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可以说是最具世界性及种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由于蒙元时代历史和世界历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所以,目前许多国家学者都从事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历史研究。
对韩国学者来说,蒙元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韩国先人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遗产中保存了不少有关这一代的史籍,例如,《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另外还有,《益斋乱藁》、《拙藁千百》、《圆鉴录》等高丽末年一些官僚文人僧侣的文集,以及《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龙飞御天歌》、《东文选》、《东国兵鉴》等典籍和族谱、碑文、文书等。在这些史料中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些史籍的价值,至今尚未有人作出全面检讨。
韩国史学界对有关蒙元史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以蒙古入侵和在蒙元支配下的高丽以及丽元关系为中心进行的从韩国史视角出发的研究。长期以来,在研究蒙古入侵时期高丽社会以及朝鲜社会方面,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韩国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由于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时代的记述,相对集中在出于民族主义观点的对蒙抗争史、朱子学接受问题为中心的非蒙古的汉族文化课题上,只是附属于韩国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研究大蒙古国以及研究元朝历史贡献不是很大。
第二,真正的蒙元史视角的研究。在第一代韩国蒙元史研究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高柄翊先生。他在二次大战以前留学于日本东京大学,受到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影响。他的《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一文,可以说是韩国这个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该文和其后发表的《元代的法制》、《丽代征东行省的研究》等,迄今为止,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奠定韩国东洋史学基础的金庠基,以及在研究北方民族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的李龙范先生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丽元交流史成为20世纪60年代研究的一个主流,这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觉醒有关。1965年11月拥有约30名会员的东洋史学会正式成立,对韩国蒙元史研究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70年代,最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出现了第二代学者。如金贵达、金种圆,还有专门研究丽蒙交流史的周采赫、研究蒙元时期军事制度的南相亘。另外还有吴贞爱、郑仁在等。
80年代的研究者同前辈相比,比较容易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及材料。这个时期重要的学者,有从研究蒙古幼子继承制度而获得硕士学位的孙贤淑,研究元代汉人士大夫追求新问题新意识的李玠奭,专门研究蒙元制度史的柳在成,另外,有金九镇、高昌锡等。这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周采赫以研究洪福源一家而开始,80年代以后在蒙元史的领域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元朝官人层研究》(1986)一书,可以说是韩国史学界研究蒙元史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
90年代以前,韩国从事蒙元史研究者除了汉文材料以外,大多不能直接阅读域外史料的原文,因此在史料利用及翻译方面都有种种问题,导致其研究颇有局限。这种情况在90年代前后大有改善。一些留学欧美并掌握了研究蒙元史所必需的语言知识的学者,从事教学活动并培养了一些学生。比如,专门研究中亚史的学者金浩东除了培养学生以外,还翻译有关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史籍,为韩国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柳元秀以翻译《蒙古秘史》等著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朴元吉掌握了古代蒙古语,这使他因对成吉思汗帝国的研究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最近,宋京根在埃及以《蒙古对东部伊斯兰世界的侵略(1206-1258)》一文而获得博士学位。从此有了利用阿拉伯文史料进行研究的人才。这说明韩国蒙元史学界对于蒙元时代的各种文献史料已具备了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
1990年12月,周采赫、南相亘、朴元吉等首倡成立蒙古秘史学会,他们定期举行研讨会或者到蒙古进行实地考察。后来,这个学会发展成了韩国蒙古学会。他们创办《蒙古学》、《韩国蒙古学术研究》等杂志。与此同时,韩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使韩国蒙元史研究的环境大大改善。韩国檀国大学开设了专门的蒙古学科也有特别的意义。另外,蒙元史相关的研究者,或者研究高丽时代的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有增加的趋势。
下面,分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人物、对外交流史等几个专题对韩国蒙元史研究作一简述。

一、政治史和制度史

高柄翊《元代的法制——蒙古习惯法与中国法的相关性》(《历史学报》3,1953)一文,阐述了元代法制的性质。他的《高丽忠宣王的元武宗拥立》(《历史学报》17、18,1962)一文,分析了元成宗去世以后发生的帝位争夺战,探讨了高丽忠宣王在拥立武宗即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高丽王朝对这一事件的对应姿态。
李龙范《奇皇后的册立和元代的资政院》(《历史学报》17、18,1962)一文,详细探讨了奇皇后势力日盛的经过、原因,以及在此过程中资政院的活动。80年代中期,周采赫采用计量学的方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元帝国支配阶层的身份构成方面的论文,如,《元帝国下的汉·南人(上)与支配层构造关联》(《东方学志》45,1984)、《元帝国下的汉·南人(下)与支配层构造关联》(《东方学志》49,1985)、《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以支配层构造与关联》(《领土问题研究》,2,1985)、《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与南人官人以支配层构造与关联》(《学林》7,1985)、《元朝色目官人的种族构成研究》(《东方学志——闵泳圭教授古稀记念论丛》,1987)、《游牧史上的蒙古以元朝色目官人的种族构成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25,1987)等。在这个领域上贡献很大。
金浩东《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展开》(《讲座中国史3》,知识产业社,1989)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成立过程及帝国的构造和征服战争的进行方式,涉及到蒙古帝国的分裂原因等问题。他的《贵由与他的时代》(《近世东亚洲的国家与社会》,知识产业社,1998)对于在东西方的大部分史料上受到否定评价的贵由,他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对拔都和贵由的不和、贵由的即位、他的统治内容、他的突然的死亡等一系列的事件的分析,认为窝阔台汗系的没落和拖雷系的掌权意味着蒙古帝国统一体制开始分裂的序幕。朴元吉《蒙古古代史研究》(1994)一书,利用《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的过程以及蒙古帝国成立经过及其特征等问题。
与蒙元时期的其他研究比较,元代中期政治史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其实,正确认识这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解元代历史的关键所在。李玠奭近年来致力于元代中期政治史和元朝的江南统治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填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空白。他在《元朝中期支配体制的再编与其构造》(《庆北史学》20,1997)一文中,认为14世纪初以武宗政权的成立为契机,发生了元朝支配势力的重组和色目军阀的抬头。特别是非汉法的、实务的、有草原传统志向的官吏的抬头。《漠北的统合与武宗的“创治改法”》(《近世东亚洲的国家与社会》,知识产业社,1998)一文,继续了上述研究。作者指出,武宗政权成立以后,大批草原势力居于朝廷核心地位,而且,他们对汉法的统治体制进行了修正,即所谓的“创治改法”。他认为,“创治改法”是14世纪初元朝进行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一大改革。
最近,李玠奭着重研究元朝对南宋征服和对江南统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元朝统治江南的性质问题。《元朝的南宋并合与江南支配的意义》(《庆北史学》21,1998)一文,通过对以往研究视角的批评,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忽必烈征服南宋和统治江南是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拥有先进的江南使元朝得以完成在官僚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皇帝支配体制。1997年,在“国家权力与正统性”专题东洋史学会冬季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元代的国家权力与正统性》一文,检讨了蒙古帝国可汗的正统性及元朝权力的正统性的物质基础问题。韩英根《关于耶律楚材的一考察以蒙古帝国的对汉人政策为中心》(《东义史学》5,1989)一文,以耶律楚材的活动为中心,检讨了蒙古帝国初期对汉人的政策。元末政治史方面,全淳东《元末的农村社会与叛乱以华北地方为中心》(《人文学志》6,1991)一文,考察了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及矛盾等问题。《元末动乱期的汉人地主与朱元璋》(《忠北史学》6,1993)一文,分别考察了元末动乱期汉人地主的存在形态、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等各方面。
南相亘发表了一系列军制方面的文章。他的《元朝的千户制与宿卫镇戍军制度》(《史学志》11,1977)一文,探讨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特有的千户制和世祖以后汉化的宿卫军制度。《元代世祖时代的军制》(《安阳工专论文集》3,1980)和《在汉化过程中蒙古兵制及枢密院》(《中国学论丛》,1983)两文,通过对枢密院、行省、行院、宿卫军、军户、军万户府等的考察,分析了元代军事组织的基础。还有《关于成吉思汗军队的军事技术发展小考》(《宋甲镐教授停年退任记念论文集》,1993)一文。有关元代行政组织的研究仍少见。金贵达《关于蒙古地方行政的弱点》(《史丛》1,1955)以达鲁花赤制度为中心,考察了蒙古地方行政方面的一些问题。柳在城《关于元谏官察官制度的变迁》(《首善论集》8,1984)探讨了元代监察制度的变迁过程。同氏还有《关于元代御史台职能的小考》(《首善论集》11,1986)一文。
韩英根《关于窝阔台汗时期户口调查的意义》(《釜山史学》29,1995)一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地考察了窝阔台汗时期的户口调查。他的《关于元代盐专卖制度的性格》(《东义史学》9·10,1996)一文,探讨了元代盐政的问题。包括食盐法和引法、盐引的销售方式、盐价的波动、私盐的盛行等。作者还撰有《关于元代盐官之一考察》(《领南史学》14,1996)一文。

二、社会·经济史

高柄翊《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研究》1,1949)一文,全面考察了元代伊斯兰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是一篇颇见功力的文章。对于游牧封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至今在学者中尚无一致的意见,孙贤淑《游牧社会封建制论》(《釜山女大论文集》15,1983)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考察了游牧社会封建制成立问题。同氏《关于蒙古的继承实行以蒙古帝国期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16,1981)一文,探讨了蒙古帝国时期幼子继承与其他诸子的继承权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撰有《元代色目人小考》(《釜山女大史学》1,1983)一文。李玠奭《元代儒户之考察以户籍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17,1982)一文,利用元代文集、地方志、石刻资料,考察了元代儒人户计的设定背景、儒户分拣、儒籍编成的实际情况、儒户的管理等方面内容,着重研究了元代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他的《元好问(1190-1257)的士大夫意识之考察金元鼎革期汉人士大夫的动向》(《高柄翊先生回甲记念论丛》1984)一文,通过分析金末元初的文士元好问等士大夫的动向,力图细致地再现金灭亡以后华北地区汉人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关于蒙古帝国成立期商业之考察》(《庆北史学》9,1986)一文,在吸收高文德、那木云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蒙古社会内部的生产发展原动力以及商业出现的必然性问题。《郭畀的〈云山日记〉之考察14世纪初浙西士大夫层的生活素描》(《庆北史学》14,1991)一文,通过《云山日记》考察了元代浙西地区士人层的生活和他们的官宦情况,以及地方学校及它的性质等内容。同氏《元末〈水浒传〉的成立和宋元社会》(《中国语文学》24,1994)一文,检讨了水浒传故事的原形及元代《水浒传》成书的时代背景和撰者、版本等问题。指出,元朝政治弹压促进了长篇叙事文学《水浒传》的出现。同氏《14世纪初漠北游牧经济的不稳定和部民生活》(《东洋史学研究》46,1994)一文,探讨了14世纪初漠北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及部民的贫困化问题,很有创见。同氏《元朝中期的财政改革与其意义》(《庆北史学》21,1998)一文,致力于探讨元中期财政破坏的原因。同氏《元代的哈剌和林,其兴起与盛衰》(《蒙古学》4,1997)一文,对蒙元时期漠北的中心定居城市哈剌和林的盛衰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
另外,在社会史方面,李光奎《蒙古族的婚姻考》(《历史教育》10)一文,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元代婚姻习俗。吴贞爱《关于元代高丽奴隶》(《君子史学》6,1979)一文,将高丽划分为前后期考察了高丽奴隶的性质。此外,还有赵启缵《元军的高丽屯田考》(《东亚大论丛》等文。

三、思想·文化·人物

金种圆《关于元代国子学和太学》(《东洋史学研究》3,1969)一文,分析了国子学的职能,探讨了元代的教学体制问题。权重达《参与朱元璋政权的儒学者的思想的背景考察》(1987)一文,分析了金华学派,论述了它在建设明代的国家体制上的贡献问题。同氏《元朝的儒学政策和元末的儒学》(《人文学研究》18,1991)一文,分别考察了元代的朱子学重视气氛、学问水平问题。同氏《元代儒学与它的传播》(《人文学研究》22,1995)一文,考察了元代儒学的情况,与此同时,也分析了元代儒学传到高丽的过程。池富一《元代朱子学的东传》(《仁川专门大学论文集》17, 1992)一文,探讨了高丽的朱了学的接受过程。《元代性理学》(1993)一书,是以金忠烈为首的11名学者的相关的论文合编而成的,从相关的角度分析了宋、元、高丽的性理学。
关于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金贵达《辽金元三史和它对中国的影响》(《全北史学》16,1993)及郑夏贤《元朝的正统论和历史编撰辽、金、宋》(《公州师大论文集》19,1981)分别探讨了三史的编撰过程和正统论的展开以及元朝的态度及士大夫的动向等问题。金阳变《关于辽、金、宋三史编撰——以下诏时期与早期未成的原因为中心》(1989)一文,考察了朱子学官学化问题和三史编撰的关联问题。另外还有,金泽中《〈元史·列女传〉的收录基准和叙述形态》(《中央史论》10、11,1998)一文。金芳汉的《蒙古黄金史考》(《李相佰博士华甲记念论丛》)、《黄金史研究(1)》(《东亚文化》6)及《蒙文史记黄金史》(《东方学志》14,1973)等文,是关于蒙古初期的历史研究和语言方面的研究。另外,介绍《蒙古源流》的有崔鹤根的《关于蒙古史资料与蒙古源流》(《东亚文化》1,1981)一文。闵泳圭的《〈老乞大〉辨疑》(《人文科学》12)和李基文的《蒙古〈老乞大〉研究(《震檀学报》25)是分析蒙古老乞大的著者及其成立时期问题等。周采赫《〈蒙古秘史〉译注与其问题点(1)》(《北方民族史研究》1,1995)一文,是有关蒙古民族起源的《蒙古秘史》的第1节到第九节的译注论文。
论述元代历史人物的文章,金贵达的《成吉思汗专题研究》(《全北大学校论文集》14,1972)、《由秘史上看蒙古太祖的研究(1)》(《史学志》3,1971)及《由秘史上看蒙古太祖的研究(2)》(《大丘史学》4,1972),通过对《蒙古秘史》的分析,考察了蒙古帝国的急速的成长过程及其原因。他还有《关于元朝功臣刘秉忠的专题研究》(《比斯伐》2,1975)一文。
另外,李相鹤《关于13世纪蒙古军服研究》(《高丽时代的龙仁》,1998)一文,探讨了13世纪蒙古军侵略高丽时蒙古军的军服及军事装备问题。艺术方面,有许英桓的《元代的绘画革命》(《中国学报》34,1994)。

四、对外关系和交流史

丽·元交流史一直是引起韩国学者浓厚兴趣的领域。因此,这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多。高柄翊《丽代征东行省研究(上)》(《历史学报》14,1961)、《丽代征东行省研究(下)》(《历史学报》19,1962)两文,可以说是超过了池内宏以来的关于征东行省的研究水平。他认为,征东行省由原来服务于远征日本的军前行省转变为元和高丽的官方联络机关,而且担负着保护亲元派的职能。《蒙古、高丽的兄弟盟约的特质》(《白山学报》6,1969)一文,分析了蒙古帝国的征服过程,阐述了高丽高宗六年的兄弟盟约的特质。《高丽和元的关系》(《东洋学》7,1977)一文,详细探讨了蒙古帝国形成时期的高丽和元的关系的基本性质。全海宗《丽·元贸易的特征》(《东洋史学研究》12、13,1978)一文,全面考察了丽·元贸易的性质。李龙范《元代喇嘛教在高丽的传播》(《佛教学报》2,1964)一文,详细介绍了喇嘛教在高丽传播的过程。
周采赫的《关于高丽内地的达鲁花赤的置废之考察》(《清大史林》1,1974)一文,全面考察了高丽内地达鲁花赤的置废情况。《札刺与撒礼塔》(《史丛》21、22,1977)一文,详细分析了高丽高宗五年在江东城的战斗,关于蒙古军副元帅札剌和13年后攻击高丽的蒙古军元帅撒礼塔是否同一人的问题,他不同意箭内亘主张异名二人的意见,认为札剌和撒礼塔是同名同人。《元万卷堂的设置与高丽儒者》(《孙宝基博士停年纪念韩国史论丛》1988)一文,探讨了元朝的朱子性理学官学化过程中忠宣王所起的作用及万卷堂的作用问题。《益智礼普化沈王》(《黄元九教授停年纪念论丛》1995)一文,探讨元代儒学官学化过程中的沈王个人的作用问题。
研究高丽和元交流史的专家张东翼《对于前期征东行省的置废的检讨》(《大丘史学》32,1987)一文,认为征东行省的本来目的是征伐日本,后来,元朝转而借此来消磨高丽和南宋的反元势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另外,他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例如,《进出元的高丽人》(《民族文化论丛》11,1990)、《征东行省之研究》(《东方学志》67,1990)、《丽、元文人的交游》(《国史馆论丛》31,1991)、《丽、元的政治关系》(《历史教育论集》17,1992)、《高丽、元之间的经济交流》(《学人》4,1993)等。另外,他的《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对高丽和元朝的外交史方面系统、全面的研究。周采赫《初期丽元战争略考》(《清大史林》4,1980)和《撒礼塔与蒙古-高丽战争》(《高丽时代的龙仁》,1998)两文,探讨了蒙古攻略高丽的征服战争的意义。同氏的研究成果还有《蒙古高丽史的再检讨蒙古·高丽史的性质问题》(《国史馆论丛》8,1989)等。
高昌锡《丽·元和耽罗的关系》(《济州大论文集》17,1984)一文,探讨了耽罗的地理及政治上的地位。他还有《元明交替期的济州道以牧胡乱为中心》(《耽罗文化》4,1985)、《元代的济州道牧场》(《济州史学》1,1985)和《〈元高丽纪事〉耽罗关系记事的检讨13世纪耽罗和元的关系》(《庆北史学》21,1998)等文章。另外,闵泳圭《元高丽俗讲僧》(《东方学志》31,1982)一文,以目连经为例,探讨了韩国佛籍中混入伪经的问题。金贵达《元世祖的对倭政略小考特别以动机的行为中心》(《全北史学》7,1983)和朴亨杓《丽蒙联合军东征始末》(《史学研究》21),分析了丽·元军对日本的远征,考察了丽·蒙·倭三国关系。崔韶子《元末倭寇与丽·元关系》(《梨花史苑》26,1992)一文,探讨了元末倭寇的出现背景和他们的活动情况。金渭显《丽·元日本征伐军的出征与丽·元关系》(《国史馆论丛》9,1989)、《丽·元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考》(《人文科学论丛》7,1990),探讨了元朝侵略高丽以后所开始的人员交流方面的问题。另外,他的《丽·元间的人员交流考》(《关东史学》,1994)一文,从政治角度分析了高丽和元的人员交流。
元代辽东方面的研究,还有金九镇《元代辽东地方的高丽军民》(1986)、《丽元之间的领土纷争和其归属问题》(《国史馆论丛》7,1980),洪淳昶《蒙古民族的世界征服和亚洲各民族的抵抗》(《东洋文化》19,1979)和权五重《大青岛的元朝流放人》(《人文研究》20-1,1998)等文章。
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应该提及的是翻译外国书籍及整理方面的工作。《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载13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蒙古历史的重要著作,1994年出版了由柳元秀译注的《蒙古秘史》译注本。还有,柳元秀翻译出版了鲍培的《蒙古书面语语法》(1992)一书。后来,出版了由南相亘翻译的《蒙古秘史》译注本(1997)。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出版的《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1990年由周采赫译成韩文。还有,拉契涅夫斯基的《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动》一书,可以说是集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成吉思汗之大成,由金浩东翻译后于1992年出版。1996年,徐炳国翻译出版了拉契涅夫斯基的《蒙古的习惯与法》一书。1999年出版了由金浩东、柳元秀、丁载勋共同翻译的格鲁赛的伟大的综合性著作《草原帝国》一书。据闻,金浩东对《史集》《部族志》的翻译工作已完成,即将问世。另外还有由金浩东翻译出版的A.M.Khanzanov的《游牧社会的构造——历史人类学的接近》一书和由任大熙、金壮求、梁宁宇共同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更名为《蒙古世界帝国》,1998)。最后应该提到的是,张东翼《元代丽史资料集录》(汉城大学出版部,1997)一书,认真地搜集了中国的官修史、文集、金石文等有关丽元关系史的资料,对于研究元代的高丽史、丽元关系史都非常有用。
介绍国外研究情况和成果方面,李玠奭《蒙古帝国、元史研究的展望与课题》(《东洋史学研究》50,1995)一文,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以往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情况及其成果。而且本文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他的《韩国蒙元史研究动向与展望》(未刊)一文,谨致谢意。
韩国蒙元史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每年发表的蒙元史论文,不过是寥寥几篇,屈指可数。到70～80年代,尤其到了90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的来看,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而且,从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数来看,韩国蒙元史学界还相当薄弱。各个专题领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近乎空白部分更应引起韩国学者的重视。另外,学者们彼此沟通、共同研究及踊跃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指出,1995年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创立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殷切地期望,通过这些工作及活动,韩国蒙元史学界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有更明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