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为银行监管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是个“权力”非常大的部门，因为它自2003年设立伊始，就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对银行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实施了一系列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监法》）颁布后，又赋予其许多对违法违规的银行机构、业务、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多种监管措施及处罚措施的重大“权力”；“主宰”银行从“生”（设立）到“死”（退出）的全过程及“命运”。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什么银行监管机构会有这种权力，这种权力的实施又有哪些限定呢？

　　其实，银行监管者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由国家以法及法律的形式，赋予监管者针对被监管对象（包括机构和个人）的具体行为，按照法定程序可以采取的一系列的纠正措施和强制措施的权力。“国家以法及法律的形式赋予”说明其权力的来源，“按照法定程序”说明监管者应依法监管，不可滥用权力。
　　以法律的形式赋予银行监管机构独立监管权是国际通行做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一个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能否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是否赋予银行监管当局“正式监管权力”，以及监管当局能否依据法律的授权充分、及时、公平、公正地行使相应的权力。在《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中，原则22具体体现了“正式监管权力”的内容。该原则强调：银行监管者必须以法律或法规为后盾，并掌握完善的监管手段，以便在银行未能满足审慎要求或当存款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紧急情况下，这些措施应包括撤销银行执照和建议撤销银行执照。

　　对监管者正式权力的阐述

　　监管当局行使监管权力必须有法可依；监管当局必须依法、独立行使监管权力；法律应赋予监管者针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同问题采取灵活的、递进的纠正措施和处罚措施的权力；监管当局行使监管权力应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问责

　　原则22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概述如下：（一）监管当局行使监管权力必须有法可依。即任何监管职权都必须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存在。否则，监管者无权对被监管对象实施任何监管手段、监管措施以及行政处罚。

　　（二）监管当局必须依法、独立行使监管权力。即监管者必须有充分的自主权，及时、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不受任何干扰（包括政府的行政干预）。

　　（三）法律应赋予监管者针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同问题采取灵活的、递进的纠正措施和处罚措施的权力，以保护存款人和债权人，最终保护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纠正措施中既包括比较温和的处理，如当所发现的问题相对较小时，监管者可采取与银行管理层进行简单的口头或书面联系、特别报告、专项审计等非正式措施；也包括其他的挽救措施或整改措施；还包括其他具有惩罚性的处理，如有权力对银行的业务进行限制（如限制银行当前开展的业务，并停止批准其开办新业务或收购活动），对银行实现盈利的分配进行干预（限制或暂停向股东支付红利或其他收入），对银行的资产转让及购回自己的股权提出禁止性要求（禁止资产转让及购回自己的股权），具备有效的手段解决银行管理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有权撤换银行控股方、银行管理层或董事，限制其手中的权力，并可在监管者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将这批人永远逐出银行业）。在情况严重时，监管者应有能力对未达到审慎要求的银行进行接管。在极端的情况下，监管者可对不具备生存能力的银行采取严厉的强制处罚措施，参与该机构的重组或合并，直至最终吊销其执照，以保证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

　　（四）监管当局行使监管权力应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问责。即法律必须明确对不作为以及滥作为的监管者要实施严格的监督和问责，即《核心原则》强调的“法律或法规对无故延误采取纠正措施的监管机构不能姑息”。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上述第（一）项、（二）项和第（三）项是一国监管当局有效行使其正式监管权力必须具备的内容，第（四）项则是对监管当局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各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实施监管权力方面的进展

　　明确规定了监管机构采取监管强制措施的权力，完善了监管措施；初步建立了监管机构及监管人员的问责制；加强了社会监督力度，增加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成立了巴塞尔核心原则自我评估小组。根据《巴塞尔核心原则评价方法》，评估小组对我国银行监管状况进行了自我评估。在对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实施银行监管权力的评估方面，评估小组认为：

　　（一）近年来，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权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对有问题的机构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行政处罚。如对部分违法违规的银行采取了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通报、下达监管意见书、限制增设分支机构、罚款以及取消相关责任人任职资格或建议银行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等措施，对问题特别严重的银行，采取了责令停业整顿、接管等措施（如汕头市商业银行），对严重资不抵债、救助无望的银行实施了关闭或撤销等较为严厉的处罚（如海南发展银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被撤销及拟撤销机构的多数存款人的利益，阻止了金融风险的蔓延，为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银监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国银行监管者实施监管权力的状况较以前有一定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明确了对银行机构实施监管的权力主体。银监会设立前，国家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机构实施监管，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设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由中国银监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银行监管职责。2003年12月27日通过的《银监法》，又通过法律的形式授权中国银监会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明确了监管机构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对监管机构实施监管行为的权限、方法、程序和要求等加以限定，为银监会今后更有效地监督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是明确规定了监管机构采取监管强制措施的权力，完善了监管措施。根据近年来监管工作实践经验，借鉴《核心原则》的相关条款，并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的实践，在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原有的监管权力的基础上，《银监法》赋予监管者可视银行具体情况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和处罚措施的权力，原监管机构可采取的措施单一、手段较少的缺陷得到改善，监管者实施监管权力的状况较以前也得到一定的改进。《银监法》第四章、第五章的相关条款授权中国银监会有权根据银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和处罚措施，如授权银监会在一定条件下，采取递进的监管强制措施权力，这些措施既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也有对银行业股东的，还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包括：（1）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2）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3）限制资产转让；（4）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5）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6）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又如授权银监会拥有对严重违法违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接管、撤销等行政强制措施权、拥有查询涉嫌金融违法行为人的存款或申请司法机关冻结违法资金权。再如授权银监会拥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等处罚权；对违法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令银行机构给予纪律处分权、直接给予其行政处罚（警告、罚款）和取消其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从业资格等权力等。

　　三是初步建立了监管机构及监管人员的问责制。《银监法》在授予银行监管机构充分的权力的同时，也考虑对其履行监管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不当使用及滥用这一问题。《银监法》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银监会执法监察工作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守则》等法律、规章、制度等均明确要求银监会要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和内部监督制度，对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等情况进行规范、考核和问责，对银监会工作人员工作拖拉、相互推诿、不作为、滥作为甚至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处理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等。《银监法》还明确了国务院审计、监察等机关依法对银行监管机构实施外部监督等规定。

　　四是加强了社会监督力度，增加依法行政的透明度。要求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时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如制定的规章在发布前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在银监会网站公布监管信息、要在限期内完成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工作并公开审批结果等等，增加社会公众对监管法规的制定及执行情况的了解，加强社会公众对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

进一步加强监管权力

　　建立和完善分类纠正和处置的制度安排；结合风险评价和预警结果，根据被监管对象的风险程度及合规经营情况，及时采取纠正与处置措施；加强对监管人员的监督、评价，落实问责制.

　　对照《核心原则》的要求，我国监管机构在行使监管权力方面尚存在一些差距：如没有建立完整的、可操作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法规，对有问题银行缺乏判断、处置的制度安排；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如部分银行违反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的处罚缺乏力度，基层监管机构行使其正式权力的自主性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法不依（讲人情）、执法不严（处罚不到位）、违法不究（纵容、放任违规行为）的现象；监管问责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监管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监管的公平、公正和效率受到很大影响。为此，在建立我国银行监管及时有效的纠正与处置体系方面，核心原则评估小组提出了如下工作目标：建立和完善分类纠正和处置的制度安排；结合风险评价和预警结果，根据被监管对象的风险程度及合规经营情况，及时采取纠正与处置措施；加强对监管人员的监督、评价，落实问责制。
　　为实现上述目标，评估小组认为采取如下措施，将有助于银监会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监管原则，不断提高依法行使监管权力的质量和水平，逐步建立有效的纠正与处置体系，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提供坚实的保障：一是研究制定分类纠正与处置措施的种类、标准和程序；二是切实履行《银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权力；三是依法处置高风险的机构和严重违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四是跟踪监督被监管机构整改措施及监管部门提出的纠正与处罚措施的落实情况；五是修改和完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完善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机制；六是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机制，为银行监管机构及其监管人员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提供法律保护，并对监管者履职行为进行监督、评价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