉初根本就是错误的。
王葆玹为了证成其帛书《要》篇成书於秦焚书以後，不惜曲解帛书《要》篇的“《尚书》多矣”说。他说：
“《尚书》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据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释文，国内发表的释文中此字或写为“於”。应当作“勿”还是“於”，尚无法论定，但“勿”、“於”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无”、“没”之义，古书所谓“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两字又与“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体字。《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勿”，便意味着《尚书》各篇多已淹没或佚失。“於”通“閼”，《吕氏春秋·古乐篇》高诱注说：“閼，读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於”，便意味着《尚书》在当时已遭到禁止。看来，《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这不正是秦代焚书时的情况麽？[38]
“《尚书》多矣”之“”字，笔者原作“於”,以为是“閼”的借字，[39]当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则将其隶定为“勿”，以为是“物”字之借。[41]两说本来截然不同，王葆玹却说“《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实在难以信从。案此字与帛书《要》“用倚於人”、“不问於古法”之“於”比较，显为“於”字之右半。而帛书《要》“万勿润”、“不可以万勿尽称也”之“勿”字，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此字当为“”无疑。而“”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笔者的释文“”都写作了“於”。“於”当通“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条扶於。”[42]《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上林赋》“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与此“《尚书》多（疏）”相对。
帛书《要》篇所载孔子“《尚书》多（疏）”说並非孤证，《礼记·经解》就有相近的说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45]
孔颖达疏：
“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诬。[46]
孔颖达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实际是以简略释“疏通”。《尚书》纪事简略，以此“广知久远”，就会有“失之於诬”的危险。帛书《要》篇的“夫子”就是《礼记·经解》的“孔子”，故帛书《要》篇所载“夫子”“《尚书》多（疏）也”说与《礼记·经解》的“孔子”“疏通知远，《书》教也”说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尚书》多（疏）也”当指《尚书》记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而《论语·八佾》篇就有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47]
类似的说法，又见於《礼记·礼运》篇和《中庸》。[48]所谓“文献不足”，也就是“《尚书》多（疏）”，《尚书》对夏代、商代史事的记载太简单了。故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祥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9]
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实质还是“《尚书》多（疏）”，“文献不足”所致。
由此可见，说“《尚书》多（疏）”反映了“秦代焚书时的情况”，只能属无稽之谈。
池田知久又以为帛书《要》篇说明损益循环的部分是对《老子》损益观的的批判和克服，而“《老子》的成书年代在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对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书年代也大体上可以确定”。[50]池田所举表现《老子》损益观的句子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和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前者虽不见於郭店楚简，後者则见於郭店楚简的《老子》乙本的第三简。[51]池田认为後者表示了与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老子》关于损益的这些论述至少当形成於战国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池田以《老子》的晚出来确定《要》篇晚出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从逻辑上说，大多是使用丐辞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简《六德》篇和《语丛一》关於六经的记载从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关於帛书《要》篇的解释，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对郭店楚简的年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极力想把郭店楚简的年代往後拉。[52]但这样做有两大困难：一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对楚郢都一带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关於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认识，将楚文字和秦彖、汉隶翻过来。而这两点恰恰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最为成功的杰作，不是专门研究者，是很难置喙的。
池田知久则从他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出发，怀疑郭店楚简的可信。[53]笔者觉得，传统文献与帛书、楚简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当一致的，问题是疑古论者对传统文献的记载一是不信，二是误读。
比如《庄子·天下》、《天运》篇都六经並称，而马叙伦《庄子义证》认为《天下》篇是古注杂入正文，断为後人增入。[54]张恒寿更说这6句不是注文羼入，则《天下》篇的产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说《庄子》的《天下》篇等“据考证为西汉初期乃至武帝时成书的”。[56]而事实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曆 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5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两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其六经並称，与楚简《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59]
这些论述，疑古学者都以其为汉人之说，不予正视。其实可与《淮南子·泰族》以下一段话比较：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60]
《淮南子·泰族》这一段话很明显出於《礼记·经解》，如“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句，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近，“《诗》之风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就作“《诗》教也”；[61]“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与《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近；“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与《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近；“《易》之失鬼”，与《礼记·经解》“《易》之失贼”近；“《乐》之失淫”，与《礼记·经解》“《乐》之失奢”近；“《诗》之失愚”，与《礼记·经解》同；“《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与《礼记·经解》“《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近。言“六经”之序，首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次，与《礼记·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次近；但其後以《易》《乐》《诗》《书》《礼》《春秋》为次，将《易》提前至“六经”之首，则与《礼记·经解》不同，但从《诗》《书》《礼》《春秋》的排列看，其从《礼记·经解》化出的痕迹也还明显。由此可见，《礼记·经解》之说当在《淮南子·泰族》前。郭店楚简有《缁衣》篇，内容与《礼记·缁衣》基本相同。因此，今本《礼记》的许多篇章，原本就是先秦旧文。《礼记·经解》之说亦当如此。[62]只是疑古论者不肯承认而已。
《论语·述而》篇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段，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63]这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述而》篇，“易”字也作“亦”。[64]池田知久以为是孔子与《易》无关的重要证据。[65]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並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係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66]当为战国抄本。陆德明“易，如字。……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李学勤先生认为，“易”、“亦”異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中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汉以後，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易”、“亦”两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应是一种晚出的现象，在较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67]这一意见值得重视。如果以鲁《论》作“亦”为是，那末“出孔子壁中”的古《论》就难以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汉时“易”、“亦”两字音近，将“易”写作了“亦”，才有了鲁《论》的異文。因为古《论》是战国抄本，鲁《论》是汉代抄本，只有汉代抄本才会出现“易”、“亦”的同音通假。
退一万步说，即使《论语·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证明孔子与《周易》无关。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材料也足以说明。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缪和》；以“子曰” 论《易》的，有《繫辞》、《衷》。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更有《六德》和《语丛一》。我们能不信这些抄写於战国中期和西汉前期的文献，而唯以後出250年或100馀年的定州竹简为是吗？
池田知久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在方法论上有误。从逻辑上说，是使用默证。我们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只要先秦文献一条确凿的材料即可成立。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就必须穷尽所有的先秦文献。事实上，保留下来而我们能见到的先秦文献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原有先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以此有限的先秦文献去证无，其结论难免不会被出土材料所推翻。因此，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帛书易传诸篇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的记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
《孟子》不称《周易》，荀子《劝学》篇、《儒效》篇两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原因並不是当时儒家的经书里没有《周易》，而是因为孔子“老而好易”、提升《周易》的地位以後，儒家内部有所争议所致。《周易》进入六经较晚，又不象《春秋》没有争议，《孟子》不称、《荀子》罕及，说明孟、荀都象子贡一样，是孔子“老而好易”的反对者，在儒家内部，在《周易》问题上，他们与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诸篇的作者属于不同的门派。《商君书》《农战》、《去彊》多次称举《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68]也是因为《易》与《春秋》在先秦六经中後出，影响不及《诗》、《书》、《礼》、《乐》所致。这一解释，应该比以有限的材料去证无可靠得多。
结 语
从《论语·述而》篇、《子路》篇到《庄子·天运》篇、《天下》篇，从《礼记》到《史记》，从以《要》篇为代表的帛书易传到郭店楚简的《六德》、《语丛一》诸篇，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一再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面对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这大量事实，应该反省、检讨自己，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从自己的史观上去寻找问题。
参考文献
1. 钱穆：《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
2.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1982.
4. 张恒寿：《庄子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 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6.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7.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1995年1月。
8. 王葆玹：《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
9.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10.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1.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12.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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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此说较早的有钱穆（《国学概论》第23页）。近些年来国内有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张恒寿（《庄子新探》，302页）、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56页），国外有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等。
[2]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7页。
[3]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8、39页。
[4]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47页。
[5] 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
[6]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62页。
[7]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79页。
[8]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70-71页。
[9]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88页。
[10] 《说文解字段注》第102页，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11] 《宋本玉篇》第172页，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1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80、79页。
[13] 第42、43简虽称礼乐，但句式不类，故不採 。
[14]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 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见《包山楚简》图版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6] 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32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7] 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2号简。
[18] 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第125页，《信阳楚墓》。
[19] 《汗简·古文四声韵》第5、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 转引自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第10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
[21] 可见夏竦《古文四声韵》云“”字出自《古老子》，完全是信而有徵的。夏竦所见到的《古老子》与楚简本《老子》应该相近。
[22] 陈鼓应认为帛书《繫辞》是祖本而非抄本，显属常识性错误。说见《也谈帛书繫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第60页。
[23]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81页。
[24]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25] 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一册第33-35页。
[26] 廖名春：《〈缪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第213-2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7]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36页。
[28]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29]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页。
[30] 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第十一《〈易传〉多出自荀门》，此文写於1935年3月10日，今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31]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32]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8、39页。
[33]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7、38页。
[34]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5]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引,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15页。
[36] 《十三经注疏》第113页。
[37] 《太平御览》引，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页。
[38]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9] 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34页。
[40] 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第67页。
[41]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研究》；又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第7、18页。
[42]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8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3]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177页,萧统：《文选》第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4] 朱谦之：《老子校释》第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6]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7] 《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48] 参见《十三经注疏》第1415、1634页。
[49] 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340页。
[50]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4页。
[51]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图版》第7页。
[52] 见王葆玹1998年6月10日在炎黄艺术馆“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53] 在1998年7月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会议”上他曾当面质询过我。
[54] 转引自张恒寿《庄子新探》第30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5] 《庄子新探》第302页。
[56]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57]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0页。
[58]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
[59]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60]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1] 转引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
[62] 徐复观承认《礼记·经解》的“孔子曰”“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但又认为是作秦博士的荀子门人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组在一起，将荀子的《诗》、《书》、《礼》、乐、《春秋》扩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因而断《礼记·经解》“出於荀子门人之手”（《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其实，《礼记·经解》既然“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其六经並称就不可能“出於荀子门人之手”，徐先生夸大了《礼记·经解》与《荀子》的关係。
[63]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5]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91页。
[66] 班固注，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 编》第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7]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60、61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68]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以为《商君书·农战》篇称举《诗》、《书》、《礼》、《乐》、《春秋》，惟独缺《易》（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不确。据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2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春秋”当为“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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