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要由于冷战、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诸客观因素，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外交中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也难辞其究。当时中国的安全外交对策基本是成功的。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目标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完全是消极的。在宏观、战略和间接的意义上及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该政策取向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安全外交，意识形态，冷战

作者简介：卿文辉，1964年生，安徽蚌埠人，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问题与中国外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安全外交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新中国的存在构成毛泽东时代中国安全外交的逻辑上和事实上的起点和基础。它的基本内涵是：真正的、彻底的独立和比较彻底的统一。这些进一步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历史；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与自身安全有关的问题上，从此不再是单纯的客体和完全被动的反应者，而是开始有了影响，而且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主动。

一 新中国建立后 ，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

（一）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在世界各大国中，属最严峻之列。

新中国建立时，绝大部分边界尚未正式划定，同大多数邻国都有边界争议，而与苏联、印度等重要的且又有漫长的边界的邻国的边界问题尤其严重，长期得不到解决 ；同一些海上邻国也存在着岛屿归属之争和海权争端。这些争端是中印、中苏边境战争的重要起因，也导致了一些同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冲突。
中苏间持续30年（1960--1989）的冷战始于这一时期，成为毛泽东时期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在对抗最严峻的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或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可能一度非常大。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沿中国周边构筑包围圈，苏联、蒙古、印度自始至终都是这一包围圈的重要环节。

中美间的对抗持续了20年（1949--1969），既有热战也有冷战。它构成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海冲突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之一。在这些战争和冲突中，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认真考虑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也构筑了一个反华包围圈，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驻军、日本、韩国、南越等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台湾省等组成。整个西方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孤立、制裁和封锁，也可以视为中美对抗的组成部分和直接后果。

在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1960年代，中国的国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特别是前者）受到的威胁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二战后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
台湾问题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中国内战的继续，中国统一的未完成和领土主权的不完整，也成为美国威胁大陆安全、消耗中国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在基本成功地保卫着自己的万里海疆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局面，即没有掌握对国土（包括领海）安全至关重要的近海的制海权。台湾问题的长期存在与这一事实之间有着内在而又深刻的联系，既是其因，又是其果。

这一时期中国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传统意义和严格意义上的国土安全，即中国人民和政府在自己国土上的和平生活和治理经常有被外敌入侵所破坏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而绝非近现代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所时常感受到的源于海外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可能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更非霸权国家因霸权利益受到影响而产生的所?quot;安全问题"。这更凸显了中国安全问题的严重性。

（二）50-60年代中国安全的困境，主要是由中国所无法左右的客观因素所致，包括：冷战与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与传统地缘政治因素。新中国成立时，冷战格局已定，客观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诸因素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卷入其中，使中国很难避免与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两个超级大国从各自在欧亚大陆特别是西太平洋和东亚的霸权考虑，都不希望中国强大。美苏对中国的威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分别是近代西北边疆危机和东南海疆危机的继续，甚至可以视为古代边患（包括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倭寇对朝鲜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在不变的地理条件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部分周边中小国家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均与美苏有共同利益。其背景有二。第一，由于中国与美苏国力的差距，在冷战时期集团政治盛行的大背景下，许多周边国家为自身利益计，不得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择一个。第二，周边中小国家的考虑有其不同于超级大国的特殊性，这就涉及到历史因素了。

历史因素。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发展中国家、大陆国家和农业民族这些最基本的国情是历史遗留下来、相当时期内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国安全的许多困境都与这些基本国情息息相关。比如对近海的制海权的缺乏。其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以中国为核心的、以朝贡关系为内容、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东亚型的国际关系，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特别是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亚洲的兴起，这种关系较普遍地被周边国家误解为中国的霸权，西方和苏联又极力鼓励这一误解。第三，如前所述，边界问题的存在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现代边界制度是主权国家及其领土制度的结果。作为有着众多邻国的大国古国和领土曾横遭侵蚀的前半殖民地国家，大量的领土争端的存在及其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例如，苏联就尤其担心中国揭历史旧帐，并进而提出领土要求。

意识形态因素。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由此决定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客观性。中美交恶中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及其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周边中小国家参与反华包围圈，原因之一是惧怕中国输出革命。然而，意识形态也并非纯客观的因素，中国自身主动的但并非总是明智的政策选择也是这一因素的一部分。中苏关系的曲折就是明证。

二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安全对策评析

（一）这一时期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内政和外交举措，检讨起来，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利用我国制度的特殊的优势，采取非常措施加速实现工业化，重点是为国防服务的重工业化，逐步建立起全面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从而达到了战略意义上的自给自足。在此基础上，从常规到非常规,从战略到战术，各兵种的现代国防力量基本建立起来。什么都能自己生产，虽然从市场经济的成本效益的角度看来未必合理，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安全来说十分必要。意义尤其深远的是，在困难的国内经济条件下，不计代价、独立自主地发展起了核、导弹和航天工业，挤进了核俱乐部，成为为国际法所承认、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五个核国家之一，且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了初步的战略威慑能力。

不向强权低头，不信邪，敢于碰硬。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直接交战，在越南战争中与美国间接交战，均是我方胜出。这两场局部战争中至少前者是为我国家安全所不得不打的。意志力或民心士气是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部分弥补物质国力之不足，中美数次较量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没有对中国国力的数次领教，美国也不可能在60年代末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在苏联已成为对我安全的头号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地抛弃意识形态分歧，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抗苏战略同盟，此举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迫在眉睫的国土安全上的威胁。在政治安全方面，此举带来了同西方的关系的普遍解冻，也打开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从而瓦解了西方构筑的反华战略包围圈。

从解放战争后期起，在完全有能力做到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暂不收复香港和澳门，使港澳成为我与西方关系中对我有利的一个筹码，一定程度上分化了西方反华阵营。这一决策显示了毛泽东为首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外交策略上的远见和过人之处。英国在1950年就承认了新中国，并在朝鲜战争中劝阻美国使用核武器，这些举措都与香港问题有关。

一贯地、公开地和诚实地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谋求任何势力范围；实事求是地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发展中世界广交朋友。这一政策对于曾深受殖民主义之害的发展中国家极富吸引力，特别是在非周边的、因而与我没有边界争端的发展中国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改善了中国的政治安全局面。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上半叶，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突破的三个主要时段。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主要得力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一成功对于缓解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有着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这一事件和同时期的中美接近，使70年代中国的安全形势较60年代有了明显改善。

由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毛泽东时期中国主要考虑的是国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尚未提上日程。自卫和后发制人是中国当时安全战略在军事上的特点。结盟（同苏联）和准结盟（同美国）是谋求安全的主要外交手段。用诱敌深入、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方法打一场反侵略的全面战争，是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内容。从综合国力和军事技术上的差距及地理特点来看，这一战略是符合实际的。美苏始终未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陷入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泥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亲仁善邻、单纯防御、后发制人的安全外交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对世界和中国的安全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也是形成以上安全战略的重要背景。这一军事战略使中国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但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情，仍是得大于失。

（二）以上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安全战略与政策的主流，其积极影响至今犹存。但也有一些举措，其影响比较复杂，在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对我国安全也有负面影响。还有一些举措，显然得不偿失。


建国初期采取的对苏"一边倒"的战略选择，既是国外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中国领导人的主动选择。当时的形势是，冷战已成定局，两个阵营已经形成。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欢迎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国家利益上，苏联既乐于看到中国从美国的势力范围中脱离，又担心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美国对新中国充满了敌意和恐惧，同时又对中国在民族主义和"第三种力量"的推动下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抱有微弱的希望。由于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大气候（麦卡锡主义盛行）和冷战格局，前一种倾向无疑占优势。

苏联是中国的最大邻国，而美国与我毕竟远隔重洋，苏联对华政策选择必然对中国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伊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急需和平的周边环境和大国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主动地暂时冷却一下同西方的关系，以便于清除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在中国内部遗留下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然而，从国土安全和政治安全角度讲，中国当时究竟有无可能在坚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选择外交中立，基本置身于冷战之外，利用超级大国的竞争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即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也即采取类似1982年以后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也很值得讨论。

事实上，这种选择的可能性问题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始终存在着。历史地看，"一边倒"不失为得大于失的选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它保证了美帝威胁下的中国的安全，换来了苏联的援助，在西方封锁和孤立的国际环境及一穷二白的国内环境下，这个援助对于中国急需的工业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最优决策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的任何决策充其量只能是次优的。但同大国结盟的政策毕竟限制了中国外交的灵活度和自主性，削弱了同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也消除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的可能。

中国在60-7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质援助是必要的，它们不同程度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国土安全和政治安全，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的国力、地位和责任。但明显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带来两个不利后果。其一，过分地牺牲了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其二，养成了一些受援国的依赖性。这一点又与后来我国与某些受援国关系恶化不无关系。过于轻易、慷慨的施惠并不会使受惠者感恩图报，这一点对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是适用的。

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安全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越来越肯定地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乃至于断言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核大战也不可能毁灭人类，寄希望于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虽然中国的一些实际外交行动并没有机械地服从上述认识，它对我国安全的负面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工业布局、三线建设上的失误，与这一认识有直接关系。这种认识和宣传也给了美苏污蔑中?quot;好战"以口实，加剧了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我的误解，特别是不利于消除周边中小国家的疑虑。但另一方面，这一认识与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不向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屈服的言行又有着内在联系，而后者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不容否认的。

始于50年代后期的中国国内政治中的长期的严重的左的错误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安全外交，在"文革"早期更是达到了极端。主要表现是，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一度很浓，在片面理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支援世界革命"成为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在60年代我国还极不策略地提出了"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条线"战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还提出过世界范围内"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这些有"输出革命"之嫌的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一些四面出击的做法，没有体谅到一些亲美和亲苏国家的难处，不必要地强化了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对我的敌意和恐惧，人为地扩大了国际反华阵营，部分抵消了我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的外交的积极效果，延误了我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恶化了我国的政治安全环境。甚至中苏关系的恶化也与中国内政外交的左倾有关。从严格的国际法的标准看，左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某些做法构成了对别国内政的干涉。

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条线"。 "一条线"的基本特征是以是否反苏作为区分敌友的标准：谁反苏谁就是中国的朋友，谁亲苏谁就是中国的敌人。它服从于与美国的准同盟关系，着眼于建立国际抗苏统一战线，，完全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对于"打倒帝修反"之类的四面出击的作法，这一做法缩小了打击面，但仍失之于简单化，打击面仍嫌过宽，没有具体分析和对待不同国家的情况，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化敌为友及孤立中国的头号敌人苏联。诚然，为保持中美准同盟关系，及考虑到苏联威胁的严重性，这一做法还是得大于失的。

概要说来，上述情况的出现，除了国际环境的不可避免的制约外，中国革命的经历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国内政治中的长期的左倾，都是重要原因。总之，对于50-60年代中国安全形势的严峻，中国自己也有责任，尽管是次要的。

三 反思：革命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大气候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安全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理想主义特征过于突出，没有始终将中华民族自身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在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的认识和选择上，不完全成熟。毛泽东外交的头号目标有时并不是国家利益，更确切地说，他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非常独特。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包括安全外交在内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就是：一个革命政权在革命时代实行的革命外交。毛泽东坚信，"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的人民应当支持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的人民。他常常把（虽然并非总是把）支援世界革命视为中国外交的第一位的目标，坚信中国应当勇于和甘于为此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应当成为世界革命的大后方和根据地。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的"四面出击"、"左右开弓"等极端和强硬的策略正是他的这一认识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外交中的讨价还价、利用矛盾、妥协、均衡等等权谋和策略他并非不知道或不会运用，恰恰相反，他是公认的策略大师。他的关于世界革命的狂热的理想主义使他不屑于运用这些策略。革命外交作为一种外交类型，虽然少见但不乏先例。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早期的苏俄都曾搞过革命外交。勿庸讳言，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和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等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一定程度上是有冲突的。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下，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表面看起来"好战"的、甚至引火烧身的外交策略，从狭义的、即时的和直接的本国安全和利益的视角看，有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前文说"对于50-60年代中国安全形势的严峻，中国自己也有责任，尽管是次要的"，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即用宏观历史的视野看问题，结论就不那么简单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二战后头30年世界历史的主旋律之一。我们不否认还有其他主旋律，科技革命、全球化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旧殖民主义的终结和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改造，以及二者共同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世界现代历史之区别于近代史的根源和表现之一。对于这种大气候的形成，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功不可没，毛泽东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功莫大焉。而殖民体系的终结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对于身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又有巨大和深远的意义。

设想一下，如果殖民体系依旧存在，弱肉强食的旧的国际秩序依旧存在，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西方的打击和牵制，新中国的安全环境会是什么样子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在冷战结束、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中国一枝独秀的今天，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压力，就不难得到启发了。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经常说，我们支援人家，帮助人家，最终也是帮助我们自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问题是有些地方做的太过头了，"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有时矫枉必须过正，片面性常常是历史发展的形式。从这个角度看，从当时历史环境看，当时外交上的极左的指导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带有片面性外壳的合理性还存在于如下事实中：对于我们这个曾经是"东亚病夫"、任人宰割、"跪着办外交"的民族来说，一定的狂热和过分的强硬是为恢复民族自信、赢得国际地位（包括敌人的尊重）所必须的。当然，具体做法上的得失，还是需要研究也值得研究的。比如"文革"早期外交上的一些极"左"做法，无论怎么看都是错误的。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in the Maozedong Era

Abstract: Mainly because of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ideology etc., the security surroundings for China in the Maozedong era were very serious. Some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actions directed by the ultra-Left trend of thought, however, were partly responsible. On the whole, China's policies in security diplomacy were successful. The influence upon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of the diplomatic policy aim of 'supporting world revolution' featuring strong revolutionary idealism was complex and not totally negative. Comprehensively, strategically, indirectly and to a very limited degree, that policy aim was beneficial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security.

Key words: Mao zedong,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ideology, the Cold War

About author: Qing wenhui, born in Bengbu of Anhui in 1964, a doctor on law and associated professor in Law and Politics College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