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和另一种信用机构——票号，在调拨资金上为商品流通起着促进的作用。

一般地说，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内容和活动地区是有区别的。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钱庄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而以上海为其活动的中心，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极其粗略的，仅仅就其侧重点而言的。事实上，上海和汉口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据点，而华北各省也有钱庄在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从广州北移，以上海为盘踞的中心。于是，上海的钱庄便逐渐与外国势力发生了联系。在50年代，当太平天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期，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和丁银，与清政府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一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完全落到了钱庄的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当外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国腹地伸展时，钱庄就成为它必加利用的工具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着重论述19世纪后半期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不过钱庄和票号的活动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票号。

一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了许多入侵中国的条约特权。但是，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送到中国人民的手里。外国侵略者必须通过买办人物之手和各种商品流通的渠道，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市场。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人物就已经日益活跃起来，而中国原有的各种商品流通渠道也日益买办化。在这一过程中，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国钱庄的职能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钱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具备着调拨资金的职能。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钱庄在商品流通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上海，钱庄的庄票早就起着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商人在买卖豆、麦、花、布时，不仅可以用钱庄庄票支付货价，而且可以“到期转换”，也可以“收划银钱”①，可见当时钱庄庄票的用途已经很广。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②，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③跟随洋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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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县告示碑》，江苏省博物院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
② 葛里芬(EAdon Criffin)：《飞剪船与领事》 (Clipper and Consuls)，密细根，1938年版，第257页。
③ 徐润：《上海杂记》，香山徐氏校印本，第12页。


来的有许多广州“旧日洋商行店散出之人”①。这是一批从事买办性商业活动的人物。他们在华洋商人之间，沟通买卖，保证信用，起着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所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②，就是对他们的活动所作的写照。

在外国银行尚未进入上海以前，中外商人因贸易而发生的财务关系，通常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③这是钱庄和外国侵略势力发生关系的开端。

买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里开始形成的一个寄生的阶层。买办受雇于洋行或银行，有为洋行开展业务的责任。洋行买办必须为洋行提供各地商情，参预买主与货主的接洽以及预防商业交易上的损失；当中国商号(或商人)和洋行发生贸易关系时，买办必须为洋行了解该商号的信誉及经济力量④；如果与洋行成交的顾客是由买办介绍的，他必须是这个顾客的保证人；此外，买办还常常为他所代理的洋行周转资金⑤；等等。因此，洋行买办为便于经营大量的交易，与本地钱庄和商号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⑥银行买办则以探悉本地各钱庄、银号的财务情况为主要的职责，他对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银号之间的一切交易负有完全的责任。买办的收入除了每月工资之外，还有视雇主营业额大小而定的佣金和红利。资力雄厚的买办除了为洋行或银行服务外，大多还有自己独立的经营。他们或者开设钱庄(或附股于钱庄)，或者兼营其他商业。60年代以后，为数不少的银行买办是钱业中人转化过去的。这些人物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乃是钱庄职能买办化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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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八年两广总督徐光绪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28页。
② 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8页。
③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海贸易方法的变化》，1893年11月24日，第818页(以下简称《捷报》)。
④ 包培：《论洋行买办制之利害》，甘作霖译自伦敦经济学报。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第38页。
⑤ 《捷报》，1901年12月11日，第1118页。
⑥ 威廉(S．W．Williom)：《中国商业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Cuide)，第162页。


例如，为大家所熟知而与李鸿章深相结托，被视为“洋务人才”的大买办徐润、唐廷枢之流，在他们任洋行买办的时期都是同时与钱庄有很深的瓜葛的。

根据徐润自己的回忆，他在1861年任宝顺洋行(LancelodDent & Co.)买办时，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①。当这家钱庄在1862年闭歇后，他随之又在1864年与人合开协记钱庄。② 1868年，徐润离开宝顺洋行以后，主要的业务活动是经营宝源祥茶栈和地产公司。在收购茶叶的生意中，他在河口、宁州、湘潭、崇阳、羊楼洞等地都设立了分庄，以便于多方搜罗茶叶；而其地产经营则以上海为主。据说，徐润在上海“租界”及其附近地区就占有3000亩土地，盖有3000座房屋。③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徐润所需要的资金调度就是从钱庄方面取得支持的。例如，与地产公司有往来的钱庄有22家之多④，而宝源祥茶栈得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200万两左右。⑤由于从钱庄方面能够得到如此重大的方便，使徐润即使在参预轮船招商局，并担任会办两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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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第5页(以下简称《年谱》)。
② 徐润：《年谱》，第13页。
③ 莱特(A．Wright)：《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TwentiehCentury lmpressions of Hongkong，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年版，第540页。
④ 徐润：《年谱》，第55页。⑤ 《申报》，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九日(1883年11月18日)。


后，还不能忘情于钱庄的经营，以致在1875年再度与人合开了荣德钱庄。①

唐廷枢是从1861年起担任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在长江各口代理人的②；到1863年他就成为该洋行的总买办。③1880年7月他与人合伙购买了一只“南浔”号轮船(“Nanzing")交由怡和洋行代理。④在唐廷枢担任买办的时期中，他经常利用洋行和钱庄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商业活动。1871年，由于与唐廷枢有密切联系的三家钱庄陷于破产，使唐廷枢的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结果不得不亏欠怡和洋行达8万两之多。⑤也许是由于唐廷枢在钱庄中的力量不够雄厚的缘故，有些外国洋行的老板就曾讥笑他“只会吹肥皂泡，而不会制肥皂”⑥。

事实上在通商口岸像徐润、唐廷枢那样一身兼具买办和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双重身份的人物一向就是普遍存在着的。

早在40年代，大买办杨坊就已在上海开设钱庄了。(Z)杨坊的密友丁建彰(Ting Kien Chang)本来就是在荣丰钱庄(Yung-Feng Bank)做生意的，后来则变成了伯德孚洋行(Bedford &Co．)的买办。⑧这个洋行的另一买办马罗山(Ma Loisum)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生意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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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年谱》，第21页。 ．
② 刘广京(Liu Kwang-Ching)：《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1862—1874》，(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1961年哈佛版，第143页。
③ 徐润：《年谱》，第58页。
④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3页。
⑤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3一144页。
⑥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4页。
⑦ 马士(H.B.Morse)：《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1927年版。第41页。
⑧ 马士：上引书．第28页。


钱庄老板”①。在50年代，上海李百里洋行(Shaw，Bland & Co．)的买办乃是当时协丰钱庄(Ya-Foong Bank)的大股东。②在60年代为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ai Banking Co．)担任第一任买办的王槐山也是出身于上海的一家钱庄。③在70年代，汇丰的另一大买办席正甫正是因为经营钱庄得法，才邀得汇丰的“青睐”④。同时，在席正甫当上买办以后，他仍旧与人合伙开设协升钱庄。⑤不仅如此，席氏家族中有不少成员如席立功、席聚星、席锡藩等大体上都是循着席正甫所走的道路，从银钱业者转化为银行买办的，而在当上买办之后，又复兼营钱庄。譬如席立功在90年代后，就同时是正大、裕祥、久源等几家钱庄的大股东。⑥

又如，在上海开埠之初便以大洋货号首创上海华商经营进口洋布第一家的湖州人许春荣与泰和洋行(Reiss & Co．)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大约在六七十年代，许春荣一面为该洋行推销洋货，一面又先后开设了阜丰等七家联号钱庄。这些钱庄虽然在中法战争期间都陆续倒闭了，可是到90年代，许春荣还是兼充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和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两家的买办，而同时又与席立功合伙开设钱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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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士：《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第55页。
②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捷报》)1860年3月31日，第5l页。
③ 《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
④ 莱特：上引书，第540页。
⑤ 《上海钱庄史料》，第752页。
⑥ 同上。
⑦ 《上海钱庄史料》，第743—744页。


在70年代，另一个充任敦裕洋行买办的洞庭山商人严兰卿同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镇昌钱庄，其后又陆续在上海、苏州等地经营了七八家钱庄。并且，这些钱庄大多还是由这位买办独资经营的。①

在80年代，与上海沙逊洋行(E．D．Sassoon，Sons & Co．)颇有渊源的买办王宪臣是从钱庄出身转化为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 India，Australia & China)买办的。②另一个出身于钱商家庭的胡寄梅也是在长期经营钱庄以后成为中华汇理银行的看银师和买办的。③同期中，宁波商人许诗考(Sze Tsay Kor)在上海一家钱庄服务多年后，转营匹头生意，而后在1884年又转为上海义记洋行(Hollicay，Wise & Co．)的买办。④

到90年代，与上海的钱庄有联系的汇丰银行买办罗鹤平则同时兼开元隆钱庄⑤，他并且与广州的成德银号有密切的金融联系。⑥

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买办人物的活动情况也并无二致。例如，在天津，据说最老的一个洋行买办就是一个兼营鸦片生意的钱庄老板⑦；而任天津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达15年之久的买办胡美平(Hoo Mei-Pin)同时又是上海天源钱庄(Tien-Yuen Bank)的股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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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45页。
② 莱特：上引书，第556页。
③ 莱特：上引书，第50页。
④ 莱特：上引书，第562页。
⑤ 《申报》，光绪十八年三月三日(1892年4月19日)。
⑥ 《字林沪报》，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92年4月17日)。
⑦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4年11月17日，第480页。
⑧ 《字林西报》,1885年4月15日，第347页。


又如在80年代，厦门一家最大钱庄源通银号的主人叶谅卿则依靠他的兄弟，时充厦门汇丰银行买办叶鹤秋的关系，在资金周转上得到汇丰银行很大的方便。①在90年代厦门恒宝源钱庄的一位大股东赵某同时也就是福州美打洋行(Mehta & Co．)的大买办。②

从上述一系列人物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在通商口岸的买办中，有许多人是同时兼具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和买办双重身份的。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便利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而在另一方面，又必然把钱庄和洋行或外国银行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钱庄的职能严重地买办化了。

二

钱庄的买办作用主要在于它给予进口商人以信用便利，协助洋行推销洋货，搜罗土产。钱庄进行这种活动的信用手段，在口岸本地是庄票，在口岸和内地之间是汇票。

庄票是钱庄签发的票据之一。它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钱庄对所签发的庄票负有完全责任，到期必须照付；如果出票的钱庄对庄票不能照付时，这就无异表示该钱庄的破产。庄票有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系见票即付；远期庄票(亦称期票)则在到期时兑付。上海各商号在交易中大抵使用远期庄票。50年代有以10日、20日为期的期票，60年代后，普遍以10日和5日为期。

上海钱庄由于资本力量的不同，分为汇划庄(或称大同行)和非汇划庄(或称小同行)的区别。③汇划钱庄在开业以前必须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并缴纳会费，即所谓“入园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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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报》，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1891年6月20日)。
②《申报》，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六日(1891年7月21日)。
③在上海，非汇划庄包括了“挑打钱庄”和“另兑钱庄”。在挑打钱庄内又分为元字号庄和亨字号庄，这些钱庄由于资力不及汇划钱庄，不能参加钱业总公所，这些钱庄每日往来收解，大多转托汇划庄代为办理。在另兑钱庄内也分为利字号庄和贞字号庄，此类钱庄资力更加薄弱，不经营存放款，专作银圆辅币的另趸买卖。本文所涉及的钱庄活动乃是专指汇划庄而言的。


1863年上海钱业同行为了维持庄票的信用，曾公议规定：“钱业不入同行[即不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的]，庄票概不收用。”①这样便排除了非汇划钱庄庄票的流通。

在钱庄之间，庄票的清算方法最初大概是各自直接划抵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创造了一种所谓“公单制度”。即每日下午2时各汇划庄汇总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出票钱庄换取公单，到4时以后各钱庄齐集“汇划总会”，互相核算，出入相抵，奇另尾数则以现金清偿，其整数则由钱庄另行出票，实行划账，借此以免除大量现金的搬运。实际上这就是在各钱庄之间初步地实行了票据交换的制度。

至于汇票则是钱庄对于委托汇款者所签发的汇款支付书，亦即收款人收取款项的凭证。它的作用在于调度不同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钱庄庄票的信用能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商人以调度资金的便利，对商品流通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洋行很快就注意到庄票的这种作用而加以利用了。

早在1846年，外国商人就已利用上海钱庄庄票进行贸易活动了。②但是，外商比较普遍接受庄票作为结算工具，则是50年代以后的事。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述了庄票在外国商人间的使用情况说：设在上海城区和“租界”地区的钱庄大约有120家，其中资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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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863年3月7日。
②福卑士(F．E．Forbes)：《旅华五年记》，(Five year in Chiha，1842--1847)1848年版，第68页。


雄厚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以通融资金的方便，而外国商人则接受大钱庄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①

不仅止此，外国商人同时也用庄票作为支付手段。例如，50年代末，上海沙逊洋行(D．Sassoon & Co．)在大量收购黄金时，就经常使用当地大钱庄庄票去支付金价的。②应该指出，在这一时期，沙逊乃是一个大鸦片贩子，而各大洋行也无不走私鸦片，搜购黄金。所以沙逊洋行的事例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60年代以后，外国商人使用庄票的行动更加普遍了。1862年3月，上海公平洋行(Bower，Hanbury & Co．)在代理英国利物浦保险公司(Royal Insurance Company of Liverpoo1)招揽生意的广告中宣称该洋行愿意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庄票或其他合格票据作为偿付保险费的手段”③。把这项声明和50年代外国商人只能收受大钱庄庄票的事实加以比较，可以设想，到了60年代外国侵略势力利用钱庄庄票的范围是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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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858年6月12日，第182页。
②《捷报》，1859年9月17日，第27页；1859年lO月29日，第50页。
③《捷报》，1862年3月1日，第34页。


外国商人接受钱庄庄票为的是利用中国钱庄的信用，达到迅速出售洋货的目的。事实是，进口商人在购进洋货时用庄票支付，就是把自己对洋行的债务关系改由钱庄来承担。商人利用庄票所给予的期限去调度资金以清偿他与钱庄之间的债务关系；而洋行则在庄票到期时，径向钱庄收取款项。这样，钱庄就给洋行提供了保证，使洋行所售出货物的风险能减轻到最低的限度。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洋行接受庄票成交，能够更迅速推销进口洋货。对外商来说，进口洋货销售愈快，商业利润也就愈大。实践证明了，“接受期票支付货款，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买货要销出更多的货物”①。因此，利用庄票是非常符合于外国洋行的利益的。

及至60年代后期，钱庄和上海的外国银行发生了通融资金的关系以后，庄票的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家知道，外国银行之进入中国是从1845年在广州设立分行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开始的。50年代初这家银行随着贸易中心的北移而进入上海。到60年代末，外国银行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和代理店的已达11家之多。②一些在后来的中国金融市场上起着垄断作用的大银行如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China)，有利银行(Mereantile Bank 0f India)以及汇丰银行等等这时都已在上海建立了据点。不过，早期外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给外商办理汇兑，并不同中国钱庄有多大的联系。③

大约到60年代后期，外国银行开展了存放款业务，多方吸收存款，从而经常地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例如，汇丰银行在60年代的存款额经常在50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④，70年代末更高达2200万元以上。⑤对外国银行来说，这种用极低利率从中国社会吸收进来的流动资金，必须有一条宣泄的渠道。在中国钱庄方面，随着6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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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外交部：《英国领事商务报告》(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mmercialReports From He Me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69—1871，汉口，第192页(以下简称《英领报告》)。
② 根据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统计表》(未发表)。
③《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载：“银行[指外国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
④《捷报》，60年代后半期汇丰银行各年营业报告。
⑤《捷报》，1879年2月28日，


钱庄信贷的范围和规模汇丰银行营业报告。也必须有所扩充。可是钱庄自身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即使是上海的大钱庄也不过只有8万两到10万两的资本①，十分明显，这是与日见扩张的贸易形势很不相称的。既然外国银行具有充分供应资金的力量，中国钱庄又有周转资金的迫切需要，那么，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的进一步联系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经过银行买办的媒介，外国银行终于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贷款了。②这就是通常所说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Chop loan)。“拆款”使若干中国钱庄“每天依照它们的需要”，“向外国银行拆借其所必要的资金”，以便于“做庞大的生意”，而外国银行也“乐意用最好的方式”来利用它们多余的头寸。③

银行的拆款通常是两天结算一次，但在外国银行认为有必要时，随时可以要求收回。④拆款也要支付利息，但比市场利息为低。⑤这种利息上的差额很快就成为钱庄向外国银行寻求资金的主要原因了。但是，钱庄对银行拆款的依赖愈深，银行对钱庄的操纵也就愈紧。从70年代起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行市的控制就是通过拆款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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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关贸易报告册》，1866，上海，第14页(以下简称《关册》)。
②《申报》在1884年的记述中认为1869年汇丰银行通过买办王槐山放款给钱庄是外国银行对钱庄放款之始，可资参考。见《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 月 12 日)。
③ 魏格尔(S．R．Wagel：《中国金融论》(Finance in China)，1914年版，第238页 。
④参见前交通银行编：《金融市场论》，1947年版，第79页。
⑤参见《上海钱庄史料》，第38页。


在钱庄与外国银行建立起拆款关系以后，原先洋行与钱庄之间的清算关系便转移到外国银行去进行了。这就是：出售洋货的外国洋行在收到钱庄庄票时，可以将其充当支付手段，也可以将其送交外国银行，存入它的账户；外国银行在这时并不就把这笔款项算作现金，它不过暂时记在外商的账户上代为收取；另外，出售土产的中国商人在成交时所收到的又是洋行开发的外国银行的支票，他可以把这些支票委托给往来钱庄到外国银行去兑现。于是，在外国银行那里由洋商所付出的支票就可以和华商所签发的庄票相轧抵，进行冲销。①这种划拨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现金搬运，大大地便利了贸易的进行。在这种办法实行以后，中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就都离不开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的支持，这也就是说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更加前进了一步。

上述情况仅仅是钱庄在上海本地华洋商人之间所起的买办作用。但是，上海不过是外国商品向内地转运的枢纽。70年代初叶的统计表明上海本市所消费的洋货只不过占进口洋货总额的20％左右②，其余80％都是销往内地去的。钱庄对这部分洋货的内销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挥这一作用的手段则是钱庄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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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魏格尔上引书，第238页。
②上海地区洋货的输入和消费(1870—1872) 单位：两
洋货| 1870| ％| 187l| ％| 1872| ％
进 口|52453448| 100|57469457| 100|57062288| 100
转 口|40524559| 77.26|42713641| 74.32|46995869|82.3l
本地消费|11928889| 22.74|14755816| 25.68|10066419| 17.69
资料来源：《英领报告》，1872，上海，第 150页。


在上海左近，镇江和宁波是上海进口洋货向南、北扩散的两个重要的据点。在这两个地方，洋货的扩散和土货的汇聚都要依赖钱庄的活动才能完成。

根据海关报告，60年代进入镇江的洋货净值在300万关两到500万关两之间；70年代上升到600万关两到900万关两之间；到90年代且达1000万关两以上。同时期中土货的出口也由40余万关两，100余万关两上升至400余万关两左右。①进入镇江的洋货主要是为了满足更为遥远的内地市场的需要的。譬如，山东省所消费的洋布和其他各种洋货都是从镇江转运去的②；河南省各大商业中心所出售的洋货也完全是从镇江得到供应的。③

那么，镇江的钱庄是怎样为这些洋货的内销起着买办作用的呢?

60年代镇江有27家钱庄，信誉卓著的大钱庄能够吸收存款到l0万两左右④；到70年代初期，镇江的八家主要钱庄在苏州都设有分支机构，两地之间的金融往来非常密切。⑤1869年的一项材料说：在镇江，支付进口洋货的主要方法是开出由上海钱庄付款的汇票，而商人则把铜钱或银锭运入苏州，从那里收购土产到上海去变价付款。⑥这中间镇江、苏州和上海各地钱庄当然是起着很大作用的。

1876年，另一项记述镇江贸易方法的材料指出：“上海洋行把鸦片和疋头运给镇江的外商，并指望他们付款。镇江的外商按照买办自己认为能够销售的数量，尽快地把货物交给买办”；“如果买办不能在约定时间付款，他就用目前暂时毋需付款的货物到钱庄去押借款项来支付”⑦。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钱庄对买办的贷款在推销洋货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钱庄的支持，不用说，买办的活动当然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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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册》，各年报告。
②《关册》，1869，镇江，第42页。《英领报告》，1878，烟台，第47页。
③《英领报告》，1887，镇江，第12页。
④《英领报告》，1868，镇江，第178页；《字林西报》，1869年5月17日，第6103页。
⑤《英领报告》，1873，镇江，第204页。
⑥《英领报告》，1869—1870，镇江，第117页。
⑦《英颁报告》，1876，镇江，第66页。


宁波的钱庄在推销洋货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本来，宁波和上海一向存在着金融联系的。70年代初，曾经多次为左宗棠向外国银行洽借巨款的豪商胡光墉所经营的阜康银号，在上海、宁波、杭州、镇江等地都设有分号，促进了宁波与各地间的金融往来。①80年代后，这种情况还有所发展。所有设立在宁波的22家钱庄都与上海、绍兴、杭州等地有直接的联系。②所以，人们每在提到宁波的商业金融时，总是指出它与上海等地是“呼吸相通”的。③

宁波虽然在40年代初就被辟为口岸，但直接对外贸易一向很小，进入宁波的洋货绝大部分都是由上海转口而去的。④据海关记载，60年代进入宁波的洋货净值在300万关两到500万两，土货出口值在五六百万两；70年代后进出口货值各升至600万关两和700万关两的水平，其后20年中，洋货进口值大致维持在700万关两左右，而土产的出口则略有减少。⑤

如此大量进出于宁波的货物肯定是要依靠当地钱庄的信用支持的。早在40年代前后，宁波的钱庄就已流行着一种“过账制度”。这就是：凡与钱庄有往来关系的商人在买卖成交时，不论其数值大小如何，只需要到钱庄去记账，“钱庄只将银洋登记客人名下，不必银洋过手”⑥。早期“过账”的记载单位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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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册》，1875，宁波，第179页。
②《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宁波，第379页。
③《鄞县志》卷2，第6页，同治十三年修。
④ 班思德(T．R．Banister)：《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1881)，中英合璧本，第37页。
⑤《关册》，各年报告。
⑥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2页。


计，70年代以后则以“番银”(即鹰洋)计。①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把现金的使用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使商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依赖钱庄的信用，在账面上去互相划抵。②洋货进人宁波以后，当然利用了这种便利，并循着绍兴、金华、衢州水路远销到内地市场上去，泛滥于整个浙西市场，并往西延伸，进入了江西省境。③例如，70年代江西广信府的玉山县年销来自宁波的棉织品在2万匹以上④，而80年代后输往宁波的洋货还远销于安徽的徽州。⑤这就是说，在钱庄的积极参与下，进口洋货才能够方便地出入于远离口岸的浙西、赣东和皖南一带。

在长江中游，汉口钱庄对于洋货渗入西南穷乡僻壤的过程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汉口一向被称为“江海贸易”的“总汇”⑥。60年代开埠以后，这个“总汇”立即成为上海进口洋货转销西南地区的必经要道。⑦80年代以后，国外远洋船只已可直达汉口，但那里仍然还是上海大量洋货的转运中心。⑧

洋货进入汉口的具体办法是：中国商人从上海贩货到汉口来转手出售⑨，至于汉口和上海之间的资金周转则依靠两地的钱庄或票号调拨。⑩同时，设在汉口的钱庄或票号又对洋货向西南内销给予资金通融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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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鄞县志》卷2，第6页。
②《英领报告》，1878，宁波，第151一152页。
③《关册》，1870，宁波，第64页。
④ 同上。
⑤《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宁波，第36l页。
⑥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4，第36页。
⑦《英领报告》，1870，汉口，第180页。
⑧《英领报告》，1884，汉口，第111页。
⑨《英国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07卷，转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⑩《字林西报》，1875年8月14日，第154页。


例如湘潭，这是40年代广州进口洋货内销的一个重要据点。当时，从“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再分运至内地”，而“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也“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①。50年代以后广州对外贸易地位中落，湘潭又成为连结上海、汉口和西南地区的商业枢纽。湘潭商人在汉口仍然十分活跃。这些商人尽管手头很少留有现款，但是，仍然能够顺利地向湘潭运去洋货。他们所凭借的就是汉口票号或钱庄所给予的信用支持，即以7天到10天为期的期票。60年代，差不多所有从汉口运往湘潭的货物都是用这种期票支付的。②因此，汉口和湘潭虽相距千里，商业上的频繁往来却把两地金融行情的变动密切联系起来，以致汉口的钱庄每每为湘潭金融上的波动而“具有戒心”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口的票号或钱庄对四川商人的信用支持，使洋货能够溯长江而渗入西南内地。

长江上游的交通条件使外国商品进入四川需要较长的运输时间。通常四川商人在汉口购进洋货总需要当地票号给予长达三至六个月的长期信用，然后通过两地票号的汇划关系来清算。在60年代，每年在川汉之间的商品交流量已经十分庞大，但是，在清算时节却只需要小额的货币来平衡两地间的差额就够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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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版，第54页。
②《英领报告》，1869—1871，汉口，第19l—192页。
③《申报》，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888年9月6日)。
④《英领报告》，1869，汉口，第19l一192页。


不过也就在60年代，汉口票号的这项作用逐渐转移到上海钱庄的手中去了。这是因为5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展开，长江中部几度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剧烈争夺的地区。汉口的山西票号在总号的一再命令下，收缩了业务，并把大量资金分向山西和上海两地转移，从而使汉口的金融力量大为减弱。汉口的钱庄是无力支持四川商人所需要的大量长期信用的，这就迫使四川的商人随着汉口票号的收缩而转向上海去进货。据估计，在60年代中叶，四川所销售的进口洋货中，购自汉口的已经不到20％，到了1869年又继续减少到10％左右。①其关键就在于支持此项贸易所必须的长期汇票是由“上海殷实钱庄承兑的”，一度集中在汉口的川商信用支援随着贸易关系的变化转移到“更集中和更富有的上海钱庄的手中去了”②。

70年代末，为外国商品寻找市场的英国驻重庆领事谢立三(Alex．Hoise)曾经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作了实际的调查。他把四川商人从上海购买进口洋货的具体方法做了一番比较详细的描述：“一个重庆商人如果要在上海采办洋货，他可以到一个钱庄那里说明来意，并在该钱庄押借一笔款项，其数目由他自己与钱庄商议协定。然后，这位商人就可以将订货单寄与他在上海的代理人；钱庄经理也通知与他有关系的上海钱庄或其分庄，由后者向洋行或其中国的代理人处付与这笔款项。当货物在运送途中的时候，该商人可以随时向钱庄付还垫款”③。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钱庄在支持洋货内销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买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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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领报告》，1869，汉口，第78页。
②同上。
③谢立三（Alex.Hoise）:《重庆洋货贸易报告书》(Report by Mr.Hoise on the Tradein Foreign goods in Chungking)，《英领报告》，1881—1882，重庆，第9页。


引人注意的是，自从70年代中叶以后，洋货在四川境内的销售量迅速增加了。据统计，1875年到达重庆的进口洋货尚仅15万两左右(156000两)，1877年便超过了100万两(1157000
两)，到1881年更高达400万两以上(4059000两)①，七年之中上升26倍，在内地贸易上实属罕见的现象!这种大幅度上升的情况，离开钱庄的信用支持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还应指出，重庆商人必须由上海钱庄的长期信用予以支持，不仅因为沪渝之间长途转运，资本周转为期甚久的缘故，而且还因为洋货自重庆分流成都、嘉定、叙州、绵州和合州等地市场仍然需要长期信贷的支持。重庆商人正是在长期信贷所允许的期限以内向内地运去洋货以换回生丝、药材等各种土产的。

进入重庆的洋货，有些还要继续运销到更远的内地去。例如，到了70年代，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就出现了不少洋货，其中以花色洋布最为触目。这些洋货就是从四川转运而去的。②80年代以后，四川洋货更经常取道泸州和叙府，向贵州和云南扩散。③这种情况说明了上海钱庄为洋货进入四川所作的重大支持，实际上也就是为洋货渗入云、贵两省提供了便利条件。总之，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钱庄为外国侵略势力的伸展尽了助桀为虐的买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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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盘斯(William Donald Spenee)：《重庆进口贸易备忘录》，(Memorandum byMr．Spence on the Import Trade of the Chungking of the Navigation by steamers of upper yangtze)，《英领报告》(附件)，1881—1882，重庆，第15页。
② 达文波德：《云南调查团关于调查地区商业潜力的报告》(Reported by Mr．Davenport upon the Trading Capabilites of the Country Traversed by the Yunnan Mission，1877)，《英领报告》，1877，第15页。
③ 史盘斯：上引文，第11页。


钱庄协助了洋货的内销，同时也就协助侵略势力搜刮土产。这是钱庄买办作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在上面的论述着重说明了钱庄在推销洋货方面的作用，而对于搜罗土产这一方面还有必要再作一些补充。

在中国的土产中，丝、茶历来是外国商人搜罗的主要对象。80年代以前，它们在土产的输出总值中一直占着70％以上的比重。①

70年代以前，外商在收购丝、茶上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是由外国洋行自己筹划的。每当丝汛时节，它们通过买办把大量资金送到乡村去，或者垫款给丝行，与之订立收购合同，然后才能买到生丝。②70年代以后，售给外国洋行的生丝大多改由各地丝行自行收购和贩运了。丝行的资金大多都要依靠钱庄的周转，上海的惯例是，每到春季，钱庄就对丝行贷出巨款，到新丝开盘成交后才收回款项。③显然，脱离钱庄，丝行是很难进行活动的。

茶商收购茶叶的情况大体和丝行相似。例如，福州从1844年开埠以后的10年中，曾经有若干外国商人试图前往收购茶叶，但由于不能把资金送到内地向茶农收购，因此他们的企图未获成功。50年代初期，旗昌洋行(Russell＆Co．)开始派遣买办在茶季携带巨款到福州茶区收购，而后将茶叶循闽江运至福州。④六七十年代之交，材料表明，外国商人必须在茶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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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丝茶及其他出口货值比较表(1867—1893) 单位：海关两
年份|丝茶货值| ％| 其他出口货货值| ％| 共计货值| ％
1867|45872618| 87.95| 6385682| 12.05| 52158300| 100.00
1873|60536756| 87.17| 8914521| 12.83| 69451277| 100.00
1883|49644253| 70.72|20553440 | 29.28| 70197693| 100.00
1893|56346227| 48.31|60286084| 51.69|116632311| 100.00
资料来源：据各年《关册报告》计算
② 《关册》，1866，上海，第8页。
③ 《申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873年12月25日)。
④ 复庆(R．Fortune)：《侨居中国记》(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伦敦，1857年版，第220页。


之前向茶贩贷放巨款，而后才能收购到茶叶。①可是，到70年代后期，此项贷款的业务就逐渐由钱庄所代替。1881年福州茶区由外商向茶贩贷出的预购款项只占贷款总数的10％，其余90％的贷款则完全来自钱庄。②这个事例说明钱庄在洋行搜罗茶叶上又起着多么重要的买办作用。

此外，外国洋行在收购西北皮货的活动上也是得到票号和钱庄的支持才得以打开局面的。

在60年代，外国洋行就曾几度向内蒙古一带派出代理人收购皮货，但始终不曾把此项贸易开展起来。③一直到80年代以后，皮货收购的业务才在西北一带真正活跃起来。④这其间天津票号对洋行买办所提供的信用是起有巨大作用的。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美平的活动就是一个典型。

到80年代，胡美平已成为沙逊洋行服务达15年之久的大买办。正是由于得到了票号的支持，胡美平终于在80年代到张家口去铺开了大规模收购皮货的局面。当时他直接使用天津一家著名票号的期票去收购皮货，而皮货卖主则将这种期票向当地与票号有联系的店铺去兑现。至于买办胡美平和票号的债务关系则是到他在张家口的经营告一段落以后，回到天津去结算的。⑤十分明显，只有在解决了资金调拨的困难以后，大规模收购皮货的局面才有铺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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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册》，1876，福州，附录3，第84页。
②《英领报告》，1881，福州，第15页。
③《英领报告》，1864，天津，第3页。
④ 艾伦(G．Allen)：《远东经济发展中的外国企业》(Western Interprise in Far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JaPan)，1954年版，第38页。
⑤《字林西报》，1885年4月15日，第347—348页。

综合以上所述，从19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社会强被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时，中国的钱庄在买办的媒介下为外国洋行深入内地推销洋货，搜罗土产，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试从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观察，根据关册记载：在1864—1894年30年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值从九千四百余万关两逐步增加至二亿九千余万关两①；同时期内，总计在中国通商口岸所有的外国洋行最多时不到六百家，各种国籍的外国商人最多时也不到1万人。②完全可以肯定，仅仅凭这么几家洋行和这么一小撮洋商，根本无法与中国人进行直接交易到如此庞大的数额。因此在洋货到达通商口岸之后，和土货未抵通商口岸之前，自九千四百余万关两至二亿九千余万关两的贸易额都必须依赖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钱庄为之效劳，而后洋货才得畅流于僻乡，土货才得疾趋于口岸的。这就是钱庄为外国洋行服务的买办作用。

在考察钱庄买办化的过程中，人们还可以看到：70年代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时期。在此之前，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还只局限在一些主要的通商口岸，外国商品流人内地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的钱庄也还不曾与外国银行发生资金往来的关系。可是，到70年代，特别是它的后期，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放以及内地市场上(如西南腹地)洋货输入量的重大增加就是转变的极其有力的证明。至于80年代以后，即使在对外贸易十分不利的条件下，长江流域各商埠间的转口贸易却不因之受到影响，仍然十分忙碌地进行。③这是与钱庄的买办作用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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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册》记载：186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94864943关两，1894年为290207433关两(1864年关册的记载数值单位以两计，按111两=100关两，换算为现值)。
② 据关册记载，通商口岸外国洋行最多时为1893年的580家；外籍商人最多时为1892年的9945人。
③《怡和轮船公司第八次年会董事会的报告》，《捷报》，1890年7月25日，第104—105页。


上海同仁辅元堂捐款(1867—1882) 单位：千文

业别| 同治六年(1867)| 光绪四年(1878)| 光绪八年(1882)
商船业| 1526| 739| 487
饼豆业| 259| 146| 94
青尺寸布业| 106| 40| 40
洋布业| 221| 134| 289
南北市钱业| 254| 668| 840

资料采源：《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同治六年、光绪四年、光绪八年收钱总数)，原件存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最后还应该指出，钱庄在为外国势力服务的过程中，它的资本力量也有了微弱的增长。由于旧有文献缺乏这一方面的具体记载，没有给我们留下可靠的统计来直接反映这种情况。不过，从上海各行各业对当地贫民历年举办的公益事业的捐助情形的变化上，间接地透露了钱庄势力在60年代以后有所增长的秘密。

上表(见本书第23页)说明了60年代以后的20年中上海的几个主要行业正在经历着一个兴衰的变化：商船业和饼豆业的地位逐渐被南北市的银钱业所代替。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个变化只能理解为：随着上海经济(亦即全国经济的缩影)的半殖民地化，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钱庄的力量也有所膨胀。不用说，钱庄势力的这种膨胀是拾取外国侵略势力的余惠而来的，是值不得见猎心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