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与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密切相关。毛泽东政治权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其中毛泽东的文韬武略是内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是外因。本文正是选取了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作为论述的角度，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谈些个人的粗浅认识。

在论述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概念。我认为，所谓毛泽东政治权威，就是毛泽东运用政治权力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依靠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其胜利所形成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影响力。

搞清楚了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概念，我们分析其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数。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一下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关于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有很多，这里我们选取几个主要的加以分析：

一、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机遇

既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是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那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革命，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开始对外扩张，形成了世界殖民体系。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却仍然停滞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落后、封闭状态中。而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⑴这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便成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首要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自强不息的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努力。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帝国图强派，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封建改良派，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失败以后，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伟大的时代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造就出这样的人物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应这种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掌权是毛泽东确立政治权威的现实前提。毛泽东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一直是作为地区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权力必然要受到党的中央领导人的影响和制约。例如，毛泽东曾经是集党、政、军等大权为一身的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但他不久就遭到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的批评和罢免。直到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严重失败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以后，毛泽东才抓住机遇，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初步形成了其政治权威。而当时他的职务仅仅是政治局常委和军事领导人周恩来的助手。到了延安，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全面整顿，并先后担任了军委主席和党的主席，以及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时的毛泽东才最终完全确立起他的政治权威。

关于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机遇这一课题，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里简单介绍一例作为补充，即雷蒙德·怀利的研究文章《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文中介绍了这样几个促成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历史机遇：“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到 1943 年 5 月底，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就提供了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其适宜的土壤。”⑵

毛泽东在确立其政治权威以后，成功地领导了解放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大巩固了其政治权威。建国以后，毛泽东政治权威继续发展，但在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以后，毛泽东开始出现了接连不断的错误，诸如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政治上的“反右扩大化”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后来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制约了毛泽东政治权威的良性发展。但与此相反的是，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要“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顶峰论”的观点，进而形成了“造神运动”。毛泽东政治权威开始一步步走向反面，也渐渐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他的政治权威和他的思想一样仍然影响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最典型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提出。

值得一提的，毛泽东虽然在建国以后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他在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却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和理论成果，如朝鲜战争、中苏斗争、中美斗争，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巩固和增强毛泽东政治权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从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到取得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的胜利，不仅震撼了整个世界，而且唤起了中国人民比 1949 年建国时还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为毛泽东赢得了更高的世界知名度。中苏斗争是毛泽东与“外国婆婆”斗争的延续，而毛泽东按照“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渐渐地从苏联领袖那里夺过了第三世界领袖和代言人的名分和威信。中美斗争，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跃太平洋访华并亲自觐见毛泽东的事件，更是极大地扩大了毛泽东的威望，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的形象。总之，毛泽东政治权威表现在，它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二、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

毛泽东生在历史传统浓厚的旧中国，而平日里他又最爱读史书，做报告也爱引经据典，甚至阐述社会主义模式，也要从中国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可以想象历史传统对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影响。对毛泽东有影响的历史传统有很多，又分为好传统的积极影响和坏传统的消极影响两个方面。这里选取几个加以介绍：

关于对毛泽东政治权威有积极影响的好传统，主要有这样几个：一个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一个是勇敢斗争的传统，一个是淳朴善良的传统。因为这方面论著很多，这里只是简单论述一下。

爱国主义是一面旗帜，意在凝聚。高举爱国主义，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适时调整土地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政策，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勇敢斗争是一种方式，意在战斗。号召勇敢斗争，可以通过斗争取得自由民主。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关键一条就是阶级斗争。这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特别是他提出了武装斗争和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斗争，以及斗争的策略，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淳朴善良是一种品质，意在引导。利用淳朴善良，可以有效组织领导达到集中。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中国人民这一可贵品质，并加以正确引导，有效地组织他们为了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命运进行不懈的斗争。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书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话人民最爱听，毛主席的指示人民不折不扣地执行。

关于对毛泽东政治权威有消极影响的坏传统，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毛泽东政治权威转向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和引以为戒。这里将选取几个主要的加以论述：

一是缔造者和对缔造者忠诚的传统。缔造者拥有当然的权威，正如传统意识中开国皇帝拥有当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样有其合法性基础。这是古今中外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这种传统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变成“愚忠”，即不论对与错、是与非，不讲原则和立场，而盲目忠从。“文革”中林彪搞的“表忠心”、“跳忠字舞”、“三忠于”、“四无限”等都是例证。另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没有反对，或许与这种传统也有关系。当然同志和人民对领袖的尊重和爱戴是与之相区别的。

二是“独断专行”的传统。“独断专行”向来是历代统治者的作风，特别是他们骄傲起来，更是一意孤行，肆无忌惮。毛泽东晚年，其政治权威发生变化，并受到一定的抵制和挑战，就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骄傲”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详尽的说明。但这种“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是始于毛泽东的，而是从陈独秀起，包括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党的中央领导人一直都有的，很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摆脱这一历史传统的窠臼，而是在他的晚年不自觉地也这样做了。

三是“个人崇拜”的传统。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党校的许全兴教授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⑶二是同历史传统有关。“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⑷三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⑸这三个方面是导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政治权威崇拜的基本原因。“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即“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⑹

以上是对消极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个人崇拜”做了介绍。其实，“个人崇拜”对于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历史性贡献的。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对毛泽东及其权威的“个人崇拜”了，而那时的“个人崇拜”一方面是群众自发产生的，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有关。那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从共产党内部来看，要彻底清算张国焘和王明等前任领导人的影响，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二，从共产国际和苏联来看，毛泽东要取代王明并确立其领袖地位，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留苏群众中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三，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国共两党争论的核心是谁是中国未来道路的正确代表，共产党要争得政权和人心，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全国范围爱好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四，从国际方面来看，要想让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看到中国的有生力量和希望所在，进而取得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共的援助和道义支持，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那些国家的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这方面的代表是美国人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而实际上，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岗，甚至还有王明，也积极地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明并非出自真心罢了。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气氛中，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树立起其无与伦比的，甚至是蜚声海内外的权威形象。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或者说是政治背景，更多地反映了完成党的事业的客观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而这种需要所造成的深刻后果——毛泽东政治权威的确立，却又是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宝贵精神财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个人崇拜”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弊大于利，因此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还是加以否定了。

三、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

在毛泽东革命的一生中，他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就是他们对毛泽东心理认同的程度，影响着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两种关系和认同度也构成了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毛泽东与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也是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个时期是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 1921 — 1934 ），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关系。这些人中，除了李大钊很早就被杀害以外，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均有过合作与分歧，他们对毛泽东的认同度是有限的，也是逐渐的。具体来讲，这些人中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因为其领导错误和失败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清洗，但他们的失败并没有使得毛泽东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角。而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则在党内占据了领导职位，他们同样没有给毛泽东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斗争的胜利和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却深深地影响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毛泽东的看法。而这些人恰恰正是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基本力量。第二个时期就是毛泽东中期革命实践（ 1935 — 1956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的关系。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经过遵义会议初步形成他的政治权威，但遇到了张国焘这个最强劲的对手。在解决了张国焘军事抗衡和王明错误政治路线的影响以后，毛泽东获得了中央领导层高度一致的认同，并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建国后任弼时逝世，又增加了陈云和邓小平）等人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领导集体，最终完全确立起他的政治权威。建国后，毛泽东政治权威继续发展和巩固，但也埋下了以后发生变化的隐患。第三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晚期革命实践（ 1957 — 1976 ），毛泽东与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等人的关系。这个时期中央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同出现了一定的危机，而且分歧与投机并存。具体来讲，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出现了严重分歧之后，打倒了刘、邓，而周恩来的处境也一度艰难，结果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林彪成了接班人。林彪从“紧跟”到“篡权”，结果自取灭亡。于是另一派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四人帮”得势，王洪文成了接班人。但毛泽东从党和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考虑，并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而是选择了华国锋。这些人中，林彪和“四人帮”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调要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结果把毛泽东推向了反面。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平衡的作用，同时保护了不少干部。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进行了全面的行业整顿和思想整顿，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文革”，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助于维护毛泽东正确的权威。

关于毛泽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的成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即认同达到极至；另一方面他晚年的错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即认同的基础有所松动。目前学术界对前者论述的已经很多，这里着重论述后者。群众相对于干部而言，要单纯的多，其整体素质也低的多。在隔着各级组织系统和干部这一中间环节的情况下，领袖对于群众又神秘的多。在信息互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群众被蒙蔽、煽动也容易的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容易的多。林彪等人搞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毛泽东运用最有效的形式之一。但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忽视客观规律，过分夸大群众运动的作用，以及群众某种程度的盲从，加上林彪和“四人帮”从中破坏，使得他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这样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也削弱了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但从更长远的角度以及后来的事实表明，人民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体现在言行上，人民越来越从理想还原到现实中来，“四五”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但是要否定毛泽东政治权威，“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小平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四、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设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建立健全法制，使得各项政治制度，特别是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形同虚设，或者有些人干脆绕开制度，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混乱。而政治制度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政治权威的重要性，邓小平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和幸运者，在认识上要比别人更早些，也更深刻些。他在总结“文革”教训中谈到，“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⑺后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谈话中又说，“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⑻金春明教授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历史的实际是组织上有错误，制度上有缺欠。”⑼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⑽其实，在另外的场合，邓小平还批评了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做法。因此，邓小平的结论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推向了反面。”⑾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所谓不好的制度把毛泽东推向了反面，而这些制度本身又是从以前的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而来的。那么以前的制度是不是也不好呢？如果以前的制度不好，那又如何理解这种不好制度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呢？不少人，甚至邓小平也认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现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⑿这就说以前主要靠的个人的自觉，而不是制度本身包含着行之有效的机制。这就不难认定以前的制度是有缺欠的。中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延安，中央赋予了毛泽东对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这就为以后毛泽东凌驾于党之上做决断，否定党的决定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规定也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问题在于制度没有做到适时调整和完善，没有进一步推进制度的创新。因为一个制度在一个时期或一定范围是适用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或另一个范围却未必适用。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约束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而对于领导人的约束则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效果。所以邓小平在未来制度的设计上要求，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为了克服领导人可能的“人治”问题，最终选择了制度化或者“法治”的轨道。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则主要是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到底，关于领导人的制度，较之其他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关于领导人的制度问题也是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是一个关键。

结 论

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我们得到如下几条启示：一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要继承传统，剔除糟粕；三是要加强团结，联系群众；四是要健全法制，制约权力。把这四条启示与当前实际联系起来就要求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面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和法治权威，并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注 释】

⑴ 王金池、冯学工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2003 年 8 月版，第 2 页；

⑵ 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第 187 页；

⑶、⑷、⑸、⑹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1956 — 1976 ）》，第 434 、 435 、 436 、 433 页；

⑼、⑽ 金春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0 年 7 月号，第 25 页；

⑺、⑻、⑾ 、⑿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97 、 333 、 297 、 33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