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丝和丝织品的运销

织品的产地多在丝产区，但也因土地、技术等关系，有作为原料的丝的运销；尤其经丝，要求质量高，远销最多。

明代的商品丝主要是浙江湖州府的湖丝，其次是四川保宁府的阆丝。有人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多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山西〕潞〔安〕最工，取给于阆茧。”[78]①
湖州丝的贸易中心在归安县的菱湖镇，镇临苕溪，隆、万时，“四、五月间，豀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79]②。从这里南下杭州，北走苏州；销福建者，则多系闽商由苏州运去。湖州邻府嘉兴也是个丝产区，其贸易中心在石门，地临南运河，“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80]③其丝也走苏、杭。其实，苏、杭也都产丝，购湖丝多用于经丝。福建虽不产丝，也不专用湖丝。苏州丝还销往广东。广东也产丝，但要织精细的粤缎，则要用苏州运来的好丝。[81]④

阆丝是四川宁府诸州所产，不限于阆中。阆丝也不止贩运到山西潞安，也贩运到江、浙丝产区，千里迢迢，主要也是因为它质量好，可能生产成本也较低。阆丝中有称水丝者，“精细光润，不减胡(湖)丝，……吴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绫绢，岁夏，巴、剑、阆、通〔江〕、南〔江〕之人，聚之于苍溪，商贾贸之，连舟载之南去。土人以此为生，牙行以此射利。”[82]⑤

苍溪是保宁一县，临嘉陵江。改机是一种幅面较阔的品种，用阆丝可能因坚实。其实，潞绸也不仅用阆丝，并远取湖丝[83]⑥。阆丝又不仅销山西、江浙，大约也是成都著名的蜀锦的原料。[84]⑦

明代丝织业已甚发达，不产丝之地，只要有能工巧匠，如潞安、泉州、成都，也有著名的丝织品销往各地。不过，最大的丝织品市场还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如前所述，这里并形成几个丝织手工业镇市。对于这些城市和镇市的商业繁荣，史料甚多，但很少言及具体运销路线和品种、数量，这也是我国史笔不足之处。仅见者如：“秦晋、燕周在机，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85]①，具贸易中心则是杭州。杭州市场上的绢，“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86]②。又湖州的包头绢，“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87]③。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浙江丝品的主要走向也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局改为领织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当然更盛。不过，明代丝织品的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了，在北方各城市均有市场。如山东临清，万历间有“缎店三十二座”[88]④；乃至北边如宣化，亦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89]⑤等。这种远销的大约以高档货为多，一般的绸和纺绸，可能还是南人习用。

潞绸原因入贡而织，系长治、高平、潞州等地民间织户所造，但也有大量商品绸。“在昔(指明代)全盛时，……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90]⑥。

这种绸大约适地北方，“是绸也，士庶皆得为衣”[91]⑦。

福建，“闽不蓄蚕”，而闽绸则颇出名，这也是因为质量好。“泉人自织丝，玄光若镜，先朝士大人恒贵尚之，商贾贸丝者大都为海航互市。”[92]⑧“福之丝，……下吴越如流水”，并“航大海而去”外洋[93]⑨。广东也是这样。“广纱甲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粤缎“行于西北”，外输“东西二洋”[94]①。

丝和丝织品与棉花、棉布不同，它们基本上是商品生产，价值较高。从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凡是质量好的，都能远销，并有出口。因而运销繁荣，市场的扩大，对生产的作用也比较大。明代官丝织局的生产能力大约为五点七万匹，这是按高级产品缎来计算。明后期，苏、杭一带民间机户的织机大约为官织局的三倍，生产不限于绫、缎，产量较高。嘉靖以后，官织多改为领机和市买，历次加派常达十万匹，即靠民机生产。还有，农家副业的丝织品生产，主要是绸和绢，也大部分是商品性生产。这样，粗略估计一下苏杭一带的上市量，即参加长距离运销的丝织品，每年可达三十万匹左右。按各类平均每匹一两计，价值在三十万两左右。

棉布是明代新兴的大宗商品，丝织品则是有悠远历史的商品了。在正常情况下，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商品市场的扩大，常是伴随着它价格的降低的。丝织品的贸易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据汪士信同志研究，绢的价格，明代平均比宋代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这里面有银价下跌的因素，但若将绢价折米计算，明代平均也比宋代下降百分之十一。明代从永乐到嘉靖，绢的价格是上升的，但一般物价的上升更大于绢，如将绢价折米计算，仍是下降的。其情况如下：[95]②

绢每匹合银(两) 绢每匹合米(石)
永乐时期0.63 ?
正统时期0.50 2.00
成化时期0.73 1.27
嘉靖时期0.70 0.82

(四)其他工业品的运销

以上，分别考察了粮食、棉花和布、丝以及丝织品的长距离贩运。此外，传统工业品中，除盐(它的运销只决定于人口数量)外，最重要的是铁。明代较早地开放民间冶铁，明后期，广东佛山的铁冶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四川的铁，经长江运到江苏无锡[96]①；福建的延(平)铁，经海路运到苏州[97]②。而广东的铁，长途跋涉，用驮运经大庾岭到江西[98]③，非有有利的市场是不会行销这么远的(这里所说的铁，也有可能是铁器。)

铁器，原来是铁匠就地锻造，并主要是接受用户加工。明代，开始有了小商品生产，同时也就有了商品运销。明后期，并出现铁器集中产区，成为有名的铁市，如苏州的 村市，震泽的 丘市，以及广东的佛山市。佛山在景泰时即是“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辐辏”；[99]④在天启年间即已分为炒铁、铸锅、铁钉、铁线、制针等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铁器，尤其是铁锅，之所以行销甚远，主要是由于其质量好。冶家对于技艺人“必侯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故佛山之冶遍天下。”[100]⑤在佛山铁器铸造业中也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江西饶州的制瓷业，是明代发展起来的，景德镇之名即得之于明瓷。明后期，景德镇的瓷器运销已是北到燕北，南到越南，西到四川，东出海外了[101]⑥。

此外，若漳州、泉州的糖运销江浙及海外[102]⑦，江西铅山的纸运销河南、安徽[103]⑧，都是明代新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前已屡提及，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最重要的商品交换，工业品(这时是手工业品)之陆续进入市场，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

四 大商人资本的兴起

明代徽商和山西、陕西等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曾引起中外学者重视，不少研究著作。本文不拟多论，而是把它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从他们经营的内容、资本组织和资本量上，来考察一下大商人资本的作用。

明代市场上最大量商品是粮食，商业资本的最大部分也应用于粮食运销。但粮食的经营很分散，所在产地和销地都有粮商；并且运销利润较低，明代多数贩运商尚未专业化，粮食常是兼营的。因此，新兴大商人资本的主营业务不是粮食，而是盐、茶和布、丝织品、木材等。

先看徽商。安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104]①。这里“鱼盐”是偏义复词，实指盐。汪道昆的《太函集》记徽商最详，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又“吾郡中称闾右世家，首推东门许氏，……以盐 贾”；“邑中世业最显者莫如诸程，之浙贾盐 ”；汪本人的先世也是“宗盐 ”。[105]②就是说，微商资本最大的都是盐商，或以盐起家。

就徽商说，盐以外，最大的资本是典当，徽典遍于大江南北。一家典当所需资本并不多，但典当多系联号或联营，故成大商人资本。典当不属商品经营，本文不论。再其次，则当是茶和布。安徽是茶产区，茶商自多。张瀚说：“盐、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106]①。布是大宗商品，当不少经营。还有木材，也是安徽特产，尤其是婺源寿材，经营者也是大资本。在清代，对徽商习称“盐、典、茶、木”[107]②，是指其声势是显赫者而言，不是指商品多少；在明后期，看来也是这样。

盐，是王朝最重要的专卖品，利润特大；盐商又都经营私盐，利润就更大[108]③。正因如此，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盐商带有官商性质，尤其是明代实行纲法，引商编入纲册，世袭专利，其特权性质尤为显著。并且，盐的运销自不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它的生产和消费决定于人口数量，无论有多在资本投入经营，对于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少作用。只不过是扩大剥削量，从而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而已。

茶，在明代，除官茶、贡茶外，茶商都是引商，也属特权商人；张瀚就说，其利润大是因“第市法有禁”[109]④。不过，茶叶运销的扩大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江南茶产量的增长主要是在清代，明代发展有限。木材虽是一般商品，但当时大的木料主要是宫廷和官廨所用，大的木商领有官帑，替官采办，因致大富。如万历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 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20]⑤

再来看山西、陕西商人。这些西北商人中资本最大者也是盐商，这又和明代的开中制有关。洪武年间，边防缺粮，乃招商纳粟，给以盐引，令持引到两淮、河东贩盐，所谓纳粟中盐。经营此业者多系西北商人，称边商。在这种场合，商人须有两套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故非大商人莫属。这些大商人，实际是替官家购粮、替官家销盐，其资本实际不是独立的商业资本。为了纳粟北边，有些商人即在边地募工垦植，以免运粟之劳，称商屯。这种商屯是“自筑墩台，自立保聚”[121]①，看来还不是自由雇工，其剩余产品交官，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其后，北边战事，商屯破坏。弘治间，出现代支，即纳粟产人领得盐引后，可将盐引卖给别的商人去贩盐。又出现开中折色，即纳粟改为纳银。这样一来，边商内徒，多寓籍淮扬，西北盐商也和徽州盐商一样，变成专业盐商了。万历时，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122]②

在开中制中，除纳粟外，还有纳茶中盐、纳布中盐之举，与纳粟作法同。纳茶、纳布虽不经常，但有重要性。西北商人贩茶，多自四川，主要是供官府作茶马互市之用。布，很大部分是供军服之用；明初西北军服，一次常需六、七十万匹布，较燕北、辽东都大。所以前引史料，常见秦晋大贾到松江贩布。傅衣凌同志说：“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123]③还可补充说，这些活动都与官家的需要有关，并以盐为关键，因为是大利之所在。到明后期，这些活动基本上都属于商品流通性质了，但其与封建政权的联系，始终是存在的。

现在再从商人资本组织上来看。明代出现贷本经商和合伙制度，这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有一则徽商的记载说：“伙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重〔汪庭榜〕先生一言而后与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124]①又商人王敦夫，“从族人贾汪陵，……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125]②。这里的贷本，或是贷给族人，或是有力的乡绅作保，而所保亦系族党子弟；看来，宗族关系很重要，还说不上是货币资本的信贷。此外，徽商中有友人“寄金”之事，就事例看，“寄金”不过百两、数百两；又商人间使用借券，要维护借券的信用。这虽不限族党，但不象是借本的性质。

合伙制，在徽商中有“伯兄合钱”“昆季同财”等记载，这等于是一家合伙，是从家族经商演变而来的，也是一个商人的第二代常见现象。又如休宁的程镇：“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久之，业駸駸起，十人皆不赀。”[126]③这已是多人合伙，但仍以程氏宗族为限，并且这种“合从”，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所以发家后“十人皆不赀”。不然，商人在生意发民中，“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127]④，有外姓人加入是很自然的，但未必是合资关系。宗族制在明代仍是一个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


合伙制或伙计制，在山西商人中尤为流行。有一则常为人引用的史料：“平阳、泽〔州〕、潞〔安〕豪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藏。但父或子母息匄贷予人而道亡，贷者业舍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人有居积者，争得斯人以为伙，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具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128]①

我引录较详，因可不同解释。我认为，晋商的合伙制，实际是东家出本、伙计经商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也许是由贷本经商发展而来，但文中插入的子孙为亡父还债一事，并不一定是借本，而这一节，只是说“有居积”的东家争着要这种有信义的人作伙计，不是说放贷给他。东家与伙计是“合伙而商”，有类后来的钱股和人力股合伙。其经营利润，是双方共亨的。

《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二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帐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每(韩伙计自称)和崔大哥(崔本伙计)与他同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这是伙计制的很好说明。不过，《金瓶梅》是写山东地区，不是讲西北。“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29]②，大约伙计制在徽商中也是通行的，不知为什么《太函集》中没有反映。《石点头》第八回有“两个伙计认他本钱，在金陵开了个当铺，前来盘帐”，这也是工伙关系，并且是任伙计在外地独立经营。这种伙计，同近代商业上雇佣的伙计，完全是两回事。《金瓶梅》第九十九回说，“两个主管齐来参见”陈经济，问病，陈经济说“生受二位伙计挂心”。伙计在店就是主管，伙计也是尊称。

看来，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组织，贷本经商主要限于宗族，外姓参与主要是作伙计。

最后，看一下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究竟有多大。这方面无确切记载，只能大体观察。万历时，徽州商人“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安”[130]①，这大约指平均而言，其大者不会超过徽州。徽州歙县的“盐筴祭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达百万者。”[131]②不过一般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了，上百万的是少数。徽商“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132]③。前引叶梦珠《阅世编》说，到松江贩布的大贾，可能是秦晋商人，“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前引山西平阳、泽州、潞安商人，“非致数十万不称富”，又“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西北商人，大贾也是数十万，也有达百万者。

“数十”的含义模糊，但一般理解，是十一百之间的较镐位数，以别于二、三十的称谓。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即明后期的商人资本，银二、三十万两的算中贾，五十万两以上的就是大贾了，达一百万两以上的是极少数。

王世贞记有严嵩的儿子论天下富豪的一段史料；“严世藩……尝与所厚旨天下富豪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五十万。……”[133]④这是说，在明嘉、万时，积资五十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十七人。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应是商人。不过，在这之前还有邹望、安国二人，他们是正德时的无锡商人。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明后期大商人的资本可与王公、太监、都督并列，可谓“富与敌国”了。但是，五十万两这个标准，与清代比，却果不大的。王世贞也说，后世官僚过百万、二百万就很多了。

五 简短的结论

从以上关于明代国内市场的考察，可以得来如下一些结论。

一，国内市场显著地扩大了，这表现在商运路线的增辟和新的商业城镇的兴起。但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这包括有政治因素，不完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南北贸易而论，其量也是有限的，除漕粮外，这时尚毋需南粮北调。而经济上最重要的长江贸易，还主要是在中下游。地方小市场，也仅在个别丝的集中产区发展为初级市场。

二，长距离贩运有了发展，并且已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产品贸易转向以民生用品的贸易为主，即由产品与收入的交易转化为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这是市场性质的一大变化。工业品之陆续加入市场流通，也是值得注意的动向。但是，终明之世，长距离贩运贸易在整个市场交易中仍很有限，而其中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并不占主要地位；农村产品，大半还是单向流出，得不到补偿和交换。

这里，还提不出什么数据。参考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前)的状况，长距离贩运约占全部商品食的百分之二十，明代远不会达到此数。从上文粗略的估算，在长距离贸易中，布和丝织品的价值合计还抵不上粮食的一半(而到清代前期，两者约略相等)。又上文估计进入长距离运销的商品粮食不过一千万石，而明廷征收的赋、课等如全部折成粮食常达三、四千万石。

三，徽商、山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说明国内市场已有相当的积累货币资本的能力。但这种积累主要是从经营盐以及茶、布等商品而来，多少是假借封建政权的力量形成的。大商人的资本关系还限于家族范围，尚缺乏社会信用。大资本还限于银五十万两级、最高百万两的水平(清代已达百万两级、最高以千万两计的水平)。


注释：

[78]① “茧”应作“丝”，明代尚无茧的贸易，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二十，蚕论。
[79]②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三十一。
[80]③ 王犀登：《越客志》。
[81]④ 粤缎极精，“然亦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所不取。”《岭南丛述》引《广东府志》。
[82]⑤ 嘉靖《保宁府志》卷七，食货记。
[83]⑥ “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顺治《潞安府志》卷一。
[84]⑦ 成都善织锦，但“千里无一蚕株”。章璜：《图书编》卷四十，水利蚕桑。
[85]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宗四。
[86]②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引万历《临安县志》。
[87]③ 嘉靖《湖州长府志》卷四十一。
[88]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89]⑤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90]⑥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地理四。
[91]⑦ 吕坤：《去伪斋集》卷二，停止砂锅潞绸疏。
[92]⑧ 王澐：《漫游记略》卷一，闽游。
[93]⑨ 王世懋：《闽部疏》。
[94]① 《岭南丛述》引《广东府志》。此记载较晚。但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所述略同。
[95]② 汪世信同志的研究，将载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１卷。
[96]① 万历《无锡县志》卷八，食货二。
[97]② 王世懋：《闽部疏》。
[98]③ “梅岭道路,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日有数千［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十二册，江西。
[99]④ 景泰二年陈贽《祖庙灵应词碑记》，载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
[100]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101]⑥ 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
[102]⑦ 万历《闽大记》卷一，王世懋：《闽部疏》。
[103]⑧ 万历〈〈铅书〉〉卷一。
[104]① 谢肇《五杂俎》卷四。
[105]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吴长公墓志铭卷二十八，许长公传卷三十二，程长公传卷三十；九，世叔十一府君传。
[106]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107]② 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
[108]③ 盐的销售价格和产地价格一般相差五至十倍，不过大部分是专卖利润。万历时有人说商人经营盐的利润和经营一般商品是五与三之比，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册，苏上，耿橘。
[109]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120]⑤ 陈眉公：《冬官记事》。
[121]① 《国朝典汇》卷九十六，记明初事。
[122]② 万历《扬州府志》卷一。
[123]③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７０页。
[124]① 方承风：《训导汪庭榜墓志铭》。
① [125]李维桢：《大必山房集》卷一零六，赠罗田令王公墓表。
[126]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127]④ 金声：《金太史集》卷四，与歙令君书。
[128]① 沈思孝：《晋录》，又见王士性：《广志绎》，《肇域志》第三十七册，山西，方与崖略。
[129]② 谢肇制；《五杂俎》卷十四。
[130]① 谢肇制：《五杂俎》卷四。
[131]② 万历《歙县志》卷十。
[132]③ 《肇域志》第三册，安徽。
[133]④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