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鲍里斯·叶利钦以“民主派”起家，上台后实行总统极权制，是一个集民主、独裁于一身的人物。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政局不稳，经济一团糟，但却能连任总统，执政8年。尽管他多次病危，但始终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这是俄国特有的“叶利钦现象”。本文就叶利钦八年所为，权力基础，议会和政府的特点，百姓心态，反对派的状态等多种角度，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俄国 叶利钦 政府和杜马 反对党

在苏联解体前后，俄国出现了一个过去并不太知名的人物，他以反特权起家，几起几落，最后竟然推翻了共产党政权，建立起新的王朝，开始改写俄国的历史。此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尽管叶于2000年前夕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但叶利钦现象仍非常值得剖析。

叶利钦起家时打的是民主派的旗号，现在他本人已不讳言自己是“新沙皇鲍里斯”。这是一个集民主派、独裁者、冒险家、酒徒、病夫于一身的人物。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政局不稳，经济一团糟，许诺许多，但迄今未能兑现。一句话，他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困境，走出危机。1999年弹劾总统时给他列出5项罪名，尽管没有通过，但却超过了议会的一半票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连续执政8年，在总统选举中最后得到多数的支持，连任总统。尽管多次病危，但仍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击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这在俄国历史上确实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叶利钦现象”[1]。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对比一下戈尔巴乔夫，人们可以看到，就经济形势而论，叶利钦时代比戈尔巴乔夫时代要糟糕得多；就国内政治生活而论，作为国家元首的叶利钦表现得比戈尔巴乔夫要独裁得多；在民族政策上，叶利钦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民族分立的出现，而戈尔巴乔夫却让一个个共和国独立出去。人们在议论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时，往往归咎于戈氏经济没有搞好，民主不够，民族问题处理不当。那么，比戈尔巴乔夫搞得更糟的叶利钦为什么却能支持下去呢?

叶利钦个性坚强，敢于冒险，敢于出险招怪招，在他执政的8年里，在冒险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功。一个人的性格在历史上是起一定作用的，人们完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当断不断，是造成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仅仅靠坚强的性格显然不足以保证改革取得成功，应当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看看叶利钦所建立起来的体制，他所依靠的力量，他的盟友，他用以吸引选民的口号和措施，他的对手的状态，等等。总而言之，要对叶利钦执政的8年做全面的考察。

八年的作为

叶利钦所建立的政权和政治体制，是一种过渡体制。这个政权的源头是苏维埃政权，这是叶利钦政权的起点。这样一种政权不免有相当多的旧时代的影子、残余，其总体构架存在明显的苏联时代的烙印。超级总统制取代了总书记制，但总书记一人说了算的体制依然存在。政治局不存在了，但人们在总统办公厅身上处处可以感觉到政治局的影子。政府、苏维埃服从政治局和总书记的指挥，这在叶利钦的政府和杜马同总统的关系中仍然处处可见。叶利钦统治所依靠的运转机制并没有脱离旧的那一套。在基本上属于和平转变的国家里，也不能不是这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是不用另起炉灶的，一接收过来就可以自如地运转，甚至不需要磨合期。对苏维埃官僚出身的叶利钦来说，更是驾轻就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也正因为如此，叶利钦政权不断出现的危机可以说是苏联政权危机的继续。然而，如果因此认为叶利钦政权仅仅是苏维埃政权的翻版，那就错了。叶利钦在执政的8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摧毁苏维埃政权，摆脱苏维埃政权的影子，向新的政权体制转变。他大体上做了以下几件事。

1.废除了一党制，初步确立了多党政治。叶本人担任总统后脱离政党，以全民总统的形象出现，国内也出现大大小小政党林立的新局面。经过几次竞选斗争，各政党合纵连横，出现向两党制过渡的趋势。当然，这一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尚待进一步深化。

2.废除苏维埃制度，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向现代三权分立体制过渡的趋势。议会已不是原来纯属橡皮图章的苏维埃，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起制约作用。在通过预算、组织政府等问题上，议会多少可以发挥某种作用，甚至可以发展到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对总统提出弹劾的地步。虽然收效甚微，但毕竟已经改变了橡皮图章的形象。正因为如此，在矛盾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的时候，就出现了炮轰白宫的局面。而作为反对派占上风的议会，它的所作所为有时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例如议会的某些平民主义措施，并不考虑政府执行的可能性，而只是为取得宣传效果，显示反对党的存在，笼络选民。因此，杜马有“不负责任的议会”的名声。雷日科夫就抱怨说，议会动辄赞成提高退休金和工资，造成给各界居民提供越来越多的优惠。1.47亿俄国人中，有1.1亿人享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优惠。哪一个正常的国家会制定这样的法规?

3.成立了宪法法院，设立了总检察长等司法机构。它们名义上是独立行使权力的司法机构，然而，实际上在俄国司法机构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

4.同苏联时期实行总书记制一样，俄国实行的是超级总统制，总统拥有无限权力，整个政权是以总统为中心的结构，它迫使行政、立法和司法统统服从总统的意志。这种制度在俄国的存在有其合理的根据。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否则将一事无成。但靠一个人管理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大国，长期下去显然是行不通的--权力是需要制约的。

5.自由民主领域的进展。苏联剧变是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进行的。相对于苏联时期，俄国的民主自由是多一些了。民主自由的旗号使叶利钦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得到像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的支持。大城市的支持对叶利钦政权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俄国的历史上，只要得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拥护，大体上就可以控制全国。十月革命和叶利钦上台，无不如此。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实行直接选举制，总统、杜马都通过选举产生，某些重大的问题实行全民公决。这种选举制不能用简单的“虚假”一语予以否定。俄共的存在也得益于这一制度，所以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言论自由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例如苏联时期禁书不少，这些被查禁的著作在叶利钦时代得到了问世的机会。这对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在俄国实际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6.苏联号称联盟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单一制。叶利钦时代实行了联邦制，给了各共和国和地方以较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与苏联时期对地方的严密控制相比要宽松得多了。对闹独立的鞑靼共和国，给的自主权就更多了。中央的这一方针自然得到地方的拥护。当然，事情也有其另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共和国的独立倾向，使联邦的完整性受到威胁。在苏联解体之初，曾有不少人预言俄国有重蹈覆辙，发生分裂的危险。8年的实践表明，在维护联邦的完整性问题上叶利钦是从不让步的。

7.经济上的私有化摧毁了苏联的国有制，从而彻底摧毁了苏联的基础。私有化也使社会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30%～40%居民生活水平处在贫困线之下，同时造成一批新的暴发户和亿万富翁。俄国开始出现中产阶级。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是叶利钦政权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

8.对外政策方面抛弃了对西方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西方主义转向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政策。叶利钦及时地接过日里诺夫斯基首倡的民族主义口号，这对大国地位一落千丈的俄国来说，是加强凝聚力的一项有效措施。

美国商学院俄国问题首席专家列昂·阿伦在评价叶利钦的成就时说，他“制止了俄国的解体，保证了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离婚’文明地进行”; “其次，他致力于改革。他知道面临的各种风险，知道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最主要的一点是，叶利钦已使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制度化”[2]。

权力的基础

苏联解体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一种过渡政权，这个政权存在大量过去的残余。严格说，叶利钦并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是对原有的机器进行局部的改造，甚至其中的供职人员也大多来自苏联时期的各级官员，即诺民克拉图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是苏联后期开始流行的一个术语，特指列入上级任命的官员花名册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目前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诺民克拉图拉”。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来自原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据统计，来自“诺民克拉图拉”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3]。这些人是叶利钦政权的支柱，他们也许同叶利钦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不愿意退回到苏联时代--如果退回去，他们就会失去一切。

通过私有化俄国出现了一批暴发户。他们通过私有化，通过侵吞国有资产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这些人是叶利钦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例如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叶利钦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此外，8年来俄国开始出现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前不久，切尔诺梅尔金宣称，他的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依靠的是中产阶级。按照他的说法，这个阶层目前在俄国占居民的15%～20%。这个数字显然是被夸大了，但中产阶层的存在是事实。这一部分人也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年代。

知识分子的情况略为复杂。由于苏联时期文化的发达，所有“诺民克拉图拉”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其态度已如上述。其次，大批非官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叶利钦政权下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现在在职的大学教授月工资不到100美元，他们的退休金约400卢布，合16美元左右，仅够活3～4天。他们对叶利钦政权不满。但另一方面，叶利钦给们提供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不受行政干预(自然要受金钱的限制)，对这一点他们是欢迎的。有一位教授说：现在俄国生活困难了，但愉快了。他指的就是饿肚子与自由的关系。知识分子往往为不回到过去而投票支持叶利钦，反对俄共。1996年2月21日俄新社刊发的列兹尼琴科文章《总统选举：如果共产党获胜了怎么办?》中说，不仅发了财的新贵，而且还有“老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却也不想再回到原来的意识形态的重压之下[4]。

地方诸侯在叶利钦统治下得到较多的自主权。由于地方行政长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地位比较牢固，总统无权随意撤换他们。而叶利钦为了笼络地方，也对地方的要求给予较多的让步和优惠。行政长官们在中央有上院--联邦会议，对某些事务有一定的决定权和发言权。例如1999年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的免职事件闹了好几个月，由于联邦会议多次拒不通过，叶利钦的解职命令也难以得到落实。地方诸侯自然不会愿意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年代去。除车臣外，其他各联邦主体中虽有独立的某种倾向，但都还没有闹大，对叶利钦的中央基本上是支持的。

《独立报》1999年8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叶利钦象征着1991～1992年革命、改变政权和私有制的成果。叶利钦是这些成果的保证人，是俄罗斯统治集团成员之间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协议的保存者”[5]。这实际上就是叶利钦历8年而不倒的秘密所在。

议会和政府

叶利钦给俄国的议会起了一个旧名称--杜马。俄国的杜马历来是软弱无力的，从1905年出现之时起，咨询杜马也好，立法杜马也好，在沙皇时代都没有达到立宪君主制。二月革命之后，取代杜马的苏维埃本来是有力量掌权的，但它同样软弱无力，自愿让权，在国内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苏维埃最光辉的时期是十月革命前后的时期，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夺取了国家政权，宣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随着“一党专政”的确立，苏维埃逐渐成为橡皮图章，已经无权决定任何重大问题，以至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另外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以取代最高苏维埃。像沙皇时代的杜马一样，在鲍里斯·叶利钦统治下杜马也没有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即使他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杜马，略有反抗和独立的表示，就出现了炮轰白宫的历史罕见局面。此后的杜马虽然还是反对党占多数的议会，但基本上还是听话的议会。在总统和议会的对抗中，大多是议会作出让步，以妥协了结。究其原因，首先是立法规定不利于议会，总统可以随意解散政府和议会，而议会弹劾总统则障碍重重，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杜马议员对总统有极大的依赖性。叶利钦给予杜马议员以高薪和优越的生活待遇及办公通讯设备，一旦议会解散，所有这一切就都化为泡影。不要说个人生活无保障，连党团从事政治活动，开展竞选斗争的物质条件都会失去。议员对总统的极大依赖使得杜马一产生就具有先天软弱性。只要存在强沙皇，强总统，俄国的议会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工具，任何反对独裁的举动都可能给自身带来严重的危险。俄国杜马的传统和现状就是如此。

俄国的政府同样如此，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在沙皇时代政府对沙皇负责，在共产党时代对总书记负责，在叶利钦时代则对总统负责。在这三种场合下，政府及其首脑的命运都操在最高领导人的手中。叶利钦的政府仅仅是执行叶利钦意志的工具，总理的去留不取决于政府工作的好坏，而只取决于叶利钦本人的需要。

所以，目前的俄国离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相去甚远。要摆正总统、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有待未来选举的结果。总统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权力，这在急剧转变的年代是国家稳定的需要，但发展下去却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国内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一年多的时间里更换四个总理，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在频繁更换中，最能干的总理也只能是一事无成。然而，这种局面却有利于叶利钦大权独揽，实行个人独裁。

百姓心态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整个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还有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如苏芬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死亡的人达数千万。此外，还有随着天灾人祸而来的大饥荒--20年代初、30年代初和40年代战后的三次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的死亡。这些灾难有些是在同一代人身上出现的。天灾人祸加上俄国恶劣严酷的自然条件，培养了居民刻苦耐劳的性格。叶利钦政权带来的普遍贫困化，对广大居民来说实际上并不陌生，他们能够在苦难中求生存。

俄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沙皇制度还没有来得及转变成君主立宪，就被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和混乱时期，但很快就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在革命时期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本来应该逐步加强民主建设，缩小专政和镇压的职能，然而斯大林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前后却在国内加强镇压的力度，扩大镇压的范围。据官方发表的数字，遭直接镇压的人数达400多万，如果考虑到当时株连盛行，那么加上亲属朋友，受镇压的人数当远远超过400万这个数。

俄国的老百姓对沙皇、斯大林等人的独裁统治早已习以为常，叶利钦的独裁并没有超出过去的记录。叶氏的独裁有其特点，大体上表现在对他所控制的权力机关的独裁，是一种机制内的独裁，而对老百姓来说，叶利钦给予了较大的自由。他们有直接选举权(选举总统和议会)，有相当大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迁移和出国的自由，甚至有骂总统、政府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缺乏物质保证的自由，寡头们垄断了媒体，许多居民并不能真正行使这种自由。但毕竟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动辄进集中营的历史已经过去了。

俄国人民历来有信奉好沙皇的传统。实际上他们对不好不坏的沙皇也能接受和容忍，对暴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会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叶利钦允诺给予自由民主，过富裕的生活。他在危急关头所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保证了你们的自由!目前对美好天堂的向往尚不可得，但将来一切会有的，这种期待使广大居民默默忍受目前的苦难。他们都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坏沙皇的时代去。在这种乱世，老百姓既希望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又害怕重新回到过去大镇压的年代、人人自危的世界中去。因此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在第二轮的投票时多数居民就在两害相权中选取了叶利钦。

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 [6]这种极化现象在当今的俄国处处可见。

叶利钦除了允诺自由民主之外，每遇关键时刻就设法发放拖欠的工资、军饷和养老金，甚至提高某些阶层的工资。这一招确实能使他化险为夷，拉来选票，得到一时的支持。

叶利钦目前已经做到的是：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恢复。现在连独联体本身的存在都成问题，遑论恢复苏联!其次，不可能退回到苏维埃体制上去。第三，共产党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共产党作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人民群众有好处。

随着剧变的逐步结束，俄选民需要的是能改善民众生活的候选人担任下届总统。1999年9月15日《今日报》谢尔盖·杜比宁的文章说，“人们普遍对那些主要特点被认为是谨慎和不激进的候选人抱有好感，从这种情况来判断，俄国人倾向于选择保守的方案--总统不应当破坏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而应当有助于搞好生活。" [7]

反对党俄共

叶利钦政权的最大对手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经过几年重建、恢复，党员人数已达50多万，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也是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对国内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俄共恢复活动以后言论，特别是从它的党纲看，俄共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尚未进行认真的总结。他们没有从体制上去寻找失败的原因，没有认真检讨过去的错误，而仅仅把失败归罪于少数领袖个人。在苏联历史上，俄共只肯定列宁和安德罗波夫两人，而对斯大林时期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勃列日涅夫的僵化模式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仍然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斯大林模式仍然是人们担心的问题。结果，到紧要关头，叶利钦就用共产主义的“恶魔”来吓唬居民。在上次总统选举过程中，电视台大力宣传苏联时期的恐怖，对选民的影响极大。可悲的是，宣传的内容并非捏造，而是历史事实。而作为苏共继承者的俄共对此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做不出合理的解释，又不向受害者表示道歉。这就不免失去相当数量的选票。

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失去进行改革，挽救社会主义的机会。斯大林逝世之后本来出现了冲破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极好机会，赫鲁晓夫做了一些努力，但他本人本来就是这个阵营中人，从思想、行动到所能采取的措施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进行的改革没有能触动斯大林体制上的问题，遇到的阻力也大，到了一定时候就不得不后退，甚至走回头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柯西金的改革很快夭折，开始了“复辟”进程，推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不仅自己不改，也不允许别人改，出现了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事件。这不仅是捷克的悲剧，也是社会主义的悲剧。安德拉波夫的改革由于天不假以时日，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实际上已经回天乏术。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乃是补天的最后之举。但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说，对苏联来说，这都仅仅是纸上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大厦已经倒塌。戈尔巴乔夫只好在历史上充当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社会主义苏联的总统。到了叶利钦时代，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都无存身之地了!

对苏联的历史应当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一个失败者不认真总结教训，彻底改正错误，是难以东山再起的!

俄共对当局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先是为生存而斗争，在站稳脚跟之后，它成了杜马的第一大党，把自己定位于“建设性的反对派”。而在普里马科夫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共产党人直接加入了政府，甚至担任了第一副总理，俄共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权党，对政府工作的好坏自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样，俄共只好把叶利钦总统当作打击的目标。1999年对叶利钦的弹劾是俄共对总统的最后一次冲击。但弹劾提出的对总统的5项指控一条也没能通过。不仅如此，此举反而迫使叶利钦铤而走险，解除了同俄共关系不错的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这也同时意味着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在这一回合中俄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目前俄共的爱国人民阵线已分裂瓦解。实际上，叶利钦已不把俄共，而把“祖国-全俄罗斯”看作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固然可以减轻俄共的压力，但也说明了俄共地位的削弱。

中派的崛起

在俄国，中派历来没有得过势。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一度出现最民主的形势。遭查禁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半合法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就说明问题。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希望俄国从此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建立民主国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为，革命不能停顿，应当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们不是进行议会斗争，而是举行武装起义。结果，激进派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联共(布)内部出现了托洛茨基左翼激进派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翼”。虽然托洛茨基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比他更加激进的斯大林派却掌握了党政大权。布哈林所持的右的或中间的立场遭到了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的逼迫下，也曾提出“中间主义”作为救命稻草，试图在各派角逐中依靠中派，取得各方的支持。但中间主义没有救得了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当政年代，曾多次出现中派团体。1993年杜马选举时的“公民联盟”, 1995年杜马选举中的“公众大会”，都打过“中派”的旗号，结果在事前普遍看好的情况下两者都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中派的失败说明社会还处在动乱之中，激进主义还有市场，叶利钦政权还没有走下坡路。

苏联剧变经过叶利钦8个年头的统治已逐步走向定型。风暴时期已经过去。大凡风暴时期，激进派总是占上风，但风暴基本过去之后，社会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从人心思变转为人心思定。历史的发展有张有弛，弦不能总是绷得那么紧。法国大革命(1789～1794年)中激进派陆续上台，一个比一个激进，到罗伯斯比尔上台，把激进主义推到了极端，于是出现了热月反动，社会从革命转入演进。

在俄国经过8年的折腾，早已出现人心思定，希望有一个平静稳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这时候出现的中派已不像以往那样无本无根，而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群众需要的一种思潮和运动。因此，卢日科夫的“祖国”运动一打出中派旗帜即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今日的俄罗斯无论是右的激进主义还是左的激进主义的极端都难以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中派加左翼或右翼，组成中左或中右联盟，是目前俄国普遍看好的组合，是有可能接替叶利钦政权的力量。这一次打破俄国历史惯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叶利钦启用的普里马科夫已经试行了中派主义的方针路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只不过总统本人及其家族的利益促使叶氏在社会进程取得良好态势的时候，中断了这一进程，再一次自己乱了自己的江山。

叶利钦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根据。叶利钦现象的合理性在于适应了俄国大变动的需要，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叶利钦现象对剧变后的俄国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稳定的因素，它保证了社会以较为平和的方式向后苏联时代的过渡，使俄国得以避免出现大混乱、大动荡、大分裂。叶利钦现象不是虚拟的，它得到俄国特定阶层的支持，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俄国居民的支持，所以能够保持长期不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俄国政局动荡不稳的重要因素。国家需要正常的秩序，需要法治，到了叶利钦统治的后期，叶利钦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复兴的阻力，因此叶利钦退出政治舞台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将逐步走向比较正常的三权分立的西方模式。只要俄国不再出现大动荡、大混乱，就不会出现叶利钦第二，也无须叶利钦第二。通过正常的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向叶利钦后时代的过渡是最理想的结局。所以，俄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呼吁不要去刺激总统，让叶利钦总统任期届满，并对其下台后的生活和地位提供保障。叶利钦已提前下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叶利钦的下台不会是叶利钦所开始的历史的结束，俄国的发展进程已经难以逆转，不可能回到苏联时代去。但叶利钦现象将结束，叶利钦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势必出现不同程度的“非叶化”。总统的权力将减少，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联邦制、强国方针等将继续下去并得到逐步完善。当然，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俄国历来是一个谜，只有历史才能揭开其谜底。

注释：

[1]严格地说，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引人注目的“叶利钦现象”。一次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那时叶利钦高举民主和反特权的旗号，在官场上遭贬谪，但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凭这一资本，叶利钦沉下又浮起，终于搞垮了苏联，打倒了对手戈尔巴乔夫。这是第一次“叶利钦现象”。本文要探讨的是叶利钦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可以说是第二次“叶利钦现象”。

[2]《参考资料》1999年9月15日。

[3]〔俄〕《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4]《参考资料》1996年3月7日。

[5]《参考资料》1999年9月7日。

[6]〔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8页。

[7]《参考资料》199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