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300余篇，论著50余部。论著如下。

政治、制度、人物。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世文编著《唐太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冷东《唐代宗》(吉林文史出版社)，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济、社会、宗教、艺术。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群言出版社)，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周腊生《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亦平《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献、考古与中外关系。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徐蜀编《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拜根兴、樊英锋《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有关唐史研究的论文集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以下简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二、三集(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学刊》)等。此外，2002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收隋唐五代论文7篇。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家庭史》)收入有关唐代论文2篇。个人论集有黄永年著《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胡戟《胡戟文存2——隋唐历史与敦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的《岑仲勉著作集》15种，其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数篇未刊稿，弥足珍贵，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下面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本年度论文情况。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本年政治史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累累，而在以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认识是今年一些文章的特色。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卷10)从十个方面长时段多角度来探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比较了汉、唐、明三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唐研究》卷10)提出贞观之治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唐代的盛衰与民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和背离息息相关。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汉唐历史在建立背景、历史进程、典制沿革等方面的相似性，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民族融合及国际化、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连续性，试图从朝代循环出发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唐研究》卷10)在其以前的论著《三省制略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分析了隋及唐初三省“南朝化”的表现，回顾了南朝宋、齐和梁、陈与北魏北齐的三省制状况，得出隋及唐初三省制不限于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三省内部权力分配及运转同样也呈现“南朝化”趋向的结论。

从政务运行和文书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和制度，也是今年研究相对集中之处。刘后滨《唐代中枢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从公文运行和体制变化的角度切人，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新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了三省制。李锦绣《从“三官通押”谈起——兼论唐代行政运作模式的变化》(《学刊》第二集)认为开天时使职的出现及安史乱后国家形势的变化，促进了四等官体制的瓦解，以长官、通判官、判官构成的三官通押在唐后期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讲求效率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国家行政机构运作模式。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学刊》第二集)分析了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的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禹成畋《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3期)提出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功能在于司法，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增加立法功能的大变化，并由此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孙学雷《汉唐臣僚上奏制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期)分朝代对不同上奏文书的含义、功能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小田义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资料》21辑)以李慈艺、张怀寂的告身为例，考察了以个人和多人为对象制授告身两种情况。

从灾害角度研究宰相，是很有特色的新视角。阎守城、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1期)指出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发生变数。在唐代官府文书、政治活动以及唐人观念中，宰相“燮理阴阳”，须在有灾时提出避位退让。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相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期)认为传统天命观使星变的发生与唐代宰相的乞退行为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皇帝将之归咎于自身而不是宰相，同时指出唐人星占风气浓厚。

从礼制出发探讨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近年新的动向。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为中心》(《学刊》第三集)认为安史之乱后仆射的上事仪作为朝廷褒扬武将功臣的象征性礼仪存在，自宪宗元和以后不断引起争论，并因历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一再被修改复位，其实行也受到中央内部强化御史台职权的台参制度的挑战。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后期特别是文宗大和年间车服制度的变化，认为反映了从重“贵贱”到重“等威”重“官荣”的观念转变，是社会从贵族社会演变为官僚社会的表现。

官制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叶炜《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其转变过程说明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官僚政治的变化，流外官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由此明确了流外在机构内的职责、地位，并奠定了唐代流外官乃至整个胥吏阶层管理的基础。曹治怀《隋代选官制度中的吏部职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期)指出，隋代将地方僚佐的选用权收归尚书省吏部并增设侍郎作为副贰之职，扩大了吏部的选官权限，明确了吏部的责权划分。唐晓涛《唐代谪官贬桂问题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期)统计了唐代的贬桂官员，并分析了其政治才能、文化素养、被贬原因及历史作用。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人仕途径》(《史学月刊》10期)分析了荥阳郡的历史地理沿革，通过统计证明，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成为荥阳郑氏的主要入仕途径。王元军《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史学月刊》3期)认为虽然书、判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但其推行是导致唐代文书与书法特别兴盛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监察体制和法制方面。王宏治《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浙江学刊》5期)一文认为，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查使以中央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情况表明，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史学月刊》11期)把唐宋两个时期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研究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对良贱身份制度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及衰亡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邵治国《唐代监狱制度述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期)据《唐律疏议》分析了唐代监狱的性质和特点、监狱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狱政的管理。贾俊侠《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述略》(《唐都学刊》3期)讨论了德宗建中三年以杖杀代替部分死罪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

教育和科举方面。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唐研究》卷10)讨论了庙学制度的由来、发展及其在东亚的影响。许有根《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唐都学刊》4期)探讨“两都试”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和“安史之乱”的关系。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3期)分析了武则天时创立武举的原因、内容和意义。

其他政治制度。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5期)对中晚唐翰林学士院中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的设置、与集贤院的关系、个人生平及文学交往等进行了考论。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资料》21辑)讨论了殿中省六尚长官的职掌和特点，并附有对唐代六尚长官的统计简表。薛宗正《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汉唐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新疆社会科学》5期)探讨了从西汉时期的大行令、大鸿胪到唐代的鸿胪卿，中央外事和蕃务行政建置的完善过程。冯贺军《唐朝的铁券颁赐》(《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讨论了唐朝铁券的颁赐和特点。李然《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8期)分析了馆驿的使用条件、凭证、规格和监督情况。

政治史的研究对传统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李鸿宾《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烟台大学学报》3期)认为隋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其北部多派军人驻守或担任刺史，南部则派官治理及利用地方大族势力。黄寿成《杨玄感起兵发微》(《晋阳学刊》1期)认为起兵的原因是炀帝的政策侵犯了杨玄感等一批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的既得利益。他的另一文章《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山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1期)认为事变的爆发也是由于炀帝政策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所致。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史林》5期)分析了“山东豪杰”的黎阳、瓦岗寨及豆子航、高鸡泊两大集团的胡化问题，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的新君主选择倾向。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仇鹿鸣《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5期)总结了陈寅恪的四种表述和对山东地域范围的界定，认为应重视由文化差异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任士英《唐玄宗舍寿王立肃宗原因考》(《历史研究》3期)认为玄宗自开元以来就着手压缩与抑制皇太子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空间，这是他追求政治稳定，继续调整体制，为最终实现对继承人的有效控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他的另一文《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3期)将天宝时期东宫职官的设置与职掌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指出政治体制的调整对天宝以降及唐后期皇权政治运作和皇位继承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严耀中《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史林》5期)通过研究大量墓志材料，提出唐代中后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的观点，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期)从大明宫的宫廷布局角度重新探讨了中晚唐宦官专权问题。

五代十国研究有任爽主编的《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该书由八篇硕士论文组成，就十国的礼仪、法律、学校、科举、宰相、地方行政、赋役、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填补了十国典章制度研究的空白。[日]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淮南节度使高骈表面上“惑于神仙之说”，实际是推行一种改革，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走向完全独立化。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历史研究》3期)讨论了吴越建国后和唐朝时镇海、镇东两军的情况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内涵，认为吴越王国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方镇体制已经解体而转换为集权政治。

二、经济

经济史在传统的论题方面仍有一些发展。田制与赋役方面，陈明光《论唐五代逃户产权制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4期)提出，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但逐渐加强了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均田”是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而不是所谓均分土地的“均田制”。吴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田税的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柳敏《试析唐朝前期安西四镇的屯田及其效果》(《唐都学刊》6期)指出，常年战乱、环境恶劣和驻军耕战并作等导致安西屯田收益不大，而和籴与屯田并用才保障了唐代西边的军功。王义康《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研究》4期)分析了内附“蕃胡”的内涵、内附“蕃胡”“夷獠户”赋役令适用范围和“给复”规定与对象。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期)探讨了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情况。杜来梭《唐姜师度在安邑设置盐屯和检校海内盐铁之课时间考》(《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唐会要》所记在安邑设置盐屯的开元“元年”乃“六年”之误。齐秀生《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山东社会科学》10期)讨论了田庄获得的途径、经营模式、特点及社会影响。

财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深入。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资料》21辑)考察了户部别贮钱初置和新增的来源，认为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算巧立名目，它主要是从地方财政中节约得来的，对增强中央财政的应急能力、抑制方镇势力有一定作用。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大学报》2期)讨论了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财经关系的变化以及成因，认为在双方权力消长中，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宰。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4期)指出这种包干制是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讨论了助礼钱的渊源，诸司礼钱的名目、用途、影响，认为助礼钱是唐代财政开支紧张之下的弊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前期、后期和宋朝“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因唐宋中央集权程度不同而使这种财政管理体制产生变化与差异。张宇《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后期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迁。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1期)认为地方政府的铸钱职能的演变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反映在地方铸钱管理体制以及铸钱生产的各个环节。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3期)提出注重信物的时风、行人私觌的习惯，是外交礼节物质化的体现。私觌费用官给与私筹的争论和使者求利于异域的活动，反映出唐代越来越多的外交出使与江河日下的财政之间的矛盾。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6期)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讨论了二库可能的存在时间、地点与性质等问题。

工商业和经济管理制度。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6期)讨论了“宫市”缘起诸说以及杨国忠、宦官领使“宫市”的始末和“宫市”终止时间，并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在供送系统中的影响。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5期)认为唐代是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它保证了经济活动有序，赋税有源，商业专卖有据，官府食利有准，救荒仓储有备。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考察了隋唐五代契约成立所具备的条件、契约的基本内容、履行和法律控制的情况。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提出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期)和《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5期)两文，分别探讨了唐代禁榷制度与唐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操控问题。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总结了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水利修建、特点及原因。

三、军事与历史地理

军事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观点。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南开学报》1期)认为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1期)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至玄宗时期大盛，夹城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何剑明《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提出南唐政权伐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时机不当、用人不当、对马楚占领政策欠妥、与南汉外交失衡导致正面军事冲突以及偏师深入等。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11期)分析了前后蜀兵制的等级、构成，主要任务及将领职权。

历史地理方面以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为多。李大龙《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期)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黄寿成《唐代河北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乐寿、博野二县设置神策行营的情况。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京两北)、振武、天德(北)八镇的地理位置与政治作用、军事实力等状况。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考证了唐代“河曲”地域府、州边界问题。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前后期变迁情况和大致规律。苏小华《唐代洛阳的地域文化与职官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认为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三大条件，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原因。李勃《唐代赵昌进琼管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证实了《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此事记载的正确性和《册府元龟》的错误。

城市研究。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遗址现状，纠正了《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对其流路的记载错误。此外研究长安的文章还有权东计《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期)，马文军、曹艳英《唐代长安城的农耕性质及其启示》(《晋阳学刊》5期)等。王岩《有关白居易故宅的几个问题》(《考古》9期)主要利用考古资料对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第的位置、布局以及特点进行了考察。

四、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

东亚关系近年以来是研究热点。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提出唐朝征伐和消灭高句丽的积极意义是使该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宿卫者的职能性质、留唐的期限变化及其作用。王成国《渤海与高句丽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1期)，从族源、文化、政权角度比较了渤海与高句丽的异同。[韩]宋基豪著、杨海鹏译《渤海国首领的性质》(《北方文物》4期)指出渤海“首领”一词是国家周边那些虽无官衔，但有一定政治、社会势力，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首领。

李方《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西域研究》1期)通过对东突厥从敌对到归附隋朝的过程的论述，对隋前期的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进行了评述。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资料》21辑)考察了张君义立功的两件文书所反映的唐军与突骑施交战地点、钤印、四镇经略使在景龙年间的变化等问题，认为唐廷对突骑施的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其对付东突厥。雷艳红《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从唐与突厥关系角度分析了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原因，认为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2期)认为唐与契丹总体上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并分析了唐对契丹的统治方针和契丹内部统治者变化情况。郑元珑《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黠戛斯称雄蒙古草原的过程以及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情况。陆宁《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3期)提出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分析了其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期)认为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以及九姓胡频繁人贡的原因所在。李丹婕《唐代六州胡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对唐代“六州胡”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南方民族关系。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期)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始创“大虫皮”制度而为南诏效仿。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关系考察》(《学术探索》6期)和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浙江学刊》5期)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系形成分析了唐宋时期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情况。

中外交流、中外关系。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回顾了汉唐间中日交流，指出日本七一九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也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的历史基因。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中国文化研究》4)针对“风土记是以图经为中心，基于唐代地志的影响而计划、编纂的”这一观点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胡戟《唐犁东传和假名的创制——唐与日本科技文化交流之一瞥》(《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日交流史上犁的东传和假名创制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交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对粟特人及祆教新史料的介绍，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则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介绍了粟特的新史料、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五、社会史及宗教史

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性别和家庭史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唐研究》卷10)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了唐代的婚姻状况。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期)利用墓志资料考察了婚龄问题。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唐研究》卷10)一文，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李志生《秦汉隋唐间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北大史学》10期)运用“社会性成人身份”理论探讨了秦汉隋唐间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张琰琰《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期)梳理了妾侍问题的研究情况。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8期)研究了妇女受戒、守戒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型考察》(《家庭史》)分析了唐代依养外亲家庭的社会背景、阶层分布、生活实态，探讨妇女地位变化与家庭的互动关系。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家庭史》)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婆家时不同的家庭财产析分和家庭门户继立的情况。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1期)比较了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家庭规模，提出个体手工业工匠家庭类型的五种大致情况。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1期)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唐代家财的管理制度》(《齐鲁学刊》4期)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吴丽娱《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文史知识》7期)分析了中唐礼制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及指导唐朝和民间生活的追求和特点。

阎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的“乳翁”习俗(《中国史研究》3期)。迟乃鹏《唐代声乐分明角胜习俗》(《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认为唐代喜好角胜习俗促进了声乐的发展。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唐都学刊》7期)认为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新特点。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形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探讨了唐代举子游丐之风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封建军阀以血亲凝聚势力的需要产生养子现象，并分析了其表现和作用。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正了病坊始设的时间、渊源，并考察病坊内部运营情况，指出“患坊”与病坊之不同在于收容和救治的对象是宫女。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近年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期)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三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的关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葛承雍《唐代景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唐研究》卷10)分析了适应景教发展的条件、矛盾与景教的存亡问题。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指出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作者同时对武则天时期的道教政治面目、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重新加以深入探讨。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郑显文《唐代<道僧格>研究》(《历史研究》4期)对其成立加以简单分析并复原了唐代《道僧格》25条，有助于对唐代的宗教立法的认识。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山大学学报》6期)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对摩尼教研究情况进行了清理的有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严耀中《唐代内侍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卷10)指出佛教为宦官集体信仰主流，佛教与宫廷政治关联密切。李海波《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期)提出文殊信仰在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武则天的支持、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而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共同作用下达到信仰顶峰。从典籍角度研究宗教的有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研究》5期)和张敬梅《“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论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理论学刊》5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

利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唐代文化传播的有：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探讨了寺院题壁诗的多种形态、兴起原因和对寺院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刘金柱《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北方论丛》2期)对“壁”的功能加以分析，指出寺院内的题壁文化由教徒对佛理的阐悟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两部分构成，后者在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3期)、史卫《唐诗传播初探》(《唐都学刊》6期)、马承玉《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中州学刊》2期)等。

六、史料整理与艺术及其他

史料整理。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期)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典籍考校方面，吴玉贵《旧唐书校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学刊》第二集)、《<旧唐书>勘误》(《学刊》第三集)对《旧唐书》内容进行了大量校补。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对典籍进行考校的还有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5期)，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文献》2期)，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3期)，朱玉麒《<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党银子《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成明明、孙尚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略考》(《文献》4期)，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等。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二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唐研究》卷10)对岑先生的著作加以校对和补充。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资料》21辑)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并讨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资料》21辑)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国王氏地券(96WYM1)，比对了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买地券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4期)》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对考古资料进行考校的文章还有刘连香《唐中宗、睿宗驸马裴巽墓志考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封言道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4期)等。

艺术。王克芬《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唐研究》卷10)论述了宫廷舞的来源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征。研究乐舞的还有郭绍林《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史学月刊》3期)。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介绍了四类唐代绘画机构。

思想史。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1期)探讨了文化史思想史关注重心转移的意义。葛兆光《攀龙附风的追认?——从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师道>讨论佛教道教宗派研究的方法》(《唐研究》卷10)重新审视了宗派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应持有的方法。刘健明《<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分析》(《唐研究》卷10)分析了《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历史背景和魏征的处理方式及其目的。

200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研究》3期特别推出纪念专辑。敦煌研究院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纪念文集、专著。而有关敦煌的研究文章也大量发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介绍了。

总之，本年隋唐五代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考古资料、出土石刻墓志文书等充分利用，多数文章都运用了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另外，研究时段拉长也是本年度研究特色之一，且时段不仅局限于唐宋，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问题的研究是不能截然以朝代为限前后分开的。整体上看，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重心，而且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进行史学研究，从礼仪、灾害和城市空间的角度考虑政治问题以及利用文书研究政务运作等文章的增多，促进了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