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国政坛上的“改革明星”，从他1988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经11年了。从1991年8·19事变后他实际主宰俄罗斯政局、同年年底苏联解体最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开创了叶利钦时代起，也已经8年有余。

如今他以病夫之躯，在国内问题成堆、声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走近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无论如何，“叶利钦时代”已经到了尾声，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前言：破旧有力 立新乏术

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做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而是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笔者看来，俄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

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 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寡头的“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

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当然，说“立新“无术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立新“，否则在旧秩序不复存在时又完全没有新秩序，是天下大乱，俄罗斯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在世界历史上，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越难建立正常秩序。相比之下，单从应付”帝国后遗症“的角度看，应当说叶利钦时代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多民族之国，俄罗斯人又只占前苏不到一半的人口，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也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治下的8年中，苏联解体以和平方式进行，俄国基本保持稳定，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应该说并不容易。

在漫长的过渡期中，俄国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行驶。

这样的局面，要说叶利钦”只破不立“是不对的，他”立新“无术，但毕竟还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罗斯没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与有效的权力制衡，但毕竟已经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有了强大而合法的反对派，有了“可以反对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平心而论，今日俄罗斯的民主与自由已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

俄国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更严重，但如下所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比政治转型更困难，这不仅与中国比，而且与中东欧诸国比也如此。因此叶利钦政权在经济问题上比政治问题上更被动，也不全是他的“错误”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存在着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西方国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经济，因此正式统计中反映的经济总量下降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显是高估了的。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从这两类数据看来，现在的俄罗斯似乎比1917年 2月的俄国还要糟糕，但俄国公众的一般情绪不仅没有那样的极端化与革命化，反而出现了“中派化”的局面。

再从体制上看，俄国并未建成有积累激励的产权制度与规范竞争的市场体系，但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建立了的。实际上，俄国的经济问题有相当成分是因政治不稳定所造成，并非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尤其在叶利钦时代的始末两端，经济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

因此，叶利钦最大的失策与其说在经济上，毋宁说还是在政治上。但从当前俄国公众情绪的“中派化”看，俄国政治混乱加剧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要叶利钦之后的权力过渡能按宪法程序完成，俄国政局的渐趋稳定是可以预期的，俄国经济的好转与发展（无论在体制更新方面还是在总量增长方面）也是极有可能的。

如今人们在评论俄国经济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休克疗法”与“激进改革” ，其实俄国经济问题远比“激进”、“渐进”这对范畴所能解释的复杂得多。但如果把问题简化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干预也有权利与义务两个方面。俄罗斯过渡时期国家“放权”中产生的问题能否简单地说成是过于“激进”，本身已可怀疑，而在国家义务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过于激进，而是过于缓慢。

8年来，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长期滞后于其他经济改革，国家包下来的福利负担并没有减轻多少，而国家可动员的资源却严重地萎缩，因此造成严重的财政－金融陷阱。而财政－金融危机正是俄国经济中的核心问题。然而俄国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税，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难以改革，归根结底也还是政治条件决定的。

因此，今日的俄国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连环套，它有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两种可能。但从近来俄国政情的“中派化”与经济的稳定化看，良性循环的可能性更大。 叶利钦的两大失误

叶利钦时代是个有成有败的时代，对叶个人而言，是失败大于成功；但对于俄罗斯的转轨而言，则成功大于失败（如果叶交权时不出意外的话）；而从叶利钦执政的历史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1年“8·19政变”到1992年中盖达尔辞代总理之职，这是叶利钦崛起为俄国第一号人物、瓦解旧体制并全面推进激进改革的时期。

8月政变被粉碎后，叶利钦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态赢得很高声望，成为俄罗斯乃至全苏实际上的掌权者，而被“救”出的戈尔巴乔夫则大权旁落，已被架空。到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叶利钦便从名到实、从权力到声誉都达到了顶峰。

1992年初，他开始全力依靠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进经济转轨。但半年之后便因“休克疗法”引起的社会反应及议会中的抵制而难以为继。到年底盖达尔下台，当时的中派“公民联盟”提名的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标志着俄罗斯改革的“浪漫主义时期”结束。

从转轨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叶利钦的两个失策无疑加剧了困难：

第一，在“8·19政变”后、苏联解体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即俄罗斯与联盟中央）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苏联、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维持联盟以度过转轨时期的惟一机会。政变后戈尔巴乔夫已彻底转向民主派，他与叶利钦之间已无路线分歧。这时叶的声望正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对许多加盟共和国拥有影响，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象征，则在国际上比叶更有声望。

当时，哪怕是仅从核控制的角度，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各国也不希望苏联解体，而愿意看到一个制度剧变后“亲西方”的苏联仍维持某种统一。因此，叶戈合作挽救联盟，至少延缓其解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由于个人恩怨和权力欲，也由于反政变胜利冲昏了头脑，叶利钦这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傲慢无礼，俄罗斯实际上在拆联盟的台，致使联盟在仅仅四个月间便迅速解体。不能说叶利钦不想维持以俄为中心的联盟，但他至少没有认真帮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

联盟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对转型期危机雪上加霜的程度，是出乎当时那些陶醉于“独立浪漫曲”的人们意料之外的。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只有40％多是制度变革的“成本”。

第二，也是由于“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使叶利钦陶醉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急于给联盟找麻烦的同时，却没有因势利导地改革俄罗斯权力体制，结果使俄带着苏联时期选出的议会(苏维埃与人大)和宪法进入了“激进改革”。

这个宪法对议会与总统的权力没有明确地划分，一旦双方产生分歧，就会出现 “两个政权并存”的混乱状况。这个议会具有很大权力，其多数成员在旧体制下拥有权益，他们虽然在8月政变中支持政治民主并拥护叶利钦，但对激进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改革难以接受，在“休克疗法”引起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很快与社会上的抵制力量结合，成为叶利钦的反对派，使“休克疗法”在议会的强烈抵制下实际上只实施了半年便告流产。

其实，如果叶利钦在1991年8月以后抓住时机改选议会修订宪法，他在次年的经济改革中会得到议会的更多配合,“休克疗法”的结局可能会大有不同。

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

叶利钦时代第二阶段　保守势力掣肘激进改革。

这一时期，议会在逼退盖达尔、刹住“休克”风之后势头大增，与叶利钦从交恶到全面对抗。而原由“中派”提名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却在几经摇摆后选择了追随叶利钦。

于是“两宫”(克里姆林宫和当时议会所在地白宫)之战愈演愈烈，政治斗争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心，而经济转轨处于停滞状态，致使经济局势不断恶化。最终以叶利钦炮打白宫、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

至今谈到这段历史，俄国内外都有强大的舆论把“休克疗法”列为第一大失误。的确，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应当说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很难证明。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成功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的国家，而不管激进还是渐进，转轨初期的经济滑坡则是各国无一例外的现象。中国的情形与东欧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简单类比的。

狭义的“休克疗法”本是指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个术语在拉美经济实践中出现时就是此意），其下药虽猛，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与“主义” 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而非改变经济体制，是一种稳定经济而非改造经济的药方。但在东欧，这个术语有时被泛化为指称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包括放开价格、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开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

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选择。同时在明知 “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 “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的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反危机计划，这些计划与盖达尔的方案哪一个更好，也许并不值得讨论，而它们都没能扭转经济局势。

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会儿激进、一会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而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为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经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无论是较抽象的经济指标下降，还是人们确实感受到的拖欠工资之类）在数年以后（例如在1993年10月白宫事件时）实际上是更沉重了。

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紧缩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 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1992－1993年、特别是“两宫之战”期间不同方面的民意测验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

整体而言，此时俄国人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实际上，在议会的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只能倾向于再紧缩，这就是这位由“中派” 提名的总理何以在一度犹豫后又成为“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路线”的代表者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也不乏其例，许多靠反对“休克疗法”起家的在野党，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补课”，只不过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搞罢了。

由于政策摇摆不定，经济与货币无法稳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来， “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启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形不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加之俄国证券私有化方案设计得也不尽周详。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存在着严重弊病。

这样便度过了混乱的一年，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

“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　新权威与新寡头

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加上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5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

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的转变。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 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 “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

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这些说法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 “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为什么只出现在俄罗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

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正如世界银行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换言之，它恰恰与“激进改革”要求限制国 家干预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种一方面指责“激进改革”过分削弱国家干预，一方面又把作为国家干预结果的寡头集团斥为万恶之渊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俄学者西蒙尼亚指出：所谓金融寡头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形中，“ 官员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事实上违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国企活动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控制”。

换言之，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

事实上，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 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离开决策层后，由一些“稳健”的老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大力提倡、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地组织的。

在“激进改革”时期，一些民主派基于在俄建立以广泛的私有者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愿望，同时也基于私有化之初社会上自发地涌现众多小型商贸组织、作坊与小工厂表现出的经营灵活性与当时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危机深重的鲜明对比，主张以发展中小型企业来走出困境。“闯关”失败后，这种意见被抛弃了。

出身于国营大托拉斯的切尔诺梅尔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们国家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1994年在结束证券私有化之际，以老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表示反对分散化，主张“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认为这种组织“应在今后俄经济中占优势”。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1994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在此后两年中连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等十几个法令、总统令与行政法规。于是寡头经济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只有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7年已有近60家。并进一步从中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七大寡头”之制。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的俄国，“民主派”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 “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一派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

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分天真地相信西方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什么民主派。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后者划清界限，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什么民主派总统了。

总之，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在对外姿态上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在经济上也由“大众私有化”转向扶植垄断性寡头。在此期间叶利钦几乎疏远了（如果不是决裂的话）所有原先支持过他的民主派人士，同时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总统办公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头主义者，成为叶政权的新的支柱。

自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至今，“叶利钦时代”的第四阶段，大概也是最后阶段叶利钦时代的正面遗产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大概也是最后的阶段。这一阶段突出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5个月便被免职，换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8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只有2个多月，又换了普京。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

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后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

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 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中俄国将发生大乱。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危机后“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却渐成气候。正是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后叶时代平稳过渡。

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而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再不满，也不会再想走回头路。

叶利钦的政治生涯中度过不少危机，创造过不少“奇迹”，但这一次若他还想凭强权创奇迹，那他就可能掉入俄罗斯千年历史常规而把他以前所创的“奇迹”全部湮没。而这一次他若不再想创造奇迹，依宪交班，那他倒是在历史上创造了个真正的奇迹。这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真正能确立以前各次奇迹之意义的最重要的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