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社会需求不足的实质是供求结构失衡的问题，因此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今后积极财政政策应强调对供给结构的直接调节。本文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并且供给结构只能通过市场无数次的“试错”过程来进行调节，因此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无法直接调节供给结构。

　　关键词：财政政策；供给结构；需求；通货紧缩

　　一、引言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连续实施五年。不少学者纷纷提出，积极财政政策的着眼点应由扩大需求为主逐步向改善供给为主转变。其理由为，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社会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结构失衡，即一般工业品严重过剩与适合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产品供应不足并存。增加有效供给，解决过剩问题，必须从调整供给结构人手，因此，今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应对一批高技术产业和特殊产业进行大力扶持，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使我国在这些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与重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项目连接起来，国债投资应放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如支持海尔等特有企业。咋一看，讲得还很有道理，细细品味，觉得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当前我国社会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产品供应结构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既没有证明财政政策是否可以调节供给结构，也没有证明财政政策是改善供给结构最合适、最有效的手段，更没有说明假如财政政策获得成功，是否还会带来比供求结构失衡更严重、更危险的其它后果，就轻易得出财政政策着眼点应由扩大需求为主逐步向改善供给为主转变的结论。这未免有些轻率。

　　二、财政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

　　毋庸讳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主要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1）就业量是总有效需求的函数，取决于一国的总支出（C I X-M）；（2）竞争过程不能自动地产生吸收所有生产性资源的总需求，总需求不足会在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度下出现；（3）放弃消费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本积累，相反，储蓄的作用可能导致失业，国民收入下降，能力闲置，从而减少资本形成；（4）当需求增加时，私人投资上升，而需求的增加也同时意味着消费增加，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它们一同增减；（5）利息率不能使储蓄和投资产生均衡，投资不足经常存在；（6）国民经济均衡优于财政平衡，政府的投资活动可以置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于不顾，只把扩大社会的投资看作是提高总需求的手段。

　　凯恩斯认为，形成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即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不足来自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因而，当私人支出不足以产生充分就业时，政府应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直接增加公共支出，通过乘数效应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

　　在西方所有的财政政策思想中，唯有供给学派主张实施“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就是恢复“萨伊定律”，而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萨伊定律的前提条件。因此，供给学派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主张放宽或取消各种限制条件和规章制度，恢复企业自由经营，让市场自行调节经济活动，以激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最有效工具是减税，反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力争平衡预算。由此可知，当前学者们提出“供给管理”与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以上分析得知，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注重改善供给结构的财政政策主张没有任何理论渊源。

　　三、市场是调节供给结构失衡的唯一手段

　　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货币-商品，即W-GW.W-G是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被称为卖；G-W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变化，被称为买。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采取一般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接着又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

　　当采用直接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时，政府所从事的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买的过程，G-W.这时，政府只需拿着货币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就可以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其过程之简单，哪怕是一个学龄的儿童，都能完成这个任务。

　　当采用直接调节供给的财政政策时，政府所从事的是商品第一形态的变化，即卖的过程，W-G.这时，情况就远不那么简单了。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为了使这个“惊险的跳跃”取得成功，政府就必须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何时、何地生产以及在何时、何地销售等因素。与此相关联，就必须完全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地理状况等相关因素，并会对未来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这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有先知先觉的圣人”。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两个前提条件：决策者是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全。首先，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其最终的决策是由某些代理人作出的，尽管这些代理人或许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但他们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政府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对于相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来说，政府代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不能穷尽，是有限度的，因此，信息是不充分的。所以当政府采用调节供给的财政政策时，其成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尽管政府会对未来的形式作出一些准确的预测，但最终能成功多少要靠有“瞎猫碰到个死老鼠”的福份。有关政府直接调节供给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下面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从宏观层次上看

　　50年代，日本政府认为，由于日本既没有丰富的铁矿，也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所以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因此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最终日本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

　　韩国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投资，这种产业政策追求有递增报酬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但实践证明，这种直接干预供给的政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我国手机行业。国产手机既没有所谓核心的技术，也没有受到政府特殊政策的保护，但获得飞速的发展。1998年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为0，1999年为3%，2000年为7%，2001年为15%以上。据信息产业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02年上半年中国共生产手机4804万部，同比增长31.5%；销量达4516万部（其中近800万的手机属国内品牌），同比增长28%，产销率更是高达94%.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披露，国产手机市场份额在2002年6月底已上升为17.7%，而赛迪网络的统计则是接近20%.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国产手机到年底拿下30%的市场份额应该不是大的问题。仅仅在四年前，国内手机市场尚是外国品牌的纵横之地，人们对国产手机并没有寄托太多的希望，但悄然间国产手机居然能攻城拔寨、站稳脚跟，让人觉得看不懂，想不到。

　　当然，尽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但我们还是会从宏观上理出一些大的脉络，辨识出一些经济发展的端倪。所以你也会举出大量成功的例子，但无论如何也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罢了。

　　（二）从微观层次上看

　　与其说在宏观层次上，政府通过观察经济动向、把握市场基本趋势来调节供给，或许还具有某些理性的话，那么，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主体中，控制和参与具体决策，是绝对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譬如说，某行业可能是今后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但具体到一个企业，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适合进入该行业，即使进入，该行业内部又有无穷无尽的亚分类，具体的选择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不具有“先知先觉功能”的政府，无法为成千上万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作出最优的选择，因此，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的。既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同政府一样是由人作出的，那么他们作出的决策，肯定也具有上述类似政府决策的弊端。是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毫无疑问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也不是最优的，甚至时常是不比政府的决策更合理。但市场是由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微观经济主体组成的，每个微观经济主体无时无刻都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上“试错”，每次“试错”都要受到市场的检验。如果证明是错的，则该微观经济主体利益受到损失，就会退回来，同时促使其他微观主体也不会再进入这个领域，这会制止社会资源的进一步被浪费；如果证明是对的，则该微观经济主体获得超额利润，并发展壮大，同时吸引其他微观主体进入这个领域，促使社会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可见，市场机制就用无数次的“试错”过程来弥补现实世界的信息不完全和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并以此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分析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调节供给结构的直接表现，是使部分政府国债投资放在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如支持海尔等特有企业，启动投资需求，以带动全社会投资需求的稳定上升。下面，我们对“重点企业”和“技术改造”两个问题作一分析。

　　首先，对于“重点企业”，笔者实在是搞不懂“重点”的含义，不敢妄加推断，但是对海尔还是比较了解的。国家为什么要出重金支持海尔呢？答案是多种多样的。（1）或许是海尔规模大。但是规模大并不等于有发展前景，全球500强企业中有几个是百年历史的老企业？有几个是195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么怎么能根据现在海尔规模大，就断定海尔以后一定有大的发展前景呢！如果不能，凭什么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拿来支持它呢！（2）或许是盈利高。如果盈利高，说明竞争力强，那就没有支持的必要了！（3）或许是发展快。现在发展快怎么能说明将来发展速度就一定快呢？与此相反，三株公司、红桃K公司，都是迅速崛起，但又瞬间消失于无痕，正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4）或许是所在的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假如说，海尔所涉及的家电和其他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那么还有哪个行业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呢？

　　其次，当前我国国债资金的一部分用于重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其具体理由是：我国国有企业普遍技术水平落后，所以应利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以此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技术水平落后是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造成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后吗？进行技改后，国有企业就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了吗？技术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不能说技术是企业盛衰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退一步讲，即使国有企业是由于技术的因素而导致竞争力的缺乏，那么政府如何确定企业恰好需要的技术水平呢？譬如说，是引进90年代的技术水平，还是引进当前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是采用新技术，还是采用新工艺？这都是政府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技术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技术水平必须考虑到市场状况、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等相关因素，不论技术水平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那么该经济主体将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影响其根据市场约束来作出自己的决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所以有必要进行干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必然会破坏市场机制，必然损伤竞争机制，失去经济发展活力。我国社会需求不足，供求结构失衡，从表面上看是市场失灵，但其实质是以前政府对其供给过多的干预而导致的恶果。

　　五、小结

　　凯恩斯财政政策思想中的干预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预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指从需求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而后者则强调从供给方面入手，直接干预经济。当前主张财政政策直接调节供给的观点，既无法在西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理论中找到渊源，也无法在具体实践中行得通，其实质是计划经济体制思潮的复归。因为人们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迅速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思维惯性，一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

　　当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仍只有百分之五十多，这离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相去甚远，所以当前要做的首要问题是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市场一个本来的面目。当前出现的供需结构失衡，唯一的办法，是让生产结构缓慢地自发形成消费需求与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由于市场机制是通过无数次的“试错”过程来完成的，所以调整过程可能比较缓慢，但任何拔苗助长式的直接使供给适应需求的干预，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并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供需失衡。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应为市场调节供求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其具体为：通过政策、法律为竞争制定规则，为各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维护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对市场的监督、服务、沟通和公正作用；反对垄断，反对非法竞争，保护产权，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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