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是中国传统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域。这些古村落的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组团的家族性、布局的整体性、民居的艺术性、建筑的历史性和景观的独特性。其保护性开发的主要方向是利用其独特的旅游观赏资源，发展旅游观光业。并以呈坎村为例作了保护性规划的实证研究。

【关 键 词】徽州 古村落 开发 规划 呈坎村

【 正 文】

　　 一、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点

　　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历史上就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程朱理学的发展、皖派朴学的繁荣，都标志着徽州文化向多层次、全方位化的历史迈进。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呈现出一派百花争艳的兴盛景象，哲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军事学、法学、商学、天文、地理、音乐、绘画、雕篆、徽墨歙砚、印笺刻书、居宅祠宇、村第、园林、佛寺道观、石坊牌楼、茶道、徽菜、徽剧以及各类工艺等，应有尽有，自成系统，而且多数领域均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徽州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徽州商品经济的发达。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商臻于鼎盛。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①］，足布“滇、黔、闽、粤、豫、晋、燕、秦……淮、浙、楚、汉”［②］，甚至“诡而海岛，罕而沙漠”［③］。俗有“无徽不成镇”之称。大部分徽州人属历史上的中原名族世家迁徙而来，“贾而好儒”的遗风犹存，因而导致了自两宋以来享有文献之邦“人物之多，文风之盛，称于天下”［④］之誉的徽州文化的形成。加之徽州“山水奇秀，称于天下”［⑤］，使徽州文化更富地域特色。仅从徽州各地保存下来的古村落的状况，即可窥视徽州地方文化的面貌。这里仅从村落形成的基本组成要素出发，谈谈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点。

　　 １．组团的家族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⑥］。中国古代村落，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制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许多村落从起源到布局，均表现出较强的宗族性。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村的房屋排列，由周围４６个小房子环绕着中心的大屋，就是这种宗族性的早期表现。宗族的核心表现是宗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念场（或称心理场）作用，许多村镇的建筑均以宗祠为物质中心和心理中心展开布局，形成聚合状的村落组团空间，如皖南黟县西递村中心祠堂，就起到了心理中心的作用［⑦］。许多村落中心均设有祠堂、戏台等公共活动场所，影响着周围民居的布局，安徽黟县的宏村、呈村、降村等，均是以中心的宗祠月塘或戏台为核心展开布局的。

　　 ２．布局的整体性

　　中国古代村落虽然不如古代城市那样有着严格的规划标准，但多数村落仍表现出布局上的整体性。比如说皖南徽州地区的古村落，兴建之初就重视村头组景，在进村口的地方，通常利用不同的山势、岗峦、溪流、湖塘，配置以牌楼、亭榭、宝塔、桥梁，形成优美的风水园林景观，当地人称之为“水口”。水口园林的出现，是明清徽州经济文化发达的产物，是《五杂俎》所言“新安人近雅”的结果。徽商对中国古代诗歌、园林、绘画艺术的追求和理解，推进了徽州“水口园林”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有规划理念的村落规划思想的一种表现。

　　 ３．民居的艺术性

　　中国古代民居，既讲究外型上的艺术效果，又注重内部空间的合理组合。如徽州古民居的青瓦、白墙，给人以淡雅明快的美感。徽州古民居以天井为中心的内向院落，为封闭空间发挥采光、通风、排水等功能，不仅成为具有导向作用的枢纽空间，而且天井可用来设置盆景、鱼池等，起装饰美化作用。由于采光多为二次折射光线，很少天然眩光，故能给人以静谧舒适之感。

　　许多民居，还精于雕镂装饰，通过宅门的门罩、窗楣、柱础等予以体现，其精美的雕琢，从工艺、构造到构图图案，均呈现出独特的艺术色彩。

　　 ４．建筑的历史性

　　古村落的识别标志，首先是它的历史建筑。一个古村落，一条古街道，一栋古民居，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向人们述说着曾经发生在它身上的历史和所反映的文化。如徽派古建筑，就以它精美的新安雕刻、淡雅的青瓦白墙、变化丰富的马头山墙和大量的楼阁牌坊为特色，反映出古徽州商人在明清时代，靠经营盐业致富后，为家族思想和乡土观念所支配，“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黄山市棠樾村的牌坊群，向人们叙述着封建时代忠孝节义的伦理和徽商的豪富；沙溪村的古井向人们提示着古代酿酒技术的高超和优美的民间传说；屯溪老街被誉为“清明上河图”；黟县西递村向人们展示着中原望族南迁的历史；斗山街比比皆是的高墙大院揭示了明清时期徽商集聚的热闹场景。

　　 ５．景观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村落，从形成之初就注重选择一种良好的“人居环境”，这种人居环境除了通常的良田美宅外，还与周围地势山林等物质构成要素有关。中国位居北半球，为了采光和防御冬季寒冷的偏北风，房屋多向南而建；为了耕作和取水，房屋多建在河之北岸，且北有靠山，即建在南向的缓坡阶地上。缓坡阶地上的村落排布呈现阶梯状，从山坡往下看，村落错落有致，构成良好的俯视景观，同时也构成理想的生态景观。

　　许多古村落选址一开始就考虑了景观的特色［⑨］。安徽黟县《尚书方氏族谱》对其村基选址经过的记述是“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翳”。徽州《湾里裴氏宗谱》对其村基的描述是：“面亭子而朝印山，美景胜致，目不赏给。前有溪，清波环其室；后有树，葱笼阴其居。”湖南衡阳《刘氏族谱》对其先祖选择王江一带为村基的景观描述是：“翠屏百尺”、“蜿蜒耸峙”、“卉木葱倩”、“土衍草肥”……，概括为“王江八景”。福建莆田《陈氏族谱》，也记述了陈氏村居地的“淇阳八景”。徽州的“水口园林”，融山水、村舍、田野及必要的点景建筑为一体，确实有“宛自天成”的景观效果。

　　此外，徽州马头山墙以台阶式的外轮廓线，给人以稳重厚实之感（不同于福建以起伏的波浪式曲线为特征的马头山墙），也是村落建构中一种难得的人文景观。

　　 二、徽州古村落保护性开发的主要方向

　　徽州古村落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历史文化价值高，古朴的民俗民风与美丽如画的乡村田园风光交织在一起，表现出独特的旅游观赏价值。因此，在交通条件和景点结合较好的情况下，徽州古村落开发的方向，应该以旅游观光为主。这既起到了发挥古村落文物古迹的社会效益的作用，也为搞好古村落保护提供了经济保障。

　　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介的宣传介绍，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古村镇，突然变为人们向往游览的地方，这也为古村落的开发昭示了方向。特别是皖南徽州的古村落群，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建筑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及广大游客纷至沓来。徽州古村落群的旅游开发也因此而形成气候。

　　“潜口明代民居”将十余幢散处的明代民居建筑按原样集中搬迁到徽州区潜口乡，集中保护，成为“徽派民居博物馆”，也因此而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旅游观光的主要景点。

　　黟县西递村，古民居集中，文物古迹众多且保存良好，成为黄山市和黟县共同开发的古民居参观游览点。

　　黟县宏村，山青水秀，有九曲十八弯的人工溪流，村中开挖的月塘，村头的南湖，如同明镜一般，把宏村粉墙灰瓦的民居，浓荫的古树，浮游的鹅鸭，映衬得如同图画，显示出宁静村居的幽美，有的国外旅游者称赞此地是世界最美的村庄之一。

　　隶属黄山市的唐模村，入村口即见三叠楼阁的路亭耸立道上，亭旁有小桥横卧，“开门”即成组景。前有“小西湖”，湖后山峦起伏，湖中有亭榭曲桥，是一组极好的“水口园林”。为了发展旅游业，村中的“檀干园”也已着手恢复。

　　黄山市屯溪老街素有“清明上河图”般的热闹景象，为了加强老街的保护，特请清华大学专家组制订了“屯溪老街的保护规划”，使一条渐于破残的街道变成了一条保持历史风貌和徽派建筑风格、经济繁荣、每年吸收大量海内外游客的游览观光街。

　　歙县斗山街是历史上商贾居住之地，深院高墙，古朴豪华，所作改建规划以保留原有风貌为主，对新建筑实行严格控制，同时对古街作必要整修，也已成为观光游览的要地。

　　可见，将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同时将交通条件较好地区古村落开发的主要方向面向游览观光业，是古村镇保护性规划的出路。传统建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只有在旅游活动中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其宣传教育价值。旅游开发并不妨碍保护，有效的管理才是加强保护的根本途径。

2002年6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1号井内出土了秦代简牍三万余枚，这是继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发现三国吴简之后，又一次关于古代简牍的重大发现。里耶古城地处湘西入蜀之孔道。在这样一座偏僻小城的古井中发现了当时弃入的官文书，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目前，这批考古简牍资料正在整理之中，其详细内容我们尚未全部了解。但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来说，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王朝，它涉及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里耶古城的发现及其古井中出土的秦代文书档案简牍的学术价值，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从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角度来看，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

20世纪以来，中国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古籍校勘和版本的研究；另一个便是考古发现的简帛文书和古籍的整理研究。我在这篇小文中主要谈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次考古发现重要古籍的事例，即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以及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古冢发现竹简本《竹书纪年》，这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今古文之争和古史的大辩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考古发现的古籍与当时学术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关系，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有四大发现：一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三是敦煌、新疆汉晋简牍文书的发现；四是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前三项都与考古有关。这四大发现的学术价值都是当之无愧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及其以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的考古发掘，整个改写了商代的历史。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内容丰富，从宗教到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无所不包，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敦煌和新疆（楼兰）汉晋屯戍简牍档案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虽然不属于考古发现的范围，但是它对明清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确实是无可比拟的。30年代，中瑞（典）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又在河西走廊北端的居延发现了近一万枚汉代屯戍简牍，这是继20世纪初敦煌、楼兰汉晋屯戍简牍发现后新增添的考古发现的古代简牍文书档案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考古学突飞猛进，在古代简帛文书档案和古籍的发现方面，成绩斐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如甘肃武威磨嘴子《仪礼》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古籍；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论语》；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周易》、《战国策》和医书、星占、相马、阴阳五行、导引，以及驻军、城坊地图等；甘肃额济纳河汉代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出土的近二万枚汉代屯戍简牍；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和法律文书；安徽阜阳又古堆1号汉墓出土的《仓颉篇》、《诗经》、《周易》和其它古籍；青海通县上孙家寨115号墓出土的汉代军事简；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屯戍简牍1217枚；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更修田律》、《秦谳书》、《脉书》、《引书》、《日书》和历谱等；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460枚；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448枚卜筮、司法文书等竹简；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两万余枚汉代屯戍 简牍；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上计、吏员、长吏等名籍，兵车器集簿，以及占卜、历谱和神乌赋等简牍；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效律》、《日书》和易占等竹简；湖北荆州郭店楚墓出土不同的三种写本的《老子》，还有《礼记》、《荀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以及有关“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简牍；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轰动一时，简牍总数已超过十万枚，其内容主要是官府的文书档案，包括各种名籍、簿籍、券书和司法文书。

二

20世纪以来考古新发现的古代简帛文书和古籍，就其整理和研究的现状来说，数量最大的是汉唐以来河西和西域发现的有关屯戍的文书档案；20世纪末又在内地的遗址和墓中发现秦汉至三国吴时期的官府文书档案，数量之大出乎意料。然而就学术成果而言，却远远不如所发现之古籍的整理研究，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学术研究状况是有其历史上所形成的根源的，即古代简帛古籍的发现多集中在经部和子部上，数量有限，而传统古籍整理有雄厚基础，在这两项具有优势的条件下，对新发现的简帛古籍的整理研究在学术界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成果。相反，官方边疆屯戍和地方行政的文书档案，从数量上远远超过古籍写本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速度也大大落后于古籍写本的研究。这是目前客观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就秦汉以来考古发现的官方边疆屯戍和地方政府行政文书档案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作一回顾。边疆和地方政府行政文书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不同于经历史学家用其自己的历史观来编纂的史料，其学术价值是极可宝贵的。因此，对我国古代这些最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简牍的整理和研究，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集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湖南和湖北各地。

新疆的汉文书档案主要是指尼雅、楼兰的汉晋简牍文书和吐鲁番、高昌的唐代纸文书。前者见斯坦因、黄文弼的考古报告，后者以解放后出土的为大宗，已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他那墓地的正式考古报告，也已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专家，并直接拨经费编写。

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孔道上。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即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汉武帝为保证通西域的河西走廊的安全，又开辟了断匈奴与羌人联络的居延战线。因此，在甘肃境内所发现的汉代屯戍简牍文书档案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发现的材料，大体上可以从王国维《流沙坠简》和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得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的居延汉简，有劳幹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4册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2册（皆为四川南溪石印本，其后考释之部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7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出版《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出版《居延汉简乙编》，包括了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8年5月史语所出版《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以前未收的简牍，特别是利用红外线摄影重新认清了模糊不清或表面已褪色的“空白简”上的字迹。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至此已全部整理出版完毕。1972—1982年居延发现的汉简，发表于1990年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和1994年12月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一书中，收录破城子、第四燧和卅#燧等地出土汉简7933枚，而同时发掘的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11000多枚，至今尚未出版；尤其严重的是这几个地点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也未出版。敦煌附近汉代烽燧如马圈湾、小方盘、酥油土和玉门花海等出土的简牍，大部分已发表在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和《敦煌汉简释文》中。而最为重要的是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掘，从考古工作告一段落至今已10年，除发表一篇考古简报，出版《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和零星简文外，正式考古报告和全部简牍释文图版，尚在编校之中。至于从上个世纪初斯坦因和俄国的科兹洛夫、西北科学考察团，以及80年代内蒙古考古所在黑城陆续发掘出土的西夏和元代亦集乃路的纸文书档案，数量很大，内容丰富，对研究西北史地和环境变迁有重要价值。俄、英所藏黑城文书提要已译成中文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巨资影印俄藏黑城文书原件；内蒙古考古所李逸友先生在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书》。在当前开发大西北的建设中，甘肃河西走廊从汉代到元代一直存在着屯田开发和环境破坏反复作用的过程，如何利用考古学的发现和出土文书档案的记录，来总结河西走廊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个十分可贵的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考古学研究课题，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甘肃发现的古代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我认为是在中国目前古籍整理工作中最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和湘西龙山里耶古城古井发现的秦简，是我国内地发现的古代地方行政简牍文书档案的两个宝库。走马楼吴简已出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上、下册）一书，包括《长沙走马楼21号井发掘报告》和《嘉禾吏民田家莂》，这是它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湘西龙山里耶古井秦简刚刚开始整理。前者是我国中古时期地方行政文书档案的实录，后者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急剧变化的秦代地方政府施政的记录，目前，我们尚不清楚里耶秦简的内容，但是，它的发现无疑代表着中国历史变革时期的最重要的史料。

三

根据上述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官府文书档案考古发现的情况，以及它的学术价值和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上的重要性，促使我们一定要做好它的整理出版工作。我不揣谫陋，谨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一、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及国家文物局加强对考古发现的古代官府文书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从人力组织上和经费资助上加大力度，加快整理速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早日出版。

二、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文书的整理，既是考古工作，又是古籍整理工作，而主要的是考古工作。从发掘遗址和墓葬开始，便要遵循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来操作；既要重视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又要重视简帛文书的出土遗址和墓葬的正式考古报告的出版，两者要同步进行。

三、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文书的整理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全部如实地记录简帛的形态及其在出土时的现场状况，要细心观察，记录当时所有的真实现象。因为我们要探求出土简册编联的原状，以便恢复已散乱了的简帛的原来内容，这项工作是整个考古发现古代简帛文书整理的基础。

四、考古发现的古代文书简帛的整理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譬如利用红外线识读简帛上已淡化或消失的文字。应确定在今后凡发表古代简帛文书释文时，必须要经过红外线识读，否则，这项古代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便是不合格的。

五、考古发现的古代文书简帛的学术著作产权属于集体所有。任何个人（包括单位领导人）无权将这批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特别是与此项科研（包括田野考古和简帛整理）有关的人员都应当是著作法权的所有者，不允许利用职权强行占有整理研究成果的违法行为。

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官方文书档案和古籍写本，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瑰宝，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品。因此，我们应该也必须做好这项具有国际学术意义的整理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