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化”与“现代化”

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确立，近代史学界开始关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学术上也是需要的。人们开始谈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许多人用的词汇却是“近代化”。术语不统一，至今还在困扰着人们。
从历史上考察，近代化这个词汇来自于日本。英文的 Modemization，日本人用日文汉字译出就是“近代化”。英文的 Modemization和日文的“近代化”，用汉语表达就是“现代化”。因此“近代化”是一个日文词汇，译成中文应为“现代化”。许多学者在讨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直接借用了日文的“近代化”一词。他们的基本理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1840年的鸦片战争便开始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因此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便可以称之为近代化过程，用“近代化”这个词汇比较妥帖和符合实际。这里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指的是1840—1919年间的历史，这是一种旧的分期法。今天学术界多数已经接受了1840～1949年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无论是按照旧的分期法，还是按照新的分期法，用“近代化”这个词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都可能不大能说清楚问题。因为，英文的Modernization和日文的“近代化”，所表达的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时间概念，兼有中文的近代和现代之意。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直接采用“现代化”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到今天还在继续之中。如果中国学者把“近代化”新创为一个概念，那么，“近代化”与“现代化”如何区分，将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此，把“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术语统一起来，称为“现代化”，来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更科学了，也更方便了。如果以1949年为界，1949年前称为中国近代史，1949年后称为中国现代史，把中国近代史时期的早期现代化过程称作“近代化”，把中国现代史时期的现代化过程称作“现代化”，也未尝不可。本文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

(二)“现代化”的研究框架的形成

“现代化”，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学术研究早就开始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指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这个词，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在汉语里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还就“中国现代化”问题为题展开过讨论，那时已经较为全面地论及中国现代化的内外部条件、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什么道路、现代化与政治统一的关系、现代化的资金与人才问题、现代化中的“工化”与“农化”的关系、现代化中的文化建设等等①。但是在学术上建立“现代化”的研究框架，从现代化的研究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过程，则是20世纪60年代才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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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79页。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做出过认真研究。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工业化高潮阶段形成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架构。战后西方出现的这一社会思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美国社会思潮。二次大战后，欧洲衰败了，18～19世纪形成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只有美国充分享受了战争的胜利果实，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美国学者纷纷著述，大吹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现代世界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体系。现代化不仅是“西方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氛围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思潮，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美国学者认为：“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①这是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基本的社会背景。
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另一个国际背景是，战后东西方尖锐对峙，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形成了长期“冷战”的局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些国家朝什么方向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战后整个世界都在重建，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形态的西方社会科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投入了大量研究力量，美国政府从“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发展”和“现代化”这样的课题研究，推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和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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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亨廷顿：《社会变迁理论的演变：现代化、发展与政治》，收入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论文集》(A C0mparative Modemization)，转引自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0页。

美国经济学家首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这缘于美国为了争取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提出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为了把这些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自然必须加强对接受美援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研究。有关现代化的研究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可见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是直接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罗斯托(w．w．Rostow)，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声称其经济成长理论“这个思想体系要作为一种观察近代史的方法，要向马克思主义挑战而且要代替马克思主义”①。他在书中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按照社会发展的经济规模，把所有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用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序列。他把牛顿以前的整个世界都称为“传统社会”，这个传统社会包括中国的各个朝代、中东和地中海的文明，以及中古欧洲世界②。他以美国作为现代化的国际样板，认为一国经济“起飞”以后，就会进入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美国将会“在世界许多地区帮助维护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③。可见，这些研究结论是伴随着“冷战”思维的。这样，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逐渐形成起来。与此相应，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现代化过程展开研究。美国政治学者注意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展开研究。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收集了亚洲、中东、非洲、拉美地区大约60个国家的现代化统计指数，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程度进行排队，作为测量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方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布莱克出版《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以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作为现代化模式，把现代化进程分为几个阶段：现代化的挑战，现代化领导阶层权力的巩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变，社会的整合。这派学者研究现代化，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现代化为重点，而不是以经济发展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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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一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2页。
② 同上书。第1O～11页。
③ 罗斯托：《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国际关系学院“五七”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4页。

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研究，60年代主要集中在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少数国家。在美国和日本都掀起过“日本现代化”讨论热。这种讨论热也有它的政治倾向。应该说，讨论日本现代化问题，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理由，同时也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需要，它是需要以日本作为现代化模式，影响新兴的独立国家向非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左翼激进主义思潮抬头，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群众行动激烈起来，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思潮受到挑战和批判。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指摘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是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舆论工具。从学术上说，“传统和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学者在批判现代化理论时流行一种“依附论”。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落后与低度开发，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前资本主义结构，而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是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的。由于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经济增长的无限发展的乐观估计上，也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经济增长伴随着许多新的问题，不仅是无限的，而且为人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困境。
经过70年代的批判后，现代化理论在80年代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反共意识形态得到批判。其次，批判者认识到不仅要批判，而且需要对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学术探讨。在西方，涉及现代化的学术流派还在发展。从社会学衍生出来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要以“现代化”概念来研究近期社会变迁的过程。按照这种观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被认为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或者是西方工业文明向非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这个研究领域被称为发展社会学。它着重研究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从经济学衍生出来各种经济发展理论，从政治学衍生出各政治学理论。依附性理论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时又发展出“依附性发展”、“边缘资本主义”等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学者研究本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探讨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模式，这对于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惟一标准的研究框架是一种突破。
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采取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肋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广泛采用了现代化的概念，进行了各种相关学科的讨论，看法不尽一致。关于现代化的涵义，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延伸开来，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高科技、电子化、数字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的核心，是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掌握生产工具的人)在高新科技能力指导下的不断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在现代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化实质上是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及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二次大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也以现代化作为动力，致力于工业化目标，把它作为改变国家面貌和提高国际地位的战略措施。学术界广泛接受这种观点：用“工业化”来概指现代社会改变国家面貌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工业化社会虽有各种模式，但有大致相同的特点：城市化、机械化、自动化与专业化，非生物能源的广泛应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和社会分层的复杂等等。
也有另一种见解，把现代化作为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总称，它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人类在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和知识增长方面的急剧变化，它更重视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派理论还特别提出“现代性”(modernity)和“传统”(tradition)两个概念，来对现代化过程进行对比分析。传统代表前工业社会的特征，现代性代表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的特征包括如下方面：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①。
广义地说，现代化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狭义地说，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地历史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先进的经济技术手段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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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24页。
② 本节叙述参考了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一一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5页。

还要指出，我们今天说的现代化，实际上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还缺少专门、深入的学术研究与阐述。但是必须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和追求的现代化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在既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体系下，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目标，并且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现代化最大目标的实现，就可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或者国家的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大量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能力，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从发展趋势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应当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以所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为满足，不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它还要创造更高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把社会发展推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般来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较多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赢得现代化的时间，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快得多。鉴于此，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拒绝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要借鉴这种理论，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结合我们自己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研究我们自己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动力和阻力、经验与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在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便于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熟经验和市场网络，也面临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的挑战和困扰，如何保护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常开展，又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大范围冲击，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际工作上，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考验。

(三)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还刚刚开始，很不深入，很不全面，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有人认为，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说中国的现代化从鸦片战争起就开始了，这是难以说服人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或者开端，这同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完全是两码事，不能等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打了几年仗的道光皇帝还是不知道英国是什么国家，位于何方，道路远近，照样歌舞升平。林则徐、魏源他们虽然增加了对英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了解，编著了介绍西方国家地理政情的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但一来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二来他们的著作和对策长期无人问津，不为社会所重视。《海国图志》传到日本，日本士人大为欢迎，反复翻印，在本国的命运却差多了。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虽勉强可以成说，也不是很准确的。
有些人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1919年以前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向，1919年后，这种趋向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不同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化的主角是资产阶级，近代中国前80年现代化(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后30年，无产阶级居于主角，现代化(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化①。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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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苑书义：《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较之上说有了分析。但是否准确，也不尽然。拿前80年来说，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强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者把这个时期兴起的自强运动称为“洋务运动”)，虽然从西方引进了一些军用和民用工业技术，发展了中国近代早期的机器工业，还引进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但那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的自救运动，主角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中央的有咸丰皇帝的弟弟奕訢，在地方的有督抚大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维持行将崩溃的清王朝。拿后30年来说，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主要是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在没有取得当权地位的情况下，当然没有条件实施工业化计划，因此从现代化角度，还不好说无产阶级是主角。虽然可以说斗争的目标是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但斗争手段主要是武装斗争，是革命战争。这种斗争是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它本身还不是现代化。那个时期的当权者国民党政府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主角，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做过一些工作，这无须否认，但他们的努力主要不在这方面，他们为了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专政，把主要精力用在消灭异己上；而且自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占领了东北，继续进犯华北，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坚持了8年之久，国民党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过真正的工业化计划，因而也谈不上现代化的主角。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有几种意见值得重视。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的畸形的、屡遭挫折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的外围、边缘，形象地说就是“乡村”的现代化。为了区别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同的现代化，把前者叫做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①。把1949年前近代中国的失败的现代化与1949年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加以区别，是有眼光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必要的；不做这种区别一概用现代化的框架加以研究，正是忽视了发展中的事物的本质区别。当然，早期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还需要斟酌。至少它可使人与西欧的早期现代化产生联想，而这两者在现代化的起因、推动力和发展道路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被动的、时断时续的、缺乏推动力的不成功的现代化。
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②中国现代化所以被延误，是被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革至少贯穿了四条线索。这四条线索是：1、王朝自身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③及半殖民地化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所以，对近代中国大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不是按简单的“挑战(冲击)一一回应”模式或“传统一一现代”模式运动的，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复杂的网络运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欧洲内源性现代化，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形式和道路具有特殊影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中国现代化的特定形式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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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9页。
②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第235页。
③ 半边缘化，是依附论者所使用的语汇，这里是借用。按照依附论者的见解，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其核心是宗主国，半殖民地附属国是半边缘，殖民地是边缘。在这里，半边缘化与半殖民地化是同义语。

大变动中的一个流向；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才艰难地逐步上升为诸流向中一个带有主导性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化才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①。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观察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不能简单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还要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的现代化还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在这个时期，我们说它是失败的现代化，或者延误的现代化，其实质是说，基本上它是帝国主义所允许的现代化。如果离开了这种理解，我们将很难认识这个时期现代化的真实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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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第235～243页。

以下简单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学术界一般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从现代化理论看，中国是半边缘化或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是后发晚生型。后发晚生型现代化必定是政府主导，这样的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或者将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府。在“自强新政”兴起时，正值咸丰时期，中经同治、光绪两朝(19世纪60～90年代)。这个王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封建王朝，丝毫没有资产阶级的气息，而且，这个政府未曾提倡、主导“自强新政”，提倡新政的是几个大臣。最高当局(慈禧太后)在洋务派和反对洋务派的顽固派之间居中驾驭，掌握官场动向。企业都掌握在官僚手里，对民间办企业不是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全力支持和倡导，而是加以限制、阻挠。那时采取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是有别于东西各国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官”在企业中的辖制作用。民间企业在官僚和帝国主义压制下的成长道路，是极其艰难的。我们要注意研究，并且仔细辨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新的阶级力量，将决定中国社会的面貌。经济史家汪敬虞研究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起来具有相当便利和信誉的资金融通机构一一钱庄。外国洋行进入，钱庄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得以保存和发展。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从这里发生变动，开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钱庄，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出很大的活力。许多钱庄老板就是洋行买办。他们先是附股于洋行的企业，接着又投资于自办的资本主义企业。”总的看来，对资本主义企业较早较多发生联系的是那些开始走上买办化道路的行业和集团。汪敬虞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大量存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①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对中国近代企业的投资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买办阶级部分成员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成了中国近代阶级关系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②。买办、洋务派官僚和新式商人对近代企业的投资，大约在19世纪末大体上形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外国资本主义侵入，需要并且培养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阶级，一部分积累了大量资金的买办又投资近代企业，转化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既要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又有矛盾；既要依附于官僚和官僚资产阶级，也有矛盾。实质上，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不过是资本帝国主义所允许的现代化而已。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具有先天软弱的性格。这种软弱性格又决定了近代中国改良和革命事业的基本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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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9～230页。
②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8页。

中国民族资本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在1898年的戊戌维新中，微弱地反映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通过光绪皇帝的变法诏旨得到表现。形式上，政府的这个最高当政者意在变法，可惜好景不长，只有103天，就被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打了下去，连皇帝也被关押起来。政治上帝党太软弱，反映了经济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太软弱这个历史事实。
现代化进程第一次正式被政府所主导，是在1901年开启的“新政”中。这次距离戊戌维新不过两年，但这两年却令人有晃如隔世之感。原来经过八国联军的沉重打击，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干预下，慈禧太后一伙勉强保住了政权，深刻地感受到了变法的压力，财政压力也使政府有切肤之痛，于是宣布实行新政。慈禧太后批判康有为说，我不是不想实行变法，是不能让“康逆”一党实行变法。这样戊戌维新时期的变法法令大部分得到恢复，而且有了发展。1903年在政府内设置商部(此后改为农工商部)，总管农、工、路、矿诸政，随后公布一系列提倡、奖励工商实业的条例、法令，诸如：《商律》、《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大清矿务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著作权律》等，推动了工商实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个时期，军事、教育方面的新政步伐也很大，政治改革虽很艰难，也在启动。这个时期的清政府颇有一番推动现代化的样子。表面上看，这种推动看似主动，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允许下的，这是被迫的主动，不是摆脱了帝国主义约束的独立自主的主动。清政府对现代化的这种推动如果提前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可能与日本明治维新比美；这种推动如果提前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清政府的被动局面也可能稍加改善。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由于中国近代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的影响，革命派对于这个接受《辛丑条约》的苛刻条件，变成“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下去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由清政府主导的难产的、失败的现代化。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第一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有计划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虽只存在了三个月，但它发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法令。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为工商实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一些工商实业界的代表性人物还担任了政府部长之类职务。孙中山说过：“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则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①1912年，在上海组成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也很兴奋，提出：“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此其时矣。”②中华民国的成立，给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工业化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一直到衰世凯上台以后，工商企业的发展还呈上升趋势。当然，1915年为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内抵制日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减少对华资本和商品输入，大大改善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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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2页。
② 《1912年工业建设挥发起趣旨》，原载《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引自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2页。

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争战，不仅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而且战争需要筹措、消耗军费，使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受阻。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国民党政权巩固以后，在30年代曾经着手发展国民经济。据统计，1936年，中国工矿业固定资产为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产11．7亿元，国有资产仅为2亿元。直到1937年，南京政府还没有一个由国家投资来完成的、对国计民生有重大作用的大型建设项目①。相比之下，中国微弱的经济却由外国资本控制着。1936年，在整个产业资本总量中，华资资本只占21。6％，外国资本却占78．4％②。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中国现代化的可悲写照。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很快全国转入战时体制，东南沿海一带企业纷纷内迁西南各地，要想保住原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了。
我们看到，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是屡遭挫折的、扭曲的、失败的、屡次失去发展机遇的。现代工业只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若干城市。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几，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且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地位，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真正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更是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实是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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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770页。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8页．
(四)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的讨论

讨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难免要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
所谓中国近代史主题，与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大体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近代史，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线索的，是以追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为基本任务的。现在我们结合现代化理论，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①。有的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②。显然，这位作者是希望，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这里所谓革命史观，不知道是否用以代替唯物史观?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考察中国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史，还是应该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考察历史，不仅要注意它的表象，更要注意它的实质；不仅要掌握尽可能全面的材料，努力做到恢复、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也要注意追求历史过程的本质。考察阶级社会的历史，还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究竟怎么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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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08年版，第 6页。
②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胡绳说过：“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振兴于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①
刘大年说过：“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②“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③
以上这两位刚刚故去的中国近代史学界著名学者关于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关系的话，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概括得很精彩，不仅坚持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已往讨论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且敏锐地吸取了关于现代化讨论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考察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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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②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第7页。

试想，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惟一主题，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貌吗?我们常说，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所谓独立，当然是指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所谓富强，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嘛。把看待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同观点区分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观，而且将这二者对立起来，显然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向。首先，所谓现代化史观、革命史观，并不是对历史认识的正确概括。从来没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革命史，或者仅仅用所谓革命史观就能概括整个中国近代史。“文革”前或“文革”时期，讲中国近代史有片面性，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讲成了政治史或者革命史，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或中国近代革命史，人们观察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是所谓革命史观。其次，按照前述的现代化理论，所谓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现代化的启动，不是凭空的，是要有一定社会历史前提的。欧美原生型现代化的启动，不是在中世纪黑暗社会的基础上，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初步形成、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形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欧洲的工业革命不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而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取得民族独立前，中国社会至多只能出现帝国主义允许的，或者封建统治能够容纳的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不可能出现中国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了。
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急迫性，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这两者在历史实际发展过程中不能相互取代，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相互取代。胡绳曾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①只有首先取得了民族独立，才为现代化的展开和实现奠定基础，提供前提。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题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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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再版序言，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