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稿拟对前近代中国史的后半部，即宋至清中期约九百年间的研究现状与课题试作一综述，其中不仅叙述日本方面的研究，亦就管见所及，言及国际性的研究动向。从时期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状况及“近代相对化”的文化潮流中，研究者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以这20年来的动向为中心，同时亦涉及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的长期展望。
还有，我是专门利用汉语文献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而本稿应涵盖的研究范围，无论从时期来说，还是从使用的语言来说，都大大超出我的能力。凡超出我能直接把握的那些部分，则参考了各领域专家所整理的研究动向①，当然，本稿论旨之责由我来负。


一 史料状况

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宋至清史研究的史料状况，可以说这20年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尤其是有关清代的庞大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所谓档案，狭义来说指官文书，广义来说也包括契约文书等地方私文书，而不论哪一方面，研究者所能利用的史料数量都有飞跃性的增加。20世纪明清史研究中，以一直被广泛利用的《实录》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方编纂物及地方志、文集之类，当然现在仍未失去其重要性，而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的利用，近年来惊人增加，说清史研究迎来了“档案时代”亦不为过。
紫禁城内所保存的明末至清末的中央档案，渡过了民国初年散佚、毁灭的危机，20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开始整理，后来主要由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负责的整理出版工作，至今仍在进行。70年代后半期以来，北京和台北双方陆续出版了奏折、起居注、上谕档、题本等大型系列。以特定的专题为主汇集相关档案而印刷的资料集，亦出版很多种②。用缩微胶卷和数字光盘也可得到这类资料。
除中央政府的档案之外，近年来进展迅速的是地方衙门档案的利用。台湾的淡新档案早已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陆开发的四川巴县档案和北京的顺天府档案等府县级别档案亦引人注目，经过整理为研究者利用成为可能。此外，以民间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即私文书为中心的地方文书，也可举出台湾文书和徽州文书，以其为中心的整理与研究颇有进展，并被定位为探索地方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
这些官私档案的公开，特别对清史研究者应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史料宝库，而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则未必十分容易。对于今后致力于利用这些一手史料的研究者来说，掌握在庞大的史料之海航行的指针与技术，了解个别专题和史料定位的广阔视野，正确利用档案史料的文书学知识等，恐怕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20世纪的中国史学，形成了被称为“甲骨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等独特的学科，而“明清档案学”以及徽州研究者所谓的“徽学”，也许可确定为这些独特学科中的一员。
多语言性的研究。如下文所述，近年来宋至清代的研究，可明显看出这种动向，即摆脱一国史性的中国史研究，或以汉族为中心视角的相对淡化。这种研究动向，也是与超越汉语框框而使用多语言研究者队伍的扩大结合在一起的。对原来以汉语文献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出明确批判而清楚显示这一动向的，是元史(蒙古时代史)领域。认为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阶段，并向日本一般读者广泛强调其意义的杉山正明，主张日本的元史研究具有三重构造：①利用汉语文献作为中华王朝之一的元代看待的“宋元”史研究；②利用汉语乃至蒙语等“东方文献”探索“中国征服王朝”潮流的“辽金元”史研究；③利用“东方文献”及波斯语史料等“西方文献”作为贯通东西方问题的“蒙古时代史”研究。他指出这三个方向同时并存，并举出近年来显著的动向之一是将汉语史料和波斯语史料作为双璧，对涉及蒙语、藏语、拉丁语、维吾尔语等20多种语言的基本史料，以严密的语言文献学方法致力探究的研究者正在增多③。
工具书等的充实。与可利用的史料本身扩大的同时，对研究者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的是，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与译注，史料的校订和集成，以及因基础准备性工作而成为可能的研究便利性之增大等。特别是在宋史领域，以往工具书和译注等出版物一直很丰富，而近年来这一进程又加速了，介绍工具书类的可用性工具书也出版了④。在中国大陆，《全宋文》(1988年—)、《全元文》(1998年—)的编辑出版正取得进展，亦应特书一笔。
还有，作为近年来应注意的动向，必须举出史料的电子信息化动向。据说台湾中研院继二十五史、十三经之后，正在制作明实录和清实录的数据库。明清题本等档案，也以图像信息的形式被公开，研究者通过因特网从外国直接读取这些档案资料，正在成为可能⑤。在日本，京都大学已制成“宋会要辑稿编年数据库”等，中国史史料的数据库化开始了。这些使得研究者读取史料的机会均等化，同时，通过检索的极大简便，或许会改变今后的研究方式。

二 新的研究动向

正如谷川道雄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已失去追求中国史的体系化，另一方面则趋于博收新旧资料，解明事物情况细部的趋势”⑥，关于近年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动向，概括为脱离理论、脱离方法而趋于个别实证的说法很多。但是，这种乍一看脱离理论的方向，未必表明对方法论本身的不关心。毋宁说，现在对方法论的关注，恐怕是对战后历史学诸前提作重新审视这样一种脱离体系构筑性的倾向——从而未必是以正面形式之范例加以提示——乍一看即以个别实证的面目出现。《审视世界史》(岩波书店1990—1991)、《从亚洲出发思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5)、《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98—2000)等近年出版的各系列，其所收录的诸论考中很多都能感受到方法上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一点很敏感。以赛义德的《东方学》等为契机的文化与研究的兴盛，也把中国史研究卷了进去；在美国，《阵地：东亚文化批判》(1993—)等杂志，将有意使用脱离体系构筑手法的中国史方面的论文予以登载，并出版了相关的单行本，从而引起讨论。不过，另一方面，这种脱离体系构筑方向性批判的新鲜时期已经过去，而有内省化、谦恭化之嫌，时至今日，可以说批判本身存在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正暴露出来，力争形成具有百家争鸣活力的学界状况已成为课题。
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可以说，与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战后的亚洲史学中一直存在，近年来的特征是，这一批判已大大超过从前的“亚洲社会停滞论批判”的框框，而在更多方面展开。以下试对错综复杂、相互对立的这一动向作部分整理，并思考今后的课题。
当进行中国史研究“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之际，可以说往往出现两种相反的倾向。其一是所谓“东方色彩”，即固定地抓住亚洲社会特质与欧洲完全异质之倾向，而对其“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在这里，主张克服固定的、停滞的中国社会形态，并欲在中国内部发现前进的“历史”，二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倾向是，对把欧洲当作典型的“世界史基本法则”而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容易与重视中国独自的“型”与“个性”这种动向结合在一起。很明显，这些批判虽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靶子，但却互相有着相反的含义，二者很难取得一致。黄宗智指出的“中国研究的典型危机”⑦，即，欲摆脱停滞的中国社会形态而检证其自发性发展之研究，结果并不能说明中国与欧洲历史过程的不同，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这一问题恐怕也是与上述方法论上的陷阱有很大关系。
最近，扬弃上述二者，重视中国的个性而发展地把握其历史的尝试，做得很多。清楚地显示这一研究趋势的例子，在日本，可以举出的是中国史研究会的主张，即欲在世界史的“多元性发展”中定位中国史⑧，以及沟口雄三的“基体展开论”，即拒绝把欧洲作为比较基准的立场，而于中国固有的“基体”展开中来把握中国史⑨，等等。在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中，以欧洲为基准而强调异质性与强调同质性两种立场左右为难，为克服这种困境，其研究者往往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⑩。不过，这种方向所提示的具体历史形态是否能克服以往的缺陷，也有不同观点⑾。
在中国大陆，如上所述方法论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是与如何取得“西洋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并探求新的体制等实践性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近年围绕宋至清代的法文化的国际性讨论中，即可看出这种关注实践性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有趣对话⑿。
“中国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批判。那么，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而又如何把握中国史呢?上述各方面所直接面对的新难题是，所谓“中国”又是什么呢?“中国”这一实体当然存在并不断在发展，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握中国史呢?这种“中国”史又是否可与被实体化了的“汉族”历史等同起来呢?
对依赖于“中国”框框的“中国史研究者”的批判，人们认为包含着不同的倾向，其一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看中国，或以中国为中心看东亚这种研究者的不自觉的“中心主义”作为目标。
在宋至元史的研究中，恐怕可以说，其批判主要是围绕把握蒙古时代(乃至从辽、金、夏到蒙古时代的一系列内陆、北亚历史运动)而展开的。强调蒙古活力与“辽阔”的杉山正明等蒙古史研究者，向中国史研究者发出了语气激烈的批判，对这种批判会有反批判，其本身不也是一种“蒙古中心主义”吗?但其恐怕是了解这一点而作的战略性选择，于是，中国史研究者默默中一直依据的视野限定性就尖锐地问题化了。不过，必须指出，这种中国史研究者的观点，也不是完全不自觉地把汉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华意识加以延伸，应该说，它也有与内心要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战后历史学课题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面⒀。
若从明清时代来看，如上所述，把“中国史”框框作为批判性对象的动向，可以说是与如何理解明清中国的多民族性质这一问题相关联而论述的。近年来的研究所强调的是，明朝的建立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汉民族统治的复兴”，明朝初期汉族民族主义的性质很弱，明代华北社会呈现出多民族混杂的状态。清代研究既不应舍弃汉族以外动向单纯的明清连续史观，也不应强调满族对汉族高压统治的征服王朝论，大清帝国是包含多种民族而建立的国家，在重视这种事实的同时，并欲阐明其性质，这种动向受到瞩目。不过，虽说是强调清朝的多民族性，而由于视角的不同，所描绘的清朝国家则有很大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从“清朝中央”的视点出发，而描绘成包含多民族的灵活的“多民族国家”像呢?还是从清朝中央视点而未必是同一步调的蒙古、西藏、新疆或西南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观点出发，透视清朝国家的特质?这种视点之不同，对于在清朝国家领域和民族构成的继承上构筑近代国民国家，进而审视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应有状态，都会导致不少见解上的差异。
“国家”与“地域”。如上所述的“中国史”框框的相对淡化，不止于所谓“民族”间的问题，在汉民族居住地区也表现出“国家”框框的相对淡化，而强调“地域”的视点。战后历史学中几乎作为当然前提的一国史框架成为再检讨的对象，与此同时，“地域”乃至“地域社会”这一用语，在历史研究中常被使用，其在宋至清代的中国史研究中也不例外。但是，“地域”这一视角本身，未必是一个新的创建。在战后的亚洲研究中，与历史学有所区别的作为训练用的“地域研究”一直存在；从中国史学界来看，不论日本、中国，还是欧美，特别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于“地域”的各种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中国地域广大，不可一概而论，从这一立场出发，同质地域性或机能地域性地设定几个地域，可以说是通常的作法；再从把历史的基本要因看成是基层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立场来说，着眼于基层社会实态自然成为一种研究方向。在英语圈，与静态性、理念性的国家秩序相对比，通过地方社会纷争、统治状况来发现动态“历史”主张,在1970年以后变得十分突出⒁。
其中，若尝试对近20年的“地域”研究特色作一表述，则是否可以说，并不是以国家框架为前提或分割或集合来构想地域的，而是将人们所生活的“场”以更为灵活的形式来设定的，它包含着感受性的倾向。这种特色，当与战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或农村手工业研究的含义那样，和民族主义和革命靠拢这种意识划清界限。1973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依据前述英语圈的动向，启动了“中国现代区域研究计划”。又，中国大陆从1987年在广州召开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会议开始，“区域”一语作为一种方法性关键词而被自觉地使用起来⒂。这些“区域”所包含的视角未必统一，但可以说反映了现代中国大陆、台湾发展的复杂性，显示了划一的“中国”框框的再检讨乃至相对化正在发展。
日本近年来研究中成为话题、受到臧否各种评价的“朝贡体系论”和“地域社会论”等，大概也可以作为上述大潮流中的一环来把握。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论，并非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之“朝贡体制”，而是着眼于地域间的网络，其概念的核心亦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那种向心性，而是追求不带国家主义向心性的开放性的广阔视野。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也可以说是并非将“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中的“社会”作为问题的，亦不是要将“地域”的实体性框框作为特定的空间性范围而加以设定，而是将人们造就的各种各样的秩序形态，放到所开拓的“场”中作灵活考察的一种尝试。
21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与20世纪相比，“国家”框框会更加淡薄，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但这并不是说有关“国家”的问题已不需要了，而是说它意味着“国家”问题将以富有趣味的题目被重新定位。在“朝贡体系”论中，与体系中心的中国相对抗的周边国家的自立运动即民族主义，引人注目；而“地域社会”论方面，在当时人们多重的秩序意识中，“国家”观念又占有怎样的位置?这些都成为今后应积极探讨的课题凸现出来。
新的课题。此外，在近年来宋至清史研究中，反映社会问题和相关领域，而以往历史学中涉及较少的各种研究课题登场了。对性别、环境、技术、出版文化，以及礼仪、风俗史等新的关注即是明证。在这些新课题中，既反映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语言论性转变”、“现象学性转变”，把焦点放到对当时社会的“解释”与“认识”上；另一方面，也采用农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去探讨，超越人的主观意识而欲阐明历史的物质性侧面。这两个方向明显是相反的，其课题的广泛性，也许给人一种“关注问题的个别分散化”这种印象。但是，支撑以往学界热点问题的集中与活跃，乃是一种哲学性信念——认为历史是能够做出某种科学阐明的、在总体上具有“本质性”的实体，探究其发展即是历史学——如果考虑到它在今天有所动摇的话，那么，这些新的动向，也可以认为当是在这种大理论动摇之中，跟摸索更确实基础同时发生的与之密切关联的诸现象。


三 宋至清代的历史定位

如上所述，对以欧洲为模式的发展阶段论的批判已经很熟悉了。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关注的最大焦点是“时代区分”问题，这恐怕没有异论。若如此，那么现在中国史宋至清这一时段又应如何定位呢?取代发展阶段论的新框架存在吗?
以往宋至清代的中国史学，就分期上大的阶段而言，恐怕可以说是所谓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期。但在一直支撑理解这种变革期的欧洲模式发展论衰退的现在，研究者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不仅要论及具体的分期或其内容，而且要回答所谓分期究竟要做什么?
如果像以往那样，认为存在普遍性的发展阶段模式，并设定表示各个阶段的标志，研究者即向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中探求这种标志，在考虑到各个地域“特殊性”的同时，作出时代规定就可以了。当然，围绕各标志的重要性或存在与否等有各种意见分歧，不是用“中世”、“近世”等简便称呼，而应该用固有的具有实际内容的表述，正是这种共同的信念，支撑着当时激烈的分期争论。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野来看，认为不管各个地域的迟速之差，都当然地经由相同发展过程的信念，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中很明显的“20世纪性”的特殊现象。
现在，宋至清史的研究者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把中国史划分为几个阶段的尝试正在进行，其出发点并非被严密理论化了的内在发展模式，而是从现象上对世界各地域同时期显示的相似变化进行观察，或是实际上各地域相互间进行的交流与纷争之事实本身。例如，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宋元史，依论点而言，佐竹靖彦举出了“从农村时代走向城市时代的社会构造变化和从宗教时代走向学问时代的文化状态变化”，“从宏观来看，几乎是同时期出现的事实”，以及“作为支撑这种事实的机构，即以商业、交通为基础的相互交往及其实态”等⒃。“统合的近世史存在吗?”发出这一质问的亚洲内陆史家约瑟夫．弗莱彻，举出在16至18世纪的北半球人口增加、历史性变化加速、地方城市成长、城市商业阶层勃兴、宗教的复兴、农村的骚动、游牧民的没落这些共同的特点，主张其共时性的同一性理由虽不能明确说明，但单一的“近世史”的确是存在的⒄。认为在蒙古时代看出“世界史”诞生的见解，以及认为在16世纪国际商业发展的冲击下出现了多种对应，而欲对这一时期各地域的动向作说明的见解，都力图作出“世界史”性的构想，但同时又可知是在区别于“世界史基本法则”的方向上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说明的。
伴随这种方向，当进行各地域社会变化比较的时候，如何克服我们的思考方法不知不觉地按以往的欧洲基准设想，在这种形势下，作了多种解决问题的的尝试。关于16世纪以后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不能把欧洲经验作为特权化了的定向性模式来使用，在参照欧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同时，也要参照中国的经验来看欧洲，主张并运用这种逆向观点的比恩·渥的比较史方法论⒅即其一例。这种空间性比较观点的转换，也反映在研究时代推移学者的看法中。在“发展”的道路和标志以明确的形式成为研究者共有认识的时期，这种标志(乃至其类似物)显示多的时代，即作为发展的分期而登上了舞台。唐宋变革期或明末清初期等即是其例。但是人们认为，“发展”框架的动摇，却在以往关注较少的宋末至明初这一时代，也促进了对其历史意义加以审视的这种倾向⒆。

结 语

中国史研究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无疑是应该特书一笔的时期。以甲骨文、敦煌文书这样史料上的大发现为始，以明清档案等大量史料的发行、电子信息化而谢幕的20世纪，历史研究者能够利用的史料爆发性增多，这是空前的。而且很明显，中国史研究超越中国文化内部乃至周边的视点，以西洋这样的“外部”视点和理论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也是空前的。20世纪初梁启超讨论本国历史如何称呼的问题时说道：“吾人最为惭愧的是，我国没有国名”，既不是由各王朝名称命名，也不是由“支那”等外来的名称命名，而提倡以“中国史”来称呼自己国家的历史。他又与趋向自由平等的西洋各国的历史发展相对比，而痛恨中国史一贯呈现“专制政治发展”形态。梁氏这种些观点中所表现的对“国家”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一直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史研究者的意识。至世纪末，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多少有些淡化。我们是把中国史学史上的20世纪，作为被规定为“国家”和“发展”框架的特异时代而加以回顾的。
但是，这种相对化，当然不是回到它以前的时代。可以说，经由外部视野的研究者获得了世界史性的观点和方法而进行自我反省，其研究中国史的视野，以不可倒退的方式扩大了。批判“个别分散化”的现状，复活对大理论的追求，对这种尝试我们不能不关心，但这种“大理论”，恐怕不仅仅是自己研究圈内封闭性的“宏大”构想，而必须是追求将自己的方法基石以开放形式明示的，作为对话之场扩展的那种“宏大”。


① 特别举出《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和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年)所收诸论考，以及《中国——社会与文化》4至10号连载的蒲地典子关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动向之论文。
② 关于这类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朱金甫主编的《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作了综合性的题解。
③ 杉山正明《日本的辽金元时代史》，《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2号，1997年。
④ Peter Bol，Research Tools for the Study of Sung History，1990．
⑤ 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第九卷第三期，1998年。
⑥ 谷川道雄编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争论》，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第24页。
⑦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典型危机》(唐泽靖彦译)，<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
⑧ 中村哲编《东亚专制国家与社会、经济——从比较史的观点》，青木书店，1993年，等等。
⑨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论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⑩ 可举出威廉·罗(William Row)关于汉口的研究、余英时关于中国近世商人伦理的研究、黄宗智(Philip Huang)关于清民事法的研究等。
⑾ 当论及中国独自的发展状况时，使用自治、自由平等、世俗内的禁欲、形式合理性等语言来表示“发展”的标志，其间依然把近代欧洲作为模式，这种理念不是也被无意识地导入了吗?又，论述世界史的多元性发展之际，往往要指出各地域的个性，不是也给读者以固定的类型论的形象吗?人们认为，不止是单纯地“折衷”来克服以往议论的缺陷，这是极为困难的课题。
⑿ 例如，由中国大陆现代法研究者和法文化研究者编辑的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论文集《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即明显表示了这种关注。
⒀ “无论蒙古人，还是满洲人，因为最初都具有一定的统治力量，由于政治上达到统治汉族的程度，所以在元朝、清朝，汉人的政治权力被异民族夺走，应该说这未必是可悲之事”，对内藤湖南所论这种“清朝的中华思想和类似的文化主义”(增渊龙夫)，战后历史学将其作为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没有理解而成为批判对象(例如，增渊龙夫《关于历史家的同时代史性考察》，岩波书店1983年)。对内藤湖南的这种议论以及对它的批判，依今天的眼光应如何看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⒁ 关于美国的这种动向，保罗·科恩《理智的帝国主义——东方学与中国像》(佐藤慎一译，平凡社1988年)一书中作了详细叙述。
⒂ 关于广州会议的论文集，出版有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下)，中华书局1992年。
⒃ 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年)总说。
⒄ Joseph Fletcher，“Integrative History：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No．9，1985．
⒅ 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Cornell Univcrsity Press，1992，p．7．
⒆ 策划以宋至明历史的重新评价为主题的会议“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Histo-y?”(Lake Arrowhead，1997)的R．Von Glagh和Paul Smith指出，处在以往中国史学舞台上的宋和明末清初之间的元及明初，一直被不当地忽视了，要探究这一“黑洞”，其前后时代的定位当更加明确(ACLS所提供的规划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