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回顾这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轨迹，分析其增长格局与机理，对于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分别从动因特征、动态特征和结构特征三个方面，剖析1979—2001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及其成因。文章认为，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已有了较大改善、形态有了重大转变，但仍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进一步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稳定以及加快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的转化，是实现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关键。
关键词：增长动因 总量波动 二元经济结构 历史启示
1992年我们曾经对1957—198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进行了研究。①“增长格局”是一个涵盖较广的概念，它包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因特征、动态特征和结构特征三个方面。本文拟运用这一分析性概念框架，对1979—2001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进行历史剖析。
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经济开放化进入新的阶段，而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经济市场化也进入新的阶段。因此，1979到2001年，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分析其增长格局与机理，并总结得失，对于当前迎接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加入WTO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 动因特征：1979—200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从现有文献看，要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作实证分析并对各项因素进行精确和详细的分解尚有一定困难，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理论问题，同时也面临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等因素。当然，方法论和统计数据等方面的困难，并不能令我们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选择动因分析工具。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和丹尼森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创
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以来开始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然而，大多数从事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经济学家仍继续沿用最为简单的计算方式，即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的公式，推导出可用诸增长因素分析的经济增长方程式，即下式：
Y=a αK βL (1)
式中，Y为经济增长速度，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K为资本投入增长速度， L为劳动力增长速度，a为技术进步速度(全要素生产率TFP)。方程式的经济含义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是由技术进步速度、资本、劳动力投入量及其产出弹性所决定的。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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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凌云：“1957—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期。
三个因素进一步合并，可以分为外延因素(资本、劳动力)和集约因素(技术进步)两大类，从而有利于辩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因格局的本质特征。
令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CK、CL、Ca，依据(1)式，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资本投入增长形成的产出增长速度与总产出增长速度之比，即
CK = αK/Y x 100% (2)
如此推出CL、Ca的计算公式
CL = βL/Y × lOO％ (3)
Ca = a/Y x 100% (4)
如已知产出与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及要素增长弹性，则可确定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确定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后，就涉及到基础数据的采集问题。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主要的变量是产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结构不能直接满足生产函数的需要和某些假设，所以大多数研究人员只是根据自己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和对数据的判断作相应分析，或仅进行一些局部性的研究，不同机构或学者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一般而言，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增长率的指标应该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估算社会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所谓的“永续盘存法”，美国、日本和国内一些学者都曾利用这种方法估算过中国的资本存量，这里我们直接采用了国内学者贺菊煌关于1979—1990年资本存量的研究，①1991—2001年的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劳动投入量包括就业人数、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等方面。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的质量、时间和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在中国，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和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劳动收入难以恰当反映劳动量(尤其是劳动质量)的变化；而且，这方面缺少很多重要的统计资料，用价格指数未对收入水平加以调整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用劳动收入量的变化来表示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在准确度和可信度方面都没有保证。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有关的研究文献都以劳动者人数来代表劳动投入量。从一段较长的时间看，劳动质量(受教育程度)是有所提高的，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则可能有所降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因此舍象掉这几个因素来计算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误差不会太大。根据上述考虑，本文以全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关于资金和劳动的增长弹性，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金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即找不到足够的依据使计算结果建立在一定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之上。因此连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也放弃了这方面的估算工作，而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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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菊煌：“我国资产的估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年8期。
假定中国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为60％比40％和40％比60％，①以两个方案来进行增长因素分析。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使劳动投入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因此中国劳动与资金的产出弹性系数应设定为0．3：O．7。②但郭克莎认为，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劳动收入份额较大幅度上升，劳动群众进发出极大的生产建设热情和开拓创新精神，使劳动的边际产出大大提高，劳动的产出份额已明显高于资金的产出份额，因此，以60％比40％来确定劳动与资金的收入份额或产出弹性可能比较合理。③沈坤荣采用C—D生产函数估计的结果，也确定资本产出弹性α=0．4，劳动力产出弹性β=0．6。④因此，本文在分析中采用这一比例。
现在可以将以上基础数据代入(1)—(4)式，计算1979—2001年间经济增长各驱动因素的贡献份额。1979—2001年，GDP年均增长速度Y=9．5％，资本投入年均增长速度K=9．8％，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L=2．59％(见表1)，将其代入(1)式，可得：
a = Y- αK- βL = 9.5% -0.4 ×9.8% -0.6 x 2.59% = 4.03%
将上述数据带入(2)、(3)、(4)式，即有：
CK = 41.3%, CL = 16.3%, Ca= 42.4%
也就是说，在1979—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中，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的贡献分别为41．3％，16．3％和42．4％。与改革前即1957—1978年间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65．6％、26．3％和8．1％相比，外延性因素即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份额均显著下降(近40％)，而技术进步所占贡献份额则大幅上扬，且已高于两种要素投入各自的贡献份额。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总体说来，由于外延因素的贡献份额仍超过了50％，所以中国经济仍属粗放型增长。分阶段数据及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分阶段产出和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及增长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63、118页数据计算。
从表1可看出，1993—2001年间，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较前一阶段有所提高，劳动力投入贡献份额较前一阶段显著下降，但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仍低于50％，说明即使在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从今后来看，尽管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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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附件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59页。
② 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4期。
③ 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7页。
二、 动态特征：从总量波动到相对稳定增长的转变及其效应
从总量增长态势上看，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大起大落到平稳回落并相对持续稳定发展的变化过程(如图1)。从时间上看，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段：1979—1992年，1993—1997年和1998—2001年。
图1：1979—2001年中国GDP增长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2页。
由图中可见，尽管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年平均速度较快，但由于这一快速增长是在不断改革与调整的进程中实现的，从而总体上仍然表现为“扩张—收缩”交替的波动格局，不过波动幅度与改革前相比要小得多，且有不断减缓的趋势。具体来讲，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比较明显，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波动，即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2年。从1993年开始，经济增长出现新的变化，经济周期性特征减弱，增长率从1994年开始平稳回落，并在1997年后实现了相对稳定增长。总量增长的态势表明，在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中，中国经济增长形态有了较大的改善。与传统体制时期相比，经济周期的性质及类型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波动的振幅呈现收敛趋势，经济增长的轨迹得以改变。但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问题是：(1)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与以往的经济波动以及一般情况下的经济波动有什么不同，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或成因有什么差别?(2)中国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
从成因上来看，与改革前相比，一方面，197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与此前的经济波动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共性与历史延续性。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体制下引起经济剧烈波动的主要诱因如软预算约束下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症等，在体制变革后，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行为方式依然存在，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另一方面，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在于，在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的大背景下，改革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受到了改革方式及改革进程的极大影响。周振华引入“改革周期”的概念来说明这种影响。①他认为，中国体制变革采取了动态多次博弈方式，改革中利益结构调整在时间序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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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0—693页。
的非均匀排列，表现为由“僵持、突破、大规模推进、适度调整”等不同阶段特征构成的改革周期。从实际情况来看，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的确与改革周期有高度的吻合性。第一次经济波动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及农产品市场化有直接关联；第二次经济波动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及工业品市场化有直接关联；第三次经济波动与生产资料市场化推进有直接关联：第四次尚不完整的经济周期则与要素市场化及构建宏观经济新体制框架直接相关。这种经济波动与改革周期的高度吻合性，还表现在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阶段同步性变化上。一般讲，当体制变革掀起一个阶段性的小高潮时，经济增长达到高峰阶段；而当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时，体制变革的步伐便也减缓。尽管这种同步性不是很精确，但大体上是一致的。
因此，对于197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可以用改革周期假说来解释。这样，可以较全面地界定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及周期类型，同时，也更有助于我们深刻揭示体制变革中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正是这种改革主导性的经济周期，使其经济波动显示出与以往经济波动完全不同的特征。
1、在稳定、趋缓的经济波动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建国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经历了9次大的起伏波动，平均落差为20．5个百分点；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日趋缓和，尤其是到1997年以后，各年平均落差仅为1个百分点左右，基本实现了稳定增长。
2、经济波动属于较稳定的增长性波动。改革前中国经济曾出现了3次经济绝对规模出现负增长的古典波动，改革后的经济波动中，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均未发生过绝对水平的下降，都属于增长性波动。
3、经济波动的基础开始向着集约化转变。过去中国经济的波动大多为产量、产值在原有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和产业结构基础上的扩张或收缩，改革以后的经济高涨开始由依赖于简单的数量扩张逐渐转换为依赖于效益提高与结构改善基础上的供给扩张。
4、经济波动的实质性内容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阶段性跳跃增长双重因素的结合。改革以来新的经济高涨已不再是传统产业的总量增加，而是产业再造和短线产业的大规模拓展。与此同时，这种经济高涨还具有经济跳跃性增长、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经济资源以及新质生产力不断扩张的特征。
5、经济波动中的市场制约因素增强。改革以来，市场机制作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加深，开始出现市场制约型波动形态。特别是1986年后，产出受需求制约的市场制约型波动特征日益明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产品过剩和价格波动为特征的市场制约型波动特征已居于主导地位。
当然，这种改革周期中的经济波动模式，也充分反映出中国体制变革阶段性推进所固有的不彻底性，特别是对企业和金融部门改革的不彻底性。不仅如此，改革阶段经济总量的波动，也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工具的适当有效性有着极大关系。实际上，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体制上的一放一收，必须通过具体政策工具的一松一紧才能输入到经济系统内部，进而转换成经济发展时冷时热的态势，在这方面，有好的经验，如1993—1996年顺利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以及1998年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教训，如1980—1981年对基建投资收缩过猛而导致增长率下降，1984—1985年信贷失控引起经济过热，1988年价格闯关给居民带来的通胀预期，1989—1990年过度紧缩和改革停顿导致严重经济滑坡，以及1992—1993年的投资过热和金融泡沫等，都是由于宏观调控方面出现失误而引起的经济较大幅度波动。
正因为这样，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总量增长损失和资源浪费。以波动较大的1989—1992年期间为例，这一时期的GDP平均增长率是7．7％，如果假定7．7％就是当时的潜在最大增长率，而宏观调控使增长平稳地保持在这一速度，那么在1989—1991年累计实现的GDP将比实际情况多2800亿元(1989年价格，见表2)，相当于1989年GDP的18．7％。事实上从这以前和以后的经济增长率来看，潜在的最大增长率远不止7．7％，因此实际波动损失更大。因此，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降低和避免波动损失，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政策的重要目标。
表2 1989—1992年期间经济波动的损失 (单位：亿元，1989年价格)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④ 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左右，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因此，中国今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主要是提高 TFP。
三、 结构特征：二元经济结构曲线形弱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起点是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1957—1978年间，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了惊人稳态格局。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的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开始出现弱化的总体态势。表3显示，1979—2001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指数与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总体上呈不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提高。这说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开始朝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化。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农村改革的成功、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一度曾使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复杂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对二元经济结构冲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仍在。因此，中国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从改革后的情况来看，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在弱化的总体态势中间有反复，呈现出曲折演进的动态轨迹。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又是从农业发起的。农村改革的结果是农民手中有了资金，又有大量的过剩劳力，农民自1984年开始大规模发展乡镇企业。1979—1984年间，农村非农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9．3％，远远超过了城市非农产业的增长。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农村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开始弱化。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而工业品价格相对稳定，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缩小，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1：4．6下降到1984年1：1．9。农业人口出现向非农转移的趋势，城市化水平有了提高，表明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结构都呈现一种缩小的趋势。
表3 1979—2001年中国市场化、城市化指数及各产业占GDP和总人口的比重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2、117、118页。
但这一情况在1985年以后有了变化。1985年开始，农业出现了大幅度减产，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投资不足。一方面，由于比较利益的问题，农民把钱投到乡镇企业；一方面，国家对农业投资不足。而在城市改革中，非农产品竞相提价，一度改善了的工农产品交换条件又趋于恶化，1988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又由23．8％反弹到26．94％；1984—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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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场化指数来源于傅晓霞等“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4期。
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2．3％，低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原来已经变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
这期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开始形成，出现了城乡双二元结构。城市原有的一体化产业变成一主一次两个并存的部门：一个是国企职工为主组成的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是由大量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组成的次要部门。与此对应，原来完全的城市人口分成城市户口和无城市户口两大群体。另一方面，农村也出现了二元结构，一元是乡镇企业，另一元是传统农业。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1993)指出，用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中国二元结构强度，1978年达到6．08，1984年一度缩小至3．08，到1988年又上升到3．89，1991年则进一步上升到4．l4。而日本在工业化初期，二元结构强度只有2．94(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只有2．30(1965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力度，其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一阶段，对二元经济结构冲击的力度开始加大。首先，民工潮掀起高潮，冲击城乡隔离的就业制度。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进城民工约8000万人。这些人，部分已经和城市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城里既学技术，又转变了观念，还为农村人口创造了大量的打工收入。这是对城乡完全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冲击，也是对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一个冲击。其次，小城镇建设发展，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至1997年底，全国小城镇已达18000多个。与此同时，大中城市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接纳城市人口。涌进城镇的大批农村人口在就业方式、消费观念、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形成了对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又一大冲击。第三，被固化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打破僵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城乡人口在劳动、收入，消费、教育、生活等方面形成了巨大差异，造成了以户籍制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就业制度、粮食、燃料供应制度、住宅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基础，加大了对二元社会结构的冲击。最后，部分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快，正在和城市经济融合。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部分中国农村地区的富足程度已超过了城市，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城里人向农村“倒流”的情况。①
但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仍然存在。首先，城乡差别明显，收入差距甚至有进一步拉开趋势。1997年，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为2．5：l，到2001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9：1，实际上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其次，城市化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仍不理想。与中国工业化程度相比，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偏低。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分析，在人均GNP 100—1000美元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人口城乡分布结构等等变化比重分别为13．8％、34．78％和51．5％，劳动力配置结构中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25．2％、32．5％和42．3％，城市化水平为63．4％。而在中国，截止2001年，人均GNP近1000美元，一、二、三产业劳动力配置比例为50．0：22．3：27．7，城市化水平为37．7％，明显偏低。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强化了固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三，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进一步放缓。据估算，中国急待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到2．5亿人，但近年来乡镇企业出现较大的滑坡，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快，城镇下岗人员又明显增多，农村外出打工受阻，因此中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明显放缓，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增强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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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迪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综上所述，如图2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是一个极富特色的过程。这表现在，其向现代经济的转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直线前进，而是在二元经济结构弱化的趋势中间有反复，表现出一定的刚性，呈曲线前进的态势。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刚性和粘性。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重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并非是短期内就能彻底实现和解决的问题，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其次，是因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纠合。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更加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基础，从而加大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难度。三是因为改革本身推进的阶段性。在不同的改革阶段，由于受到改革内容与政策变化的影响，二元经济结构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演化特点和演化方向。如在重点转向城市改革以后，由于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一度弱化了的二元结构强度也相应增大。改革的阶段性与二元结构演化的反复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四是因为双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城乡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出现，使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愈加复杂化，从而加大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此外，国家价格政策变化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的不利因素。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改革以来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的曲折性与反复性。
起点→初步形成→ 停滞阶段—→ 成熟过程——→ 转化过程——→ 终点
图2：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
四、1979—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演变的历史启示
上述分析展示了1979—200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格局的动因格局、动态格局和结构格局等三个基本层面。从总量增长的轨迹来看，1979—2001年，中国经济在稳定、趋缓的经济波动中实现了相对稳定和快速的增长；从结构演变方面来看，随着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革不断深化，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趋向弱化。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方面，在继续依赖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外延性因素的投入的同时，技术进步、组织改进等集约因素的贡献份额有了较大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粗放型朝向集约型方向转变。
然而，经过长达20多年的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的转化也没有完成。我们由此感兴趣的是，(1)为什么在20多年的体制变革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得以延续?(2)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二元经济结构，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
从一般角度讲，体制变革中粗放型增长方式得以延续的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经济体制转变的“渐进性”使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有了得以延续的空间。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函数。由一定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体制及运行机制彻底改变之前，粗放型增长方式就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体制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双轨并存，各种摩擦和矛盾十分突出，从而降低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与效益，这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延续的现实原因。有理由相信，随着体制变革进程发生质的变化，包括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粗放型增长的存在基础将不复存在。
然而，体制转变的“渐进性”不能成为安心保留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借口”，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不会自动发生，粗放型增长的“合理性”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继续推进与深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才是唯一的选择与出路。
在这方面，1979—200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启示。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增长质量、改善增长形态，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方面，进一步提高TFP的贡献份额。集约型增长的本质就是要求富有成效地使用各种要素。从今后中国要素投入情况来看，劳动力和国内资本的增长都不大可能有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提高TFP，首先必须依靠技术变革的支撑。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能否保证持续的技术进步则取决于企业从事技术引进和开发的动力，以及一套鼓励和保护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
第二，在总量增长方面，继续保持经济稳定，避免和降低经济波动。这首先要求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尤其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以降低改革不彻底性以及改革周期对总量增长波动的影响。其次，实施合理的宏观调控。应该认真总结过去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提高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和对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方式的认识，并提高调控的预见性、调控手段选择和力度把握的科学性。同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十分重要。
第三，在结构调整方面，加速城市化进程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化。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转换二元经济结构、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城市的发展，还有极大的空间。根据王小鲁和夏小林的分析结果，城市的规模收益明显地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城市大致在10万—l 000万人规模区间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万—4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约为城市 GDP的17％—19％。因此100万—400万人的城市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①增加这一规模城市在全部城市中的比重，无疑将大大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因此，应通过政策调整，加速城市化建设，特别是要发展合理规模的大中型城市，促使一批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加速发展成为一二百万人规模的大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加速也意味着第三产业发展的加速。数据显示，中国100万人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在这些城市GDP中占到47％，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这些城市全部就业人员中占到43％，均远远高出第三产业在全国 GDP就业人员中30％和26％的水平。此外，应进一步调整区域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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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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