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应当实行何种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人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一直吸引了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的注意。本文并不具体分析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试图提出一种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视角,即从是要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的角度探究这一战略之争,并从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方面对这两种战略抉择进行分析和比较。　　

关键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领导世界　支配世界

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出现的巨大变化,在安全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的同时,美国历届政府也积极考虑这一战略应当实施的调整,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有着复杂的背景。第一,它体现了党派之争、府院之争和各种利益集团之争。不难想象,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这些力量往往会具有特定的观点或立场。第二,它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以及学者专家们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这种变化一方面缘自苏联的崩溃以及9·11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迅速发展的全球化。第三,它也表明了不同的安全观的斗争。如果我们不追溯得更远的话,可以有把握地说,至少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安全观的斗争。一种是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安全观,另一种是主要建立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安全观。尽管这两种安全观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始终保持着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美国的一些学者将这一争论概括为孤立主义、选择性接触、合作安全和美国至上等四种抉择方案的竞争,[1]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接受了这样的分析思路。不可否认,此种方法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它也有着一系列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四种抉择方案不是按照同一标准划分的。孤立主义是针对介入主义而言的,选择性介入是针对没有选择的全面介入而言的,合作安全是针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手段(如均势政策)而言的,美国至上主义则是针对非霸权主义而言的。因此,除非采取严格的孤立主义,否则任何一种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都可能包含几种抉择方案的成分,因而不具有自己的特性。

本文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回答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究竟应当是继续介入世界还是转而实行孤立主义?对此美国朝野很快就取得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尽管少数人的反对声音还是可以继续听到),即美国应当继续介入世界,实行国际主义。此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要回答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既然决定介入世界,美国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世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两个: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美国政界、学术界乃至媒体的争论表明,所有的分歧实际都是围绕着这一分野展开的。领导世界与支配世界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在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方面都有着重要差别。对它们的区分和比较为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补充(而非否定)了其它的研究视角。

一、概念的比较

为了理解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战略的差别,首先必须弄清领导和支配在概念上的不同,为此又应当从比较孤立主义和介入主义入手,因为领导和支配政策都是介入主义的不同变种。

孤立(ｉｓｏｌａｔ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和介入(ｅｎｇａｇ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差异十分明显,不难区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孤立的定义是“同其它事物不相联系”。[2]在英语韦氏词典中,ｉｓｏｌａｔｅ的主要定义是“ｔｏｓｅｔ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ｐｌａｃｅａｌｏｎｅ”;[3]译成中文是“与其他的分开,单独放置”。至于孤立主义(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收录这一词条;英语韦氏词典的解释则是“ａｐｏｌｉｃ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ｂｙ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即“由孤立主义者鼓吹的政策”。它对“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孤立主义者)的解释是,“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ｗａｎｔｓ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ｏｔａｋｅｎｏｐａｒ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ｌｅａｇｕｅｓｅｔｃ.”,[4]　即“要他的国家不参加国际同盟、联合等等的人”。另外,《辞海》对孤立主义规定了一个详细的定义:“美国早期的一种对外政策。即主张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冲突。1796年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卸任时在致国会的‘告别咨文’中曾提出: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缠结在一起’。1801年杰弗逊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的同盟’。二十世纪前,孤立主义在美国对外的对外政策中有很大影响。”[5]综合这些解释,我们可以给孤立主义规定这样一个定义:孤立主义是指一种不与它国或地区发生联系而单独行事的对外政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不卷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事务,不参加国际同盟或其它国际组织。历史上不少国家都在不同时期采取过不同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当属18—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孤立主义都是相对的,在所涉地域和内涵等方面存在着局限性,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孤立主义。英国的“光辉孤立”是针对欧洲大国而言的,是指英国在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大陆的大国建立同盟,但是它始终运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来维持欧洲大陆列强之间的均势,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或者欧洲大国集团实现它们对整个欧洲的统治,削弱它们在欧洲内外与自己竞争的能力。而且甚至不与欧洲大陆的大国结盟这一点也并非是绝对的。例如,早在14世纪后半期,当着百年战争还在进行时,英国便与葡萄牙订立了同盟条约,规定了在缔约一方的和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另一方有义务提供援助和帮助。这一同盟关系以后曾被多次肯定。直到1899年10月,为了阻扰德国的扩张野心,英葡两国还签署了一项秘密宣言,其中特别指出,两国政府认为那些古老的同盟、和睦和保证条约充分有效。谁也不能否认在欧洲近代史上葡萄牙曾是一个欧洲大国。[6]同样,美国的孤立主义也是相对的,涉及的只是是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在拉丁美洲,美国推行的是门罗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国推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这些政策与孤立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即使是在欧洲,按照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美国也只是要尽量不与之发生政治联系,特别是要对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保持中立,但是却要扩大与欧洲的商务联系。

介入(ｅｎｇａｇ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和孤立则是完全对立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介入的规定是:“插进两者之间干预其事”。[7]英语韦氏词典对ｅｎｇａｇｅ规定的一个定义是:“ｔｏｏｃｃｕｐｙｏ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ｏｎｅｓｅｌｆ;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ｂｅａｃｔｉｖｅ”,[8]即“从事或卷入,参加,积极的”。作为一种对外政策,介入主义也就是卷入或干涉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是一种国际主义。

孤立还是介入,实行孤立主义还是介入主义,构成了关于冷战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争论。克林顿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提交的三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以“介入和扩大”而命名。但是,要注意的是,主张美国采取严格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战略的人即使存在,数量也十分有限。所谓的新孤立主义,并非要求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真正脱离欧洲和亚洲,退回到美洲大陆,而只是要求美国逐步削弱它在海外作出的军事承诺,减少它在海外承担的军事义务,采取更加节制的态度。所以,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介入和以什么方式进行介入。这就导致了关于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又一争论:美国是应当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

与孤立和介入这两个概念的明显对立不同,领导(ｌｅａｄ)和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ｔｅ)这两个概念间的差别微妙得多,有时容易发生混淆,但是它们又确实具有本质的不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领导”的定义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9]在英语韦氏词典中ｌｅａｄ的基本定义则是,“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ｗａｙｂｙｇｏ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ｏａｃｔａｓｇｕｉｄｅ;ｔｏｇｕｉｄｅ;ｃｏｎｄｕｃｔ”。[10]译成中文,它的意思是:通过走在前面或走在一起显示道路;充当领路人;领路;指导。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支配”的定义是,“对人或事物起引导和控制的作用”。[11]在英语韦氏词典中ｄｏｍｉｎａｔｅ的基本定义则是,“ｔｏｒｕｌｅ,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ｔｏ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ｏｖｅｒ”。[12]译成中文就是“统治、管理;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领导”(ｌｅａｄ)意味着在队伍前面或队伍中间和大家一起走,并起着指导作用;“支配”则是站在大家的上面进行统治。

从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出,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上无疑会履行特殊的责任,发挥特殊的影响。美国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要求它这么做,世界上其它国家也要求它这么做。问题是如何履行这种特殊责任和发挥这种特殊影响?可以是领导世界,也可以是支配世界。如果是领导世界,美国与其它国家就是平等的(无论是站在队伍前面还是站在当中),美国带领其他国家一起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如果是支配世界,那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处于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地位,“君临天下”,统治和控制世界。按照我国国内研究领导学的一些学者的说法,“领导”是“带领他人实现符合群体需要的共同目标”;“支配”(即统治)则“带有暴力色彩和斗争属性”,是“一方压制另一方的行动”。[13]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也说,“不可否认,在国际社会中,实力决定国际关系。拥有实力的主体可以对国际秩序的形成发挥巨大作用。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区分‘霸权’和‘领导力’两个概念。前者是通过把自己的政策和价值观强加给他人的方式来建立秩序,而后者是在得到他人的赞许和支持的基础上来建立秩序。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14]

二、内涵的的比较

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国家安全战略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概念方面,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内涵方面。戴维·Ａ·鲍德温在1997年发表的《安全观念》一文提出了构成国家安全观的七个要素,[15]为我们比较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国家安全战略在内涵方面的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这七个要素可以被归纳为三个方面:对利益与目标的的认定,对环境与威胁的确定,以及对手段与方法的认识。它们实际上也反映了构成战略的三个成分:目标、途径和手段。

首先是关于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认定,这是制订国家安全战略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鲍德温提出的七个要素中,有三个与此有关:为了谁的安全?为了什么价值的安全?多大程度的安全才是足够的?按照这样三个要素,领导世界战略和支配世界战略间存在重要的一致,即对战略的服务对象和利益都有极为广泛的规定,相信美国的利益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认为美国的安全、繁荣和民主取决于世界的安全、繁荣和民主。但是,它们也具有重要的差别,即分别追求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

第一是为了谁的安全,即国家安全战略要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它可以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安全,也可以涉及到盟友的安全,还可以涉及到某个地区甚至世界的安全。孤立主义战略的主张者认为,美国要维护的主要是国土和其公民的安全。但是,领导世界或支配世界战略的提倡者则相信,美国安全战略要服务的对象宽泛得多:从国家看,除了自身外,美国还有责任保护盟国(如北约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如中东的一些国家、东欧的国家等)。从地域看,除了美国所在的北美大陆外,美国还有责任维持世界其它地区的秩序,包括欧洲和亚太地区、中东和南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总之,无论是按照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的战略,世界上各国和各个地区的安全、繁荣和民主,都与美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都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差别只是在于这样一点:由于各国和各地区具有的重要性不同,它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处位置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差异。当然,不言自明的是,美国对安全、繁荣和民主的理解是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判断出发的。这是导致美国和其它国家之间频繁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为了什么价值的安全,即要保护什么利益以防受到损害?安全涉及到不同种类的利益。例如,它可以被分成物质性的利益和价值性的利益、传统性的利益和非传统性的利益、军事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等。孤立主义战略的支持者们通常认为美国利益的内容是比较单一的。例如,当年乔治·华盛顿提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主要是商业性的。同样,冷战后出现的新孤立主义者也主张,美国的利益主要是本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又是与孤立主义者不同,无论是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的战略的鼓吹者都对美国利益有着广泛的规定,认为它们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不过,尽管如此,这两种国家安全战略在对一些具体利益的认定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差别。例如,支配世界战略的鼓吹者声称,美国不能允许出现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的竞争者,也就是不能出现另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领导世界战略的支持者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就不是那么极端。

第三是多大程度的安全才是足够的?如果借用在国际军备控制谈判中已经形成的概念,安全标准可以有绝对与足够(或相对)之分。利益的相对安全是理性的要求,利益的绝对安全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战略有着重要的差别。前者强调的是利益的足够安全,而支配世界的战略则是强调利益的绝对安全。足够安全的标准可以导致国际合作,保证美国的领导地位;绝对安全的标准则会导致美国的单边行动,促使美国为主宰世界的霸权而努力。这一差别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就明显表现出来。主张领导世界战略的人通常认为,军备控制可以增加对立国家(或潜在对手)之间军事关系的稳定(包括军备竞争稳定和危机稳定),增加相互的安全。那些谋求支配世界战略的人则对军备控制持有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

其次是关于威胁和环境的认定,这是制订国家战略过程的又一重要步骤。戴维·Ａ·鲍德温提出的七个要素中,有两个与此有关:安全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关注的是在多大时间跨度内的威胁?在这一问题上,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安全战略的差异要大得多。总的来说,与领导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相比,支配世界的战略对威胁和环境采取了相对悲观的看法。

第一,国家利益和目标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这种威胁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模糊的。总的来说,领导世界的战略对威胁的看法比较具体,比较明确。相反,支配世界的战略则往往用模糊的语言规定威胁,其结果一般是扩大了想象中的“敌情”。例如,当年杜鲁门主义将“共产主义扩张”视作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这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提法。一方面,所谓的共产主义可以用来指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指整个国际共运,甚至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所谓的扩张可以是指军事,也可以是指政治或经济,甚至是指意识形态。后来的事实表明,杜鲁门等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扩张具有很大的臆想成分。

第二,关注的是在多大时间跨度内的威胁?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比较近期的威胁,也可以从很长远的角度预测威胁。孤立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近期威胁,而且认为不存在严重的近期威胁。至于介入主义者,无论是主张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的战略,都会既考虑到近期的威胁,又会考虑到长远的威胁,但对长远威胁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总的来说,领导世界的战略的支持者对长远威胁的重视程度较低,对安全环境的看法比较乐观。相反,支配世界战略的支持者则更重视未来的威胁,包括20年、30年以后的威胁,对安全环境的估计要严峻得多。

再次是对手段与方法的认识。这是制订国家安全战略过程中的最终任务。在鲍德温提出的构成安全观念的七个要素中,与此关联的有两个:愿意以什么代价去实现安全?用什么手段克服威胁?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的战略都愿意为介入世界承受巨大代价,但是相对而言前者依然比较节制和谨慎,在人员伤亡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同时,与支配世界的战略相比,领导世界的战略对软权力给与了更多的重视,并且更主张通过柔性的方式使用硬权力和软权力。

第一,愿意以什么代价去实现安全?为了追求安全的目标,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对不同战略的鼓吹者来说,他们能够接受的代价有着高低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性利益和超级大国的地位使得美国在和平时期深深介入世界事务变得不可避免。为此,美国政府一再劝说美国人民要愿意为此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是,由于孤立主义传统,也是由于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除非被认为同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有关,很难说服美国国民为介入国际事务承受重大人员(军人和平民)伤亡。领导世界战略支持者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主张为介入世界投入巨大物质资源,但对卷入会导致人员损失的军事行动采取了比支配世界战略的支持者谨慎得多的态度,为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标准。

第二,用什么手段克服威胁。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用什么性质的手段克服威胁?具体地说,是主要或完全依赖于压迫性的手段,还是主要依靠对话、说服、示范等合作性手段?二是用什么形式的手段?具体地说,是主要或完全依赖硬权力、特别是军事力量,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软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硬权力是指有形的力量,其中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软权力主要是指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无形的但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力量,它可以被用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偏好,说服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16]硬权力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基础,没有硬权力,任何国家无法实现自己的安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府会有不同的使用硬权力的方法。正像约瑟夫·奈所说的,它既可以被用来进行说服和诱导,也可以被用来进行威胁和压迫。软权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一味依靠硬权力的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牢固地位。当今任何一个大国都已看到这一点。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对软权力的使用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通过劝说和榜样的力量来运用自己的软权力,也可以强行运用自己的软权力,即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强加于其它国家。领导世界战略显然会在重视硬权力的同时也看重软权力,并且会更多地通过诱导的方式使用硬权力和软权力。相反,支配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加强调硬权力,而且会更多地通过施压来运用硬权力乃至软权力。

综上所述,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内涵上也有着重要差别。

虽然它们对战略的服务对象和利益都有着广泛的规定,愿意为此介入世界并为此付出必要代价,但领导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相对安全,对安全环境采取了相对乐观的看法,对软权力给与了更多的重视,在使用军事力量问题上比较节制和谨慎,可能涉及人员伤亡时尤其如此。支配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对安全环境则采取了更为悲观的看法,更加迷信自己的硬权力,甚至在使用软权力时也往往采取刚性方式。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领导世界战略和支配世界战略的理论基础也有重要差别。当然,与此同时,在某些方面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又出现了局部的重迭。

支配世界战略类似于美国至上主义,完全是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的,可以从现实主义者们所主张的单极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追随权力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得到解释和证明。
按照单极和平论,一个国家在权力方面的优势将有助于和平。换言之,和平应是权力不平衡的结果。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优势权力就可以威胁潜在的挑战者,取得其它国家的合作和追随。这实际上也就是霸权稳定论:直到不同的力量增长率导致了一个对原有霸主的支配地位不满并有能力对之进行挑战的国家的出现,一个特别强大的支配性国家的存在会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并且,权力在支配国家的集中越是明显,越是突出,与之相连的国际秩序也就越是和平。[17]

追随权力论是近年来不少学者主张的一种观点。按照这一理论,国家的自然倾向不是制衡优势,不是反对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而是追随强者,即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而与威胁性的国家站到一起。在单极体系中,由于霸权国家的优势十分突出,反对霸权国家的危险也就十分明显。因此,其它国家,包括处于第二层次的大国,都会接受和追随霸权国家的领导。这就导致了国际政治的和平和稳定。[18]

进攻性现实主义声称:国家试图“使它的相对力量最大化以获得安全”;在一个“高度严酷和竞争”的世界中,“安全取决于硬权力(军事力量和其经济基础),在硬权力方面占取第一的位置是最好的作法”;“系统稳定(战争、安全竞争和扩散的缺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一种功能”。为此,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声称,“如果美国的霸权得以维持,将来发生大国战争的危险就会继续处于很低水平;但是,如果国际体系变得多极化,将来发生大国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增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还相信,“其余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霸权”,因为“它们从美国的霸权中得到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且,它们也只有这么作,“别无选择”。最后,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并不“否认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脱离构成了美国霸权基础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些价值不可能带来和平和稳定”。[19]

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国际体系仅仅为温和的、理性的行为提供了刺激”;“国家试图使它们的安全最大化而非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安全实际上是很丰富的”。以此假设为出发点,它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使权力最大化的行为(过分的扩张)产生于认知的因素(错误概念)或者国内政治变态,而非产生于国际体系的限制”;因此,“侵略是可以通过根除有意引起它的单位层次上的错误信息而得到治愈的”;“民主的扩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国际机制的发展,都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这样,在为“非理性”的国家行为进行诊断和开具药方时,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取得了一致。正是基于这样的乐观主义分析,防御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们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美国霸权的和平贡献:第一,他们用“制衡威胁”论说明,“其它国家将不会制衡霸权主义的美国”;第二,他们声称,正因为“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利益显示了明显的关切”,其它国家也希望“追随美国”。第三,通过使用自己的软权力,即“美国价值和文化的吸引力”,美国将能“减少其余国家把它看作一种威胁的危险”。总之,防御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们相信,由于美国的霸权并不威胁其它国家的利益,并且对于维持所有国家都将从中得益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将为“无赖”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20]

领导世界的战略则比较复杂,它可以建立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类似于合作安全政策。但是,它也可以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表现为制衡政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领导一部分国家(盟国和友国)而非所有国家。

合作安全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当今国际社会处于高度的“战略依存”之中。一方面,合作安全论的支持者们相信,发生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种族清洗、难民潮、环境污染等等,都会波及到其余国家、其余地区,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影响它们的利益,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也不能幸免。这样,就出现了将美国与其传统盟国的安全同发生在世界各个地方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逻辑。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等人说,“严重的经济和环境问题表明了美国利益和其它国家的利益处于一种无法逃脱的相互依存之中。”[21]另一方面,合作安全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非一国或一个地区能独立承担,即使美国与其盟国也不例外。[22]正是从这样一种高度的“战略依存”的假设出发,那些支持合作安全论的学者们提出了集体安全、国际机制主义等一系列原则。要注意的是,尽管合作安全论者强调多边的一致行动,但是他们仍然相信,美国的领导作用是这种多边行动的前提;并且这种领导应当体现于外交军事等多个方面。[23]

按照集体安全原则,“不管侵略发生于何处,不管侵略由何人(国)所为”,都是不能允许的;要依靠像联合国这样的“大家为人人,人人为大家”的集体安全组织对威胁作出反应,协调各国努力以慑止和击败侵略。查尔斯·库普钱等认为,“集体安全的基础逻辑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集体安全原则下运作的制衡机制在预防战争和阻止侵略方面应当比在无政府主义的背景下运作的平衡机制更有效得多”;另一方面,“通过使所有国家反对一个国家的概念制度化,集体安全组织有助于创立一种稳定将因合作而非竞争产生的国际环境”。[24]

依据国际机制主义,具有充分的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常设国际组织是协调多边行动的必要前提,也是为了和平进行规则的、有效的干预的必要前提。这种组织应当建立在集体安全性质的基础上,尽管其制度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从理想的集体安全型到协调型),规模和范围可以各不相同,对集体安全行动所作的承诺也可以有所差别。所谓的理想型的集体安全组织还是伊尼斯·克劳德(ＩｎｉｓＣｌａｕｄｅ)在冷战前期所描述的那种,即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参加、涵盖世界的所有地区、涉及到所有成员国作出的一种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成文的许诺:“任何侵略者都会面临集体的制裁。”[25]

不过,领导世界的战略也可以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按照制衡威胁的观点,虽然国家的自然倾向是制衡,但它们要制衡的不是笼统的权力而是威胁。斯蒂芬·沃尔特在解释结盟的原因时说,“传统制衡权力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加入同盟以避免更强国家的支配”,“在其优势的资源可能造成一种威胁的国家或同盟面前保护自己”。[26]但是,在他看来,国家结盟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对付权力的不平均分布,而是为了对付威胁的不平衡,是为了对最具威胁性的国家作出反应,或者说是为了对威胁作出反应。他提出,要“考虑到影响国家可能造成的威胁的水平的所有因素”,其中包括总的力量、领土的相近、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图,总的力量仅仅是规定一种威胁的几个成分之一。[27]查尔斯·格拉泽持有与沃尔特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制衡威胁论比制衡权力论有了重要的进展,因为“安全同履行使命的能力的联系要比同权力的联系紧密得多”。[28]从制衡威胁论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美国能实行表明克制和消除其余国家疑虑的政策,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仅不会引起担心和制衡,相反,它还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领导别国去制衡威胁。

当然,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领导世界战略是不彻底的,因为这时实际能够领导的只是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国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理由认为,真正的领导世界的战略只能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只能为主要接受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政府)所推行。

四、结　　语

无论是就概念、内涵还是就理论基础而言,领导世界战略和支配世界战略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对国家利益的识别、威胁的确定和方法的认识上有着重要的差别。就本质和总体而言,它们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正因为如此,当着一个美国总统在推行领导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时,一些反对者总会极力鼓吹实施支配世界的战略。同样,可以设想,在一个总统推行支配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时,也会有人表示强烈不满,试图以领导世界的战略取而代之。为此,对这两种战略的区别与划分为我们分析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一条分析的途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但是,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这两种不同战略又有着并存性,即其中一种战略的某些成分可以与另一种战略的主要成分共同存在于一个政府的政策之中。也就是说,当某个政府推行的基本上是领导世界的战略时,它也可能采取支配世界战略的某些建议;反之亦然,在某个政府推行本质上属于支配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时,它也可能接纳领导世界战略的某些思想。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两种战略本身界线的模糊,而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家们的实用主义。确实,许多实例表明,学者们的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理论主张可以同时出现在政治家们的政策实践之中。正如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所说:“作为一名教授,我知道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获得终身教授而事业有成。而作为一名决策者,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的分类抹煞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和价值完全密不可分。”[29]

　　注释：

　　[1]　ＢａｒｒｙＲ.Ｐｏｓｅｎ＆ＡｎｄｒｅｗＬ.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Ｕ.Ｓ.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1,Ｎｏ.3(Ｗｉｎｔｅｒ1996/97),ｐ.4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94页。[3]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Ｎ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Ｕ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2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ｒｓｅｔ＆Ｂａｂｅｒ,1983.,ｐ.974.
　　[4]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Ｎ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Ｕ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2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ｒｓｅｔ＆Ｂａｂｅｒ,1983.,ｐ.974.
　　[5]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125页。
　　[6]　关于英国的光辉孤立,参看拙著“‘光辉孤立’辨析”,载于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编:《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4年12月。第139—145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2页。[8]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Ｎ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Ｕ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2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ｒｓｅｔ＆Ｂａｂｅｒ,1983.,ｐ.602.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22页。[10]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Ｎ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Ｕ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2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ｒｓｅｔ＆Ｂａｂｅｒ,1983.,ｐ.1030.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80页。
　　[12]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Ｎ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Ｕ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2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ｒｓｅｔ＆Ｂａｂｅｒ,1983.,ｐ.544.
　　[13]　刘建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4]　小和田恒:“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朝日新闻》,2003年8月31日,转引于《参考消息》,2003年9月14日,第3版。
　　[15]　ＤａｖｉｄＡ.Ｂａｌｄｗｉ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23(1997),ｐｐ.5—26.
　　[16]　参看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94页;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17]　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4,Ｎｏ.1(Ｓｕｍ ｍｅｒ1999),ｐ.23.
　　[18]　ＲａｎｄａｌｌＬ.Ｓｃｈｗｅｌｌｌｅｒ,“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ｓＳｔａｔｅＢａｃｋ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19,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1994),ｐｐ.72—73.
　　[19]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ａｙｎｅ,“Ｆｒｏｍ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ｔｏ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Ｆｕｔｕｒｅ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2,Ｎｏ.1(Ｆａｌｌ1994),ｐ.93.
　　[20]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ａｙｎｅ,“Ｆｒｏｍ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ｔｏ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Ｆｕｔｕｒｅ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2,Ｎｏ.1(Ｆａｌｌ1994),ｐｐ.93—94.
　　[21]　ＡｓｈｔｏｎＢ.Ｃａｒｔ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ＰｅｒｒｙａｎｄＪｏｈｎ.Ｄ.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Ａ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ｅｒ,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1992,ｐ.4.
　　[22]　ＪａｎｎｅＥ.Ｎｏｌ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ｅｄｉｔ.),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2000,ｐｐ.179—180.
　　[23]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Ｐｅｒｒｙ,“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ｎｔｏＵｓｅＩｔ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ＪａｎｎｅＥ.Ｎｏｌ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21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1994,ｐ.235.
　　[24]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Ｋｕｐｃｈａ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Ａ.Ｋｕｐｃｈａｎ,“Ｃｏｎｃｅｒｔ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16,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1991),ｐ.118.
　　[25]　Ｉｎ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1956,ｐ.42.
　　[26]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Ｗａｌｔ,“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9,Ｎｏ.4(Ｓｐｒｉｎｇ1985),ｐ.5.
　　[27]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Ｗａｌｔ,“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9,Ｎｏ.4(Ｓｐｒｉｎｇ1985),ｐ.9.
　　[28]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Ｇｌａｓ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ａｓ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19,Ｎｏ.3(Ｗｉｎｔｅｒ1994/95),ｐ.62.
　　[29]　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谈国家安全战略》,200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