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领域来看，2001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十余年，尤其是最后十年的辛亥革命时期。
2001年是太平天国运动150周年与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年，政府和学术界相应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其中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1] 和10月份在武昌召开的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 是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与学术会议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的研究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但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仍然显得冷静。
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文章多泛泛空论，少实质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论文有，池子华、崔岷《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3] 一文，对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研究中颇为关注的是否用强制性的“裹胁”手段补充兵员问题进行专题论述。文章认为，北伐军确实存在强掳百姓从军的问题，北伐军之所以采取“裹胁”手段补充兵员是由北伐军自身、群众和清政府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决定的。“裹胁”对北伐军的影响就像一柄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不断消耗而引起的兵力不足问题，但单纯的人数增加并没有提高北伐军整体的战斗素质，反而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被胁从者的不满情绪和分离主义思想成为北伐军内部的巨大隐患，北伐军最终败亡，与“裹胁”不无关系。龙盛运《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4] 一文，专门探讨了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的“偏荣偏枯倾向”问题。文章认为，在咸同20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勇营军不仅逐渐取代经制军成为清军主力，且出现守旧、创新、改良三种类型，其中创新型湘、淮军虽然对内战的逆转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营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一定地区，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却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作者提出，“要揭示咸同内战中清军的全貌，要深入了解湘军发展的复杂历程，及其对当时军政的全面影响，都必须改变偏荣偏枯的倾向，全面深入研究其他勇营军”。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淮消长》[5] 一文，通过论述镇压太平天国以后裁湘留淮战略决策的形成、曾国藩督师剿捻及其所遇到的掣肘以及曾李交替中的委婉曲折，分析了剿捻期间曾李瓜代的全过程，对以往在湘淮军研究中有关湘淮矛盾冲突的某些结论，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指出“那种认为曾国藩督师剿捻期间，由于李鸿章的掣肘而使他调度淮军不灵被迫下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章认为，1867年初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担任剿捻主帅，是近代集团势力湘消淮长的显著标志，反映了湘淮两军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
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著《捻军史》[6] 一书，值得重视。该书利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捻军起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捻军起义的时代背景、捻党的产生及其起义的酝酿准备与爆发、捻军起义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捻军的余部与后代的继续斗争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史实梳理，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捻军起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阐明了捻军起义的性质和历史意义。这是第一部详细而系统地研究捻军全部历史的著作，对于中国近代史与农民战争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应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关于甲午战争与以后的维新运动及相关史事，有几篇论文值得介绍。苏小东《甲午御敌谋略：以攻为守的“直捣日本”之计》[7] 一文，对于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朝野关于“直捣日本”御敌谋略的问题作了颇具新意的论述。文章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朝野有识之士就反击日本侵略而建言献策，其中酝酿时间最长的御敌谋略，当属“直捣日本”的以攻为守之计。其具体作战方案，依所用兵力划分主要有四种，即分别以南洋军舰、北洋舰队、民船商船及外购军舰载兵勇远袭日本本土。“直捣日本的构想，完全符合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问题是清政府在实际运用时，并未将其提到战略的高度，而是视为临渴掘井的应急之策。因此，直捣日本的以攻为守策略虽好，但因平时未作充分准备，战时也就没有条件进行有效的运用”。“直捣日本”谋略虽然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其中所体现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及这一计划流产的原因，很值得后人认真总结。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8] 一文，对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著名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述。文章认为，《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
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9] 一文，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重点考察了该书两个组成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或基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定型的过程。文章认为，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和关键细节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与当时舆论的影响，经过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达到争取外援、反击舆论等现实目的的政治工具。因此，《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 史料价值》[10] 一文，利用清廷戊戌年八月十四日谕旨、袁世凯《戊戌日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等资料，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该文对于以往学界考证围园密谋的重要证据——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认为“《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奈之时”。“《诡谋直纪》中所写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情节，当是毕永年根据他在八月初三日后甚至戊戌政变后听到的密谋事而编写的”。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11] 一文，通过对梁铁君案基本史实的重建，论述了戊戌后康梁的暗杀活动及其战略转变。戊戌政变后，康梁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依靠光绪皇帝推行改革，为此他们于1904年派出以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太后。梁铁君在京活动近两年，清廷立宪呼声日高，因此他向康有为提出放弃暗杀方针。不久梁铁君突然被捕，并被袁世凯等人秘密处死。随即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康梁在梁铁君案之后便放弃刺杀慈禧的方针，转而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实现自己的主张。
廖梅《汪康年和庚子中国议会》[12] 一文，通过对汪康年参与庚子中国议会前后的具体史实的梳理，对于汪康年在庚子中国议会中的政治主张提出了新的看法。作者认为，汪康年是中国议会的发起人之一，此前曾任正气会会长，与希望建立全国性新政府的唐才常不同，也与企图建立受日本控制的全国性政府的日本人不同，汪康年在中国议会中始终主张东南自行改革，对北方和全中国将来的政局不发表意见。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13] 一文，通过细致的史料钩稽与史实梳理，力图对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的关系进行了基本的史实重建，为观察清末政坛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面相。作者认为，清末督抚中，岑春煊貌似“不学无术”，实则心计颇深。从戊戌到辛亥，他一直与康、梁保持联系，以为宦海弄舟的进退之路。其庚子勤王，与保皇会救光绪、复新政的勤王政略暗合，行为则与徘徊观望的其他清廷勤王兵将迥异。这典型地反映出清末朝野政治关系潜在的诸多变数，从中可见王朝末世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错综复杂的种种异相。郭双林《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14] 一文，系统论述了驻外公使群体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思想与活动。通过对于驻外公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驻在国之间交涉往来的复杂关系的详细剖析，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驻外公使们处境尴尬：一方面，他们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对八国联军入侵一味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并积极推动清政府走上新政改革的道路，对于清末新政的发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研究成为热点，不仅各种学术讨论会繁多，而且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增。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15] 共八种：陈胜粦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林家有和高桥强主编《理想·道德·大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功安和林家有主编《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段云章著《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李吉奎著《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桑兵著《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周兴樑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林家有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第一种是为庆贺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而编辑的一本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论文集；第二、三种分别是在广州和武汉举行的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最后五种是中山大学几位孙中山研究专家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题论文集。
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也出版了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16] 共五种。章开沅、田彤著《张謇与近代社会》，重点研究了辛亥时期重要的立宪派人物张謇与中国近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作了两方面的考察：一是从“以产业结构为核心”角度的考察，即围绕张謇所从事的纺织、盐垦业，对其工农业的发展、资本积累、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及其企业发展的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详细分析；二是从“以人为本”角度的考察，即从张謇与社会的走向、张謇与国家的关系、张謇自身的转变及其性格和思想观念诸方面加以论述。全书力图采纳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理论、方法和分析模式，对张謇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和定位。罗福惠著《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运用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关系来回顾不同性质的文化和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着重从宏观上分析辛亥文化的内容及那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和性格特征，有助于我们对辛亥文化的价值、辛亥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联系等问题的认识。严昌洪、许小青著《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从留日学界和国内新知识界的革命活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爱国思潮的兴起以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建构等方面，论述了1903年在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马敏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是一本涉及中国近代商人观念的论文的结集，作者力图沟通经济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在检讨“韦伯式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近代中国商人精神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问题。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舆论、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乡村社会等方面，考察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若干专题性研究的面相。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领域在进一步拓展，从纯粹政治史的范畴向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发展。立宪运动尤其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也日受重视。清末新政的研究虽然仍有不少论文泛泛而论其历史意义与历史地位，但也有一些较为具体深入的专题研究。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制度改革，是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鞠方安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书及其它材料，对此作了具体的探讨。通过分析宪政编查馆制定的《官俸章程条议》和学部官员的俸禄变化情况，作者认为，清政府在内外力量的推动下，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出台并有限度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旧有俸禄制度的措施和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官员的俸禄改为支银两，不再支禄米，兼差者支半俸；官员的薪水比较之下有了很大提高，体现了舆论一直呼吁的高薪养廉原则”。但是，俸禄改革只是官制改革重要的辅助措施，并没有最终完成，而是与官制改革一样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的结局。[17] 屈春海《清末司法改革对皇族司法制度之影响》[18] 一文，探讨了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以往较少为人注意的皇族司法制度改革问题。通过具体分析宪政编查馆编订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和宗人府律例馆由《宗人府则例》修订而成的《宗室觉罗律例》等文献，作者认为，皇族司法制度改革对旧的皇族诉讼审判机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具体表现为皇族司法审判权限、皇族问罪与告诉制度、以及皇族刑罚制度等多方面的变化。皇族司法制度改革是清末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在吸收西方国家的诉讼原则，特别是参考日本皇族民刑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宗室觉罗诉讼制度。迟云飞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清政府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准许满汉通婚；二是任官不分满汉；三是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是司法同一。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它地方由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尤其出现“地方平而政权中枢不平”的局面，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19] 在清末留日热潮中，清政府在意识到速成留学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后，于1906年下令停止速成留学生的派遣，并在随后制定与实施了以提高质量为目标的“五校特约”留学政策，由清学部委托驻日公使杨枢与日本文部省商定，每年限定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五所学校接受一定数量的中国公费留学生。以往学术界对此未作深入具体的研究。吕顺长根据目前国内未见的珍贵史料《清国留学生会馆官报》等材料，对清末“五校特约”留学计划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内容、实施状态进行探讨，并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各省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应。文章指出：“‘五校特约’留学计划的实施，实现了从以速成留学为主的混乱的留学日本阶段向以高等专门学校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留学阶段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留日归国者学业水平的提高”。[20] 马小泉著《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21] 一书，从社会政治结构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国地方政治现代化即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朝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
从研究方法来看，2001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比较重要的论著有，熊月之以1897年小车工人抗捐事件为个案对晚清上海政治运作特点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社会史与政治史交叉研究的实例，很有创意。晚清上海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互不统辖，各自为政，又互有联系。在处理小车工人抗捐事件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上海政治运作的与众不同的特点，由于一市三治，以及华界、租界在行政和外交体制方面的不同，也由于民族主义的因素，使得晚清上海的政治运作既不同于主权完整的中国内地城市，也不同于香港等殖民地城市，往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行政问题外交化，简单问题复杂化。[22] 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23] 一书，从社会的角度对晚清讼狱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全书在分析了晚清讼狱制度运行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从积案、待质、京控、狱政、刑讯及讼狱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等方面阐述了晚清讼狱制度的严重危机。作者认为，晚清讼狱制度的危机是社会危机的先兆和表现，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讼狱制度在晚清的运行状况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也即说，是什么力量能够动员起如此多重的区域性民间社会组织（拳门或教派）及其所属民众而汇成一股运动的潮流呢？程歗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对此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解释，认为义和团运动既不是以往某一种民间社会组织的直线延续，也不是多种组织的整体性卷进，而是乡村社区精英群在应对外国教会权力挑战的过程中，通过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形成了主要来自于教派文化和民俗文化而又区别于既往民间组织和民众运动的三大标帜：一是“同心义和”的价值观和基层体制内外的组织联合反洋教的结盟形式（来自冠威义和拳）；二是降神附体的群体仪式（来自鲁西北神拳）；三是“刀枪不入”的表演手段（来自鲁西南大刀会特别是大刀会内功的形式化）。三个标帜将多中心、区域化的民众反洋教集团联结为一个运动——义和团运动。[24] 另外，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1]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发扬罗尔纲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详情见檀江林《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详情见会议学术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4]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5] 《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7] 《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8]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9]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0]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1] 《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2] 《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
[13]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4] 《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15]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 鞠方安：《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8] 《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9] 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0] 吕顺长：《清末留日学生从量到质的转变——关于清末“五校特约”留学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1]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2] 熊月之：《论晚清上海政治运作特点——以小车工人抗捐事件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
[2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4] 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