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帝王都城(皇城)的政治空间进行了尝试性分析。关于宋代的城市研究，斯波义信、本田知生、伊原弘等已作了许多精典的学术回顾①。本文依据笔者的看法，从宋代政治史入手分析。这一点需事先说明。

一 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

1．20世纪80年代前的定论期
在日本宋代城市文化研究方面，二战前活跃在学术领域的前辈们，例如加藤繁、曾我部静雄、宫崎市定、日野开三郎、青山定雄等已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科研成果。例如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 (上、下) (东洋文库，1952)中就分析了“行”、“草市”、“居停”、“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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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波义信：“围绕中国城市研究的概况——以法制史为中心”(《法制史研究》23，1974)，“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征”(《历史学研究》614，1990)，“对宋代城市化的考察”(《东方学》102，2001)，《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木田知生：“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7—2，1978)；伊原弘：“以宋代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况——木块拼花工艺的多面体解剖学”(《中国——社会与文化》2，1987)。

坊”、“交子”、“关子”、“商税”、“赊”、“房钱”等有关宋代的各种城市现象。日野在著作《唐代邸店研究》、《续唐代邸店研究》(三一书房，1992)中，详细地论证了唐宋间草市的发展以及兼营旅馆业、仓库业与饮食业的邸店的经营管理．青山在《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中，对有关驿站传送、河流运输、交通网络、商税等城市交通问题进行了论证。此外，加藤繁的《唐宋时期的金银研究》 (东洋文库，1925、1926)，《中国货币史研究》(东洋文库，1991)，宫崎市定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星野书店，1943)，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生活社，1941)、《日宋金货币交流史》(宝文馆，1949)《纸币发达史》(印刷厅，1951)，对金银的使用，铅钱、铁钱、铜钱的区域性流通，以及从使用铜钱到纸币的发展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论证。
以上介绍的研究文献因再版发行故有新版出现，但初版论文几乎都是二战之前到数十年以前的成果。据此，日本学者们确立了他们共有的宋代城市的共同形象。
在此，我们先看看关于宋代城市的一般看法。日本的宋代史学研究者一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之一是在商业领域中产生的“商业变革”①。这里，笔者打算通过斯波义信对“商业变革”的见解说明其特征。②
(1)显著的城市化现象
从汉代延续到唐代的由政府管制商业的“官市制”、 “坊墙制”等制度崩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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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唐宋变革》论，在内藤湖南的《支那近世史》(弘文堂，1947)、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教育夕イ厶ス社，1950)中有详述。
② 参阅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中国中世的商业》(《中世史讲座 中世的都市》，学生社，1982)
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城市内外都可以进行商业活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镇市、村市等market place。镇市、村市等处于城市化下层的中心地，成为新兴中层社会势力活动的场所，并逐渐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凝集核心。一方面，属于城市化上层的部分由于经济原因(人口增加、社会分化、商品经济化、交通的发展)等，功能较以前急剧扩大，但因行政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军饷、漕运、互市、市舶、专卖、科举、广域治安等，这些因素几乎支撑着这些中心地的城市化的一半，所以未能促使现代城市的发生。
(2)全国市场圈的建立及农业的商品经济化①
全国各地出现了物资的集中化与乡土化。伴随着商品流量的增大，出现了支票交易、金融信贷、金融惯例等高度货币经济化的现象。运输机构的发展，与运输合同有关的行规也应运而生。此外，货币经济向农民、手工业者浸透，出现了大规模的日用品、农副产品的流通。
(3)经济体制的转换
以唐代后期两税法的确立为起点，后来宋代的王安石改革了各种税收制度。之后，经济体制以土地私有化、商品、货币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前提发展起来。从商品、货币经济和体制的具体联系看，可以举出以下的例子：为适应小额交易而出现的大规模铸钱，铜本位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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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对斯波的学说有人提出了反论。就全国市场流通问题，宫泽知之在
《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 (创文社，1998)中，提出了以下
见解。即关于宋代的物流方面，与其说是商人们自律形成的市场物流。不如说是国
家通过财政管理，直接或间接地组织诱导全国的物资流通。此外，蛭田展充在“宋
初陕西的军食供给政策”(《史观》19，1997)，后藤久胜在《北宋时期河北粮草交易
的流通和京师交易铺的保任》(《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6，1998)中，对河北、陕
西两地的军食供给进行了研究，相继发表了看法。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其特点。即他
们继承了宫泽的研究視点，在研究军粮供给的构造上，从微观入手分析。以“路”
为起点，反映了商业活动中商人的真实情况。

通政策，国家发行纸币及信用证券，租税中的货币收入增加并成为募兵制的重要支柱、以征役制为基础的薪金官僚制度的推进，内地税(商税)的普遍成立。
因此可以说是有两种城市影像：一是伴随着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全国性的城市化现象；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层依旧与国家政治、财政紧密结合的城市影像。
2．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
(1)1980年后的新潮流
日本研究宋代城市的学者们，在“唐宋变革”及“商业革命”方面有一致的认识。1980年之后，学者们向两个学术方向展开研究。其中之一是，利用当时的史料复原城市景观，从而探明其历史性。
伊原弘的《唐宋时代的城市变迁——宋平江图之解读研究》(《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24，1979)、《江南城市形态的变迁——“宋平江图”解析》 (《宋代的社会与文化净，汲古书院，1983)等文章在对比唐与明清时期城市景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平江图”中勾勒出的苏州城内的结构，复原了官府公厅地区、寺观地区、经济区以及士大夫居住区。之后，伊原公开出版了《中国中世城市纪行》 (中央公论社，1988)、《中国开封的生活和岁时——宋代城市生活绘卷》 (山川出版社，1991)、《苏州，水上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讲谈社，1993)等著作。其中在《中国人的城市与空间》(原书房，1993)中，利用地方志中残余的州县地图，尝试了对城市空间的大规模复原．通过他的研究，确认了当时存在着只有县衙围墙而没有城墙县城和县衙建筑分散分布的县城，对以往以考察州城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伊原还从士大夫、社会救济、婚姻、公共墓地等角度对城市文化进行了多元的分析和研究①。
另一方面，梅原郁以《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料为线索，对开封、杭州这两个北宋和南宋的首都进行了多元分析．首先他进行了史料学的研究。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语汇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9)、《东京梦华录》(与入矢义高合译，岩波书店，1983)、《梦粱录》的译注(平凡社，2000)。另一个是梅原供职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合作研究，这个成果刊登在《中国近世的城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上．这本书中收录了梅原郁的《南宋临安》、斯波义信的《宋都杭州的商业核》、竺沙雅章的《宋元时代的杭州寺院和慈恩宗》、衣川强的《杭州临安府和宰相》、本田治的《宋代杭州及周围地区的水利和水利组织》、宫崎法子的《西湖与绘画——南宋绘画史初探》、砺波护的《唐宋时代的苏州》、宫泽知之的《宋代的城市商业与国家——市易法新考》、川上恭司的《宋代的城市和教育—以州县学为中心—》、森田宪司的《文昌帝君的成立——从地方神到科举神》、林和生的《中国近世地方城市的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等，阐述了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各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构造。尤其是通过合作研究绘制了不少像《南宋临安坊相桥梁图》、《杭州城内娱乐设施分布图》等复原图。
此外，梅原的《宋代救济制度》(《城市社会史》，米乃路瓦书房，1983)、《皇帝·祭祀·国都》(《历史中的城市——续城市社会史》，米乃路瓦书房，1986)、《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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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原弘在《宋代明州的官户婚姻关系》 (《中央大学大学院年报到刊号》，1972)、《宋代婺州的官产婚姻关系》(《中央大学大学院论究“文学研究科编”》6— l，1974)等文中论述了士大夫的婚姻问题，对美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与Robert P．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等成果密切相关。

边》(《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 东亚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0)等论文中，对国都的祭祀与城市空间、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进行了多元分析。另一方面，斯波在出版了有关城市与商业问题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后，致力于对区域间经济偏差、水利、市籴、城市化、区域开发等问题的研究。这些成果总结于《宋代江南经济史之研究》 (汲古书院，1988)一书中。该书除上述的杭州之外，对湖州、袁州、汉阳军、宁波、绍兴等地方城市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尤其对宁波，除了复原了城市景观之外，还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宁波的经济实态。
进入90年代后，久保田和男致力对北宋首都开封进行分析，编著了《宋都开封和禁军军营的变迁》(《东洋学报》74—3，4，1993)、《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和城市结构》 (《史学杂志》104—7，1995)、《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和西部》(《长野工业高都专门学校纪要》36，2002)等，从军事、治安、漕运功能等各个角度分析了首都的构造。而且从城市景观复原的观点看，近年有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论集(《读〈清明上河图〉》，《亚洲游学》11，1999)等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伊原弘、中野美代子、高村雅彦、小泉和子、清木场东、玉井哲雄、黑田日出男等从风俗、绘画、建筑、家具、漕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目前的一个新研究倾向是对城市空间的“场”的研究。与笔者交往甚密的日本宋代史研究小组，近几年出版了《宋代社会的网络》(汲古书院，1998)、《宋代人的认识——相互性和日常空间》(汲古书院，2001)、《知识分子百态——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城出版，2001)。这些论点涉猎广泛，其中之一是分析如何认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通过当时人们是否认识到在日常空间中形成的相互关联、分析了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中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关联性。在此介绍其中一部分：平田茂树在《关于宋代明党形成的契机》中，明确分析了宋代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科举、官僚制。提出了人们在以同乡、同学、同姓、同官等各种以“同”为机缘与纽带，创建的政治集团的构造。小岛毅在《作为思想传播媒体的书籍——朱子学的〈文化历史学序说〉》中，参考了法国历史学家Roger Chartier的“读书共同体论”，解析了通过阅读朱子学而形成的一个解释共同体．此外，远藤隆俊的《宋代同族网络的形成——范仲淹和范仲温》、川村康的《宋代“法共同”体考》、金子泰睛的《宋代流通史中网络论的效用——市场、商人、情报》等，论证了宋代社会中，人们如何以宗教、裁判、市场、情报为契机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过程。
城市空间的研究视线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结合而形成的“场”的分析和对城市文化设施的分析。斯波已指出，宋代虽不存在明清时期以同乡、同业而形成的会馆、公所等设施，但当时的祠庙、寺观等有类似作用的设施。针对祠庙进行研究的有须江隆，须江在《徐偃王庙考——关于宋代祠庙的考祭》(《集刊东洋学》69，1993)《福建莆田的方氏与祥应庙》 (《宋代社会的网络》)中描述了某一宗族通过垄断祠庙而拥有在当地社会中的指导权的史实。在《从祠庙纪录看“地域”观念》(《宋代人的认识》)中，以祠庙为中心，通过对官吏，在地士大夫、父老、百姓等如何参与祠庙建设的过程的分析，从其关联构造入手论证了在地社会的秩序构造。
青年学者也相继推出了对桥梁、州学等社会设施、教育设施的研究。穴泽彰子的《唐·五代区域的社会认识》(《唐代史研究》5，2002)主要是对先于宋的唐后半期及五代进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明确记叙了当时官府控制减弱后，人们以寺观为中心修筑桥梁，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情形①。
山口智哉在《宋代乡饮酒礼考——从仪式空间看大众聚会场所》(《史学研究》241，2003)中对以州学为主要场所的乡饮酒礼进行了分析。指出宋代的乡饮酒礼与明清一样，有体现地方社会秩序重新整合的一面，同时也有欢送科举初试合格等庆典仪礼的一面，同时还是地方士大夫对社会秩序进行相互确认的“场”。如须江、穴泽、山口的各篇论文所述，展示城市空间特征的各项设施有何机能?形成了怎样的“场”?这些都与人与人结合的问题有关，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得补充一点，即与历史学相关的各学科对城市文化研究的成果。唐之前，生活在城市的人被围困在“坊墙”、“坊门”中。日落后的活动也受“夜禁”制度的约束而被禁止。进入宋代，“官制市”与“坊墙制”解体，由于放宽了“夜禁”制度，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共有自由空间和时间的体制。再加上城市内部由于“侵街”而形成的商业空间的扩展、城市外部的被称为镇市、村市的商业城市的相继出现，以及交通的发展与商品流通的扩大，使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也应运而生。这些情景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资料、《清明上河图》、《平江图》等绘画以及碑文史料中有记载。例如，《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城外的虹桥，交织于运河中的船舶、仓库、饮食店以及城内办理商税的衙门，贩卖各种物资的店铺、酒楼、茶馆等鳞次栉比等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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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波义信在《南宋的中间领域社会的出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中，指出当时出现了以镇市为中心的，非国家及民间社会领域。士大夫上通官僚下聚民众，开展社会居动。斯波看到了南宋时期中国“领域”的出现．但依穴泽的观点，这种现象可能萌芽于唐后半期至五代之间。另外，有关城市寺观问题，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明舍出版，1982)、《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中有详细记述。

关于上述研究的具体成果，在此忍痛割爱，只介绍几部有代表性书籍。关于宋代的戏剧研究，有青木正儿的《青木正儿全集第三卷 中国近世戏曲史》(春秋社，1973)，爱宕松男的《爱宕松男著作集第二卷·中国社会史》第三部《中国戏剧史研究》(三一书房，1987)，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等成果。
关于宋代的饮食文化、茶文化的研究，有青木正儿的《青木正儿全集第八集·中华名物考·中华茶书·随园食单》 (1969，春秋社)，筱田统的《中国食物史》(柴田书店，1974)，《中国食物史的研究》 (八坂书房，1978)，中村乔的《宋代的烹饪与食品》(朋友书店，2000)。关于宋代传统节日的研究，有中村乔的《中国岁时史研究》 (朋友书店，1993)。关于宋代的出版文化，有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中砂明德的《江南·中华文明的源流》(讲谈社，2002)。关于宋代建筑的研究，有竹村卓一的《营建法式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70—1972)，田中淡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弘文堂，1989)，高村雅彦的《中国江南的城市生活·水城环境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
从这些书籍中可见，宋代的城市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宫崎市定的语言，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①。但对此还需要有一定的保留。吉田光邦在考证宋代生产技术的论证中指出，虽然在技术方面金、银的提炼，铜的湿式加工，陶瓷器丰富的产量，泥活字到木活字的发展变化，各种精加工技术中的些许显著突破等表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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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 (《史林》25—4、26—l，1940、1941)。

一定的发展，但未见引进新能源与新技术装置，工业水准依旧停留在手工业阶段①。此外，高村雅彦在分析《清明上河图》一文时作了如下记述：即房顶虽由草顶变为瓦顶，但根基处未见柱脚石、木基石，暗示着培土而建的可能性。元代之后，出现了房基以及承重构造可以适应屋顶负荷的结构方式，开始向建筑物大型化发展②。另外，斯波义信利用宋代的消费、义庄、救灾、生产水平等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了其远远低于明清水准的结论③。概言之，种种研究表明，宋代的城市文化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针对唐代而言的发展，与明、清时期相比，还有质的不同。

3．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可能性
概观宋代的首都开封、临安(杭州)时，令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它与汉唐长安、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在格局上迥然不同。例如，妹尾达彦在《长安的城市规化》(讲谈社，2001)中，将中国历代王朝的建都情形作了以下三分类。①新王朝初建之际开始重新测量、建设的城市(汉代长安，北魏平城，隋代大兴，元大都等等)。②沿用前代都城，并加以部分改造(北魏洛阳、唐代长安、明清时代的北京)。③将往昔的小城市扩建为都城(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尤其是南宋的杭州，是以回归开封为前提建设的临时首都(行在)，展现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建筑风格。例如，杨宽认为后汉以来，在设置于宫殿南方的祭坛和圜丘上举行祭天仪式、在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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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代的生产技术》 (《宋元时代的科技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
② 《〈清明上河图〉城市建筑考》(《亚洲游学》11，1999)。
③ 《宋代的消费·生产水准试探》(《中国史学》1，1991)。对食物史进行过系统研究的筱原统指出：传统的饮食内容及饮食方法确立于唐之前，宋代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明清时期关于饮食的新发展皆始于元代。不过，中村齐在著作中对筱原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宋代在中国烹饪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的烹饪技术奠定了今天的墓础。

南方的广场举行大朝会议等都很重要。并且指出，从“坐西朝东”到“坐北朝南”这一变化，表明了都城的宫殿位置从西南改为北方这一事实①。开封正好符合这一说法。但临安采用所谓“南宫北市”的构造，即南设宫殿，北以官僚住宅、商业区为中心。因此御街不在南门丽正门外，而是采取了从北门和宁门向北延伸这一模式。开封城内有汴河，临安城内有连接钱塘江和大运河的水路，四通八达，整体布局更重视水运。妹尾曾提到过，宋代之后，都城基本上都建在能充分利用京杭大运河、具有水上运输之利的地方。宋代两都全与水上交通密切相关。尤其是临安位于钱塘江河口，是港口城市，以大运河为据点，连接着很多城市．基于这一事实，有必要利用最近史学界使用的“港市论”并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②。
从政治史角度考察城市空间时，如前章所述，有必要考察城市的各个具体的“场”中结成了哪些关系，进行了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其关键在于所谓的政治空间。这里不妨介绍此方面的一个简单的尝试：表1概括了开封宫城内的主要建筑物。以下与元刊本《事林广记》“开封宫城图”对比论述。宫城内，以连接东华门和西华门的横街为界，将宫城分为内朝和外朝，外朝以宣德门、大庆殿、文德殿为中心构成。主要用于大朝会、明堂、大赦等国家级大型庆典仪式、集会。内朝空间是皇帝日常起居的场所，也是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皇帝以前殿视朝(垂拱殿)、后殿视朝(延和殿、崇政殿)的方式，与官僚们进行面对面商议，处理具体的政务。此外，还有皇帝的寝殿福宁殿、科举殿试会场兼宴殿的集英殿、讲论学问的迩英殿等等。此外还有图书馆和史料编辑室，还设置了宦官、皇太子、后妃，女官的生活空间。这————————
① 《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学生社，1987)。
② 斯波义信：《港市论》(《亚洲中的日本史》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种设计包括周围建有房屋的四合院和其前方的仪式、集会空间，后设家庭生活的私人空间，很像所谓的“前堂后寝”。我们从此处可以看到“皇家居室”的几个侧面①。

表1 北宋宮城之内朝和外朝
〈外朝〉大庆殿：正殿。国家最重要的仪式在此举行。正月元旦以及冬至的大朝会、明堂(政和七年完工之前暂时利用此地。南宋暂时使用文德殿)；接受与皇帝有关的册、宝；册立皇太子；郊祀等大礼时用来斋戒。
文德殿：正衙殿。举行常朝之地(无职务的常参官参见皇帝的地方。元丰四年废止)。朔望举行视朝之地(此制随熙宁三年废止文德殿入阁之仪而制定，六年改为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举行)。册封册立皇太后、皇太妃、皇后之地，皇太子冠仪之地。新任官僚行礼，加恩官僚行礼，外任官僚辞行之处(衙谢、衙辞。相反也有在内殿举行的入见、入谢、入辞)。
宣德门：宣布南郊郊祀等大礼后恩赦之地。受降献俘之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皇帝出行之地。设有人民击鼓鸣冤之登闻鼓。
其 他：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军民政重要机关；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翰林院；直属天子的秘密警察——皇城司，三馆、秘阁、国史院等宫中图书馆、史料编纂处；前往上朝、起居的官僚的等待之处的待漏院；皇帝文库(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
〈内朝〉紫宸殿：皇帝诞辰接受百官祝贺之地。望日视朝之地。五天一次由文武百官参与的在垂拱殿或紫宸殿举行的内殿起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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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稿《宋代的宫廷政治——从“家”的结构考察》 (《公家和武家Ⅱ——“家”的比较文明史考察》，思文阁出版，1999)。

续表

垂拱殿：每天举行前殿视朝之地。内殿起居之地。
崇政殿：旬假等假日视朝之地。后殿视朝之地。
延和殿：便坐殿。后殿视朝之地。
集英殿：宴殿(举行春秋大燕、诞节之宴)。殿试之地(神宗朝以前使用崇政殿)。
迩英殿：进讲之地。
福宁殿：正寝。
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之地(太皇太后、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是用内东门小殿或延和殿)。夜召翰林学士、经筵官之地。
其 他：统辖宦官的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殿中省所属之尚药、尚食、尚辇、尚温、尚舍、尚衣；与皇室财政有关的景福内库；皇帝直属武器库之军器库；与皇帝之书画、艺术、兴趣有关的翰林书艺局；与皇帝医疗、用药有关的翰林医官院等衙门；与皇太子有关的建筑物；后妃生活之处。官僚的政治空间：宰相会议：政事堂(元丰官制改革以后是三省都堂)尚书六曹议：尚书省临时谘问会议：尚书省、都堂。
《事林广记》中的图能多大程度正确地反映各种建筑的位置关系且另当别论。只是与唐长安城及清代紫禁城相比，北宋开封的宫城布局略显繁杂。唐长安城以三朝为中心轴而建，三朝分别为：以两仪殿为中心的内朝；以太极殿为中心的中朝；以承天门为中心的外朝。清代紫禁城内廷设三殿，从北向南依次为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外朝设三殿，从北向南依次为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午门、天安门以南北直线排列。
北宋开封中有大庆殿和文德殿，垂拱殿和紫宸殿东西一线排列，南北方向有两条中心轴线。一是大庆殿→紫宸殿→崇政殿；二是文德殿→垂拱殿→延和殿。布局稍显杂乱。
及至南宋临安，这种布局日益明显。杭州是以州城改建的“行宫”，绍兴十二年(1142)和议后建崇政殿、垂拱殿。后设福宁殿。淳熙八年(1181)建延和殿，宫殿内设施不断完备，但都非计划性建筑。其后，因宫内面积狭窄等理由，宫殿开始兼用。例如紫宸殿(“遇朔受朝”)、文德殿(“降赦”)、集英殿(“临轩策试”)、大庆殿(“行册礼”)、讲武殿(“阅武”)，其实只不过是使用时更换了垂拱殿和崇政殿的名称而已①。这种宫殿布局与开封城一样，现未做复原工作。近年，中国先后出版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复原图纸②，准确与否，有待今后研究而定。但从复原图看，垂拱殿和文德殿东西排列，政治管理以两殿为中心开展。
南宋宫城的构造有奇特之处。设于宫外的德寿宫是隐退的太上皇高宗、孝宗的住宅。南宋前期被称为“北内”。这儿与宫城(“大内”或“南内”)并称，是另一个政治中心．此外，据《咸淳临安志》卷十《行在所录》记载：“昭慈圣献孟太后宅”等皇太后、皇后宅设在宫外，以“后市”为中心而建。
据以上宫殿分布，可以推测皇帝如何使用这个空间。在此应注意“内朝”、“外朝”、“经筵”这三个空间。例如，吕中在《皇朝中兴大事记》卷一《正言兼读书》中记载：南宋的专权宰相秦桧为了掌权，对“内朝”、“外朝”、“经筵”这三个与皇帝日常活动相关的空间进行了细心的安排。下面以此三空间为中心，再现当时皇帝日常的一天。
我们先从李攸的《宋朝事实》卷三《圣学》中记载的北宋第三代真宗时期的事例为线
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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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舆服志，只是根据不同文献资料有不同记载。《梦粱录》8卷记载，大庆殿、文德殿、紫宫殿、集英殿、明堂其实为一处，只是不断更换不同名称的匾额而已。
② 傅伯星、胡安森：《南宋皇城探秘》(杭州出版社，2002)。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尚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传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以为常。
据这则史料记载：清晨真宗坐在前殿(垂拱殿)，接受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请对官等的上奏。辰后(上午9：00左右)进餐，再登后殿(崇政殿或延和殿)观武艺至中午，夜晚唤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这份史料过于简略，因而难以掌握皇帝处理政务的全过程。笔者曾据此史料对皇帝的一天的活动日程作了模拟，结果如下：
①皇帝在天亮前两小时左右于福宁殿起床，整理装束。
②薄明时(早上6：00左右，因季节不同有所变化)开启宫门，皇帝先在前殿(垂拱殿)视朝，在此宰相、执政及主要官厅长官、次官就重大政治问题上奏，这里成为皇帝聆听意见的“场”。1080年实行元丰官制改革前，以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为中心。官制改革后变为以三省、枢密院、尚书六曹、开封府为中心。中书(官制改革后为三省)主民政，枢密院主军政，三司主财政，审刑院是司法中心(官制改革后为三司，审刑院与尚书六曹合并)，由开封府负责首都行政．因为宰相、执政处于中书，枢密院处于长官、次官地位，中书、枢密院与宰执(宰相、执政的略称)可替换，他们在前殿奏对．此外，通过一定手续直接上奏皇上的人，被称为“请对”，但常被安排在后殿接见。
③辰刻(上午8：00左右)时，皇帝入内廷进餐，更衣后登后殿(延和殿或崇政殿)视朝。偶尔也会有把前殿的议论带入后朝讨论的现象。皇帝还在此接见“请对”者。“请对”者中，有负责评政、议政的“台谏”，也有作为皇帝顾问的“侍从”。此外，皇帝还须面见自己的密探“走马承受”，接受新任官员的谢礼以及外调官员的朝见(入见、入辞、入谢)。除接受以上奏折外，皇帝还须浏览三馆、秘阁内书籍，过目奏折等。这些政务要处理到午刻(午前12：00左右)。皇帝有时也在崇政殿、延和殿阅兵，以及处理每年一次的虑囚事宜(对未裁决的囚犯，皇帝进行亲自裁决)。
④下午时间皇帝通常在迩英殿开“经筵”(讲学处)。经筵官讲完后与皇帝谈论有关政务之事。
⑤夜晚，在内东门小殿内唤当直的翰林学士，经筵官寻问政务。从当时的记录看，也会唤宰执、尚书等各级官员。这儿成为皇帝接见官员的重要场所①。
皇城内政治空间的复原工作，是了解当时执政过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以上为考察北宋的政治空间而作了简单说明。我们也可以发现南宋临安的一些特点．
笔者近年一直在从事这么一项检验工作。即从周必大的日记史料中，推测当时的政治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例如《思陵录》这份史料记载了南宋初代皇帝高宗(这一时期高宗让位孝宗，称太上皇帝，隐居于德寿宫)从临危到死亡至埋葬这段时间的史料，是日记体笔记，由宰相周必大记录。从淳熙十四年(1187)开始，共作了三年的记录。这些大事记为研究南宋初期临安政治空间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以下摘录的是淳熙十四年12月条中的一部分：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条〉(画线处表示皇帝与官僚的交流。)
　　十二月朔戊辰。朝于延和。从驾过德寿宫。
己巳。歇泊不坐、入局。 内引宿直官刑书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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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拙稿《宋代政治结构试探——“义”对与“议”入手分析》(《东洋史研究》52—4，1994)及《宋代的宫廷政治》(《公家和武家Ⅱ——“家”的比较文明史考察》，思文阁，1999)。

庚午。延和奏事．
辛未。延和奏事。王相奏、东宫参决、欲月如覆奏事例。上曰、如此则太烦．予曰、其间条目亦多、更乞人圣虑、毋使致于壅滞。上颇以为然。宣谕云、更待理会。予奏、攒宫覆案使叶翥今日上殿。陛下宜戒以审细、不可止为文具、盖梓宫自高六尺、未闻石槨之类。上曰、江浙地薄、又春间水泉动。叶翥对、上逾以须子细。朕已令二月后方脩奉、四月发引。
壬申。从驾如月旦之仪。
癸酉。歇泊不坐、入局。
甲戌。国忌行香。
乙亥。延和奏事、呈封口库申审内合同支会子十五万贯充大行丧事所支费。予奏、据元申候将发引作料次支、今既未有日、未审先支、惟复少待。上曰、候二月支未晚。又呈眙报金国贺正使副完颜宗卞口李晏约初十日过界。上曰、礼物当受否。予奏、既是通信不过马币、非华好之物、恐难不受。奏事毕、予奏、元择今日、东宫新开议事堂议事、夜来却得关报、东宫为赤目在朝假、恐合令太史别择日。上曰、当别择日。施枢云、歲且尽、莫若就正月始和。上曰、然可以此意谕太史局。初天禧四年、太子亦以十二月就资善延见辅臣。予尝语诸公以为疑、故施枢因事及之。又宣谕、将来吊慰使来、合差接送伴。予奏、方欲奏禀、恐不测到来、须先差下临时使遣行。上令具寺监丞以上名。又问、李师邈、卿等识之否。众人云、熟。事起于医曾懷病愈、特转一官。上曰、忘记矣。浙漕郑汝谐暂权绍兴府、陛辞。上称其浙东视旱之劳。汝谐奏、昨首言绍兴骚扰、致降勅榜、然台谏诸司侍从相继有言、怨皆归臣、今徃应辨、乞赐保全。上曰、既如卿肯任、怨岂不主张卿。
丙子。微雨、延和奏事。
丁丑。旬休。
戊寅。朝于延和、从驾过宫。
己卯。不坐、入局．
庚辰。延和奏事。
辛巳。延和奏事。
壬午。常参官逐(延口)和起居。宰相升殿奏事。
癸未。歇泊不坐。
甲申。延和奏事。
巳(乙口)酉。延和奏事。
丙戌。腊假。国忌行香毕、清华奏事。
丁亥。旬休。
戊子。朝于延和．
巳丑。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不坐、入局、上批。
辛卯。延和奏事。
壬辰．雨、太后圣旨、免过宫烧香、不坐入局。
癸巳。早设素明幄于垂拱殿之东偏、上初坐后幄。
甲午。节假。
乙未。节假。
丙申。节假。
在12月的29天当中，表明在延和殿，皇帝和臣下进行对谈的有13天。此外，癸巳在垂拱殿的后幄中接见了金国使节。丙戌虽是腊假，但同样“清华奏事”。从中可以看出，皇帝几乎每隔两天接见一次臣下。延和殿或后殿(崇政殿)主要用于视朝，是因为这一时期为了应付高宗的垂危、逝世及服丧等接二连三的凶事。正殿，即垂拱殿视朝一事，在日记中始终未出现①。此外“旬假”、“腊假”、“节假”等定期休假，或者所谓的“歇泊不坐，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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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淳熙十五年正月以后，数次于垂拱殿设素幄召见了金国使者，这是为了避免在正殿召见而采取的办法。

等，表明孝宗下榻于德寿宫，结果在视朝处未见其身影。而是进了宰执办公的地方，可以推测宰执每天执政的情形。
以上是参照其他史料后的推测。南宋临安，通常使用与北宋同样的政治空间。前殿视朝(垂拱殿)，后殿视朝(延和殿或崇政殿)在经筵的“场”(祥义殿?)，夜晚于内殿召见等形式都是存在的。两者出入较大的是，南宋前期的临安城，以宫城(大内或称南内)和德寿宫(“北内”)①两大政治空间为据点执行政务，从日记中可以确认孝宗往来于宫城和德寿宫的情形。而且，据推测，因为政治性距离的扩大，皇帝和臣下的直接接触减少，从而促进了依靠文书的交流。皇帝经宦官转送给周必大的“御笔”文书及周的回信可以作为证据，这个内容以“奉诏录”这种日记体形式流传下来②。有关政治性距离的问题，今后有必要进一步详细论述。以前提到过衣川强的《杭州临安府和宰相》这一论文，其中在分析南宋宰相的居宅时，留意到了他们的住宅和宫城间的距离。南宋是专权宰相接二连三出现的时期，他们的居宅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宫城的主要的政治空间。德寿宫、专权宰相的相宅及宫城如何共同形成政治空间?这给考察南宋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提示。
另外，可以从与政治空间的关系来探讨政策决策过程。在整理中国政策决策过程中，我们发现，官僚制定政策的“场”与皇帝审批的“场”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周必大在《思陵集》中提及各种问题，其一是太上皇帝(高宗)的谥号问题。关于此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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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宗作为太上皇帝下榻德寿宫。此外，第二代孝宗也作为太上皇帝起居于重华宫(后改称德寿宫)。第三代光宗让位宁宗后作为太上皇帝住进了宁福殿(地点不明)。
② “御笔”是从北宋第八代徽宗时产生的，整个南宋都很盛行，在此不赘述政治空间与御笔的关系了。具体参考拙作《日记，从时政记史料考察宋代政治结构》(平成12—14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2003)。

个空间成为重要的“场”。一是皇帝与官员面对面交换意见的“场”，常被定位为“视朝”的“场”。该史料记录的是为高宗服丧时的事，所以“延和殿”成为皇帝与宰执交换意见的“场”。这里也是进行“对”(皇帝与官员直接会面的制度)的场所。三省、枢密院、尚书六曹等行政府的中心机构以及申请“对”的人依次在此与皇帝面对面交换意见。
宰执与皇帝进行“对”时，通常先由宰执上呈官府及官员的奏折，其后二人进行讨论，最终皇帝以“宣谕”的方式裁决。一般官员申请“对”时，有口头说明和上呈“剳子”两种方法。
其次是皇帝生活的“内廷”。皇帝不直接面见官员时，经常由宦官将“御笔”拿到宰执办公处交给他。而且还经常有皇帝夜唤“侍从”等官员们进内殿听取意见的事例。
还有一个，是官员们集众评议的“场”。宰执们在“都堂”(三省的会议室)抑或在等待皇帝的召见的“待漏院”进行商议。此外，皇帝有时还临时下令，唤众官员集中议事。在此情况下，一般以“礼官”、“谏官”、“御史台官”等为中心集合于御史台。简言之，在“内廷”、“内殿”、“延和殿”、“都堂”、“待漏院”、“御史台”等空间内，“皇帝”、“宰执”、“侍从”、“台谏”、“宦官”等人进行讨论，有时也通过上奏及“御笔”等文件进行交流。在这些政治空间里，执政主体是如何行动、如何决策的?把握这个过程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①。

4．小结
城市空间不仅指单纯的物理空间，也是具体地连接人与人的生活空间。笔者因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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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的方法论被称为政策决定论，是政治学的手法。关于此可参照拙稿《解读政治舞台后——宋代政治由研究序说》(参见《知识人的诸相》)。

是政治史，所以文章后半部提到了首都的政治空间。可是关于首都的政治空间的问题，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很多问题．例如，上述妹尾指出的首都的空间与祭祀仪式密切相关。因此复原祭祀空间、考察首都的城市空间也将成为重大课题①。
今后，在皇城政治空间研究方面，除界定考古调查的特定场所之外，还应对文献资料进行彻底分析．例如，《宋史》地理志、礼志、舆服志、《宋会要辑稿》礼、仪制，对方域的记述等。理解这些制度对粗略把握首都的政治空间有重大意义。但是，要考察这些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被使用的话，有必要熟读一些详细记述政治活动的各种随笔、小说、日记史料。本文以周必大的《思陵录》为资料依据进行了分析。随着综合比对文献史料的解读工作的推进，在政治空间结构复原方面将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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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原郁：《皇帝、祭祀、国都》一文有先见之明。有关唐代长安的诸多论文也尝试了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