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认为，国家对
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
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铺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息率而间接起作用，不如财政政策作用来看直接和有力。财政政策的主要
内容是，在
经济衰退时，应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他特别强调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税收的变动，尤其是用累进所得税，虽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单靠税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然而，扩大政府支出的来源，如果是靠增加税收，则又会减少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结果依然达不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他说：“举债支出虽然‘消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这样凯恩斯便突破了从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观点。
总之，凯恩斯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运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或称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充分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现实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的一些共性
问题，对于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和矛盾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必须指出，凯恩斯的经济
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其实质是为
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由于他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所以他开出的“药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
发展中的
问题。
汉森（1977—197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遂转而拥护凯恩斯的学说，成为凯恩斯经济
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着重
研究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认为利用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所谓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汉森认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趋势中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要使经济返回到潜在的增长水平，必须使投资支出水平能够补偿在高收入水平下所出现的储蓄继续增长的水平。为此，他主张政府扩大公共工程投资，这对于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具有加速作用。汉森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景气与不景气相互交替的长周期，而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熨平”由于经济周期引起的经济波动，以保持宏观经济的较长期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汉森进一步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逆风向行事”，即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支出，推行赤字预算；在繁荣时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投资规模，增加税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出现财政亏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可能获得财政盈余，而在长期中以盈补亏就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和经济稳定增长。
萨缪尔逊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成为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他说：“我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这就在于一方面，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即‘生产什么东西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如何生产取决于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取决于工资率、地租、利息和利润。’”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组织生产和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他进一步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不能保证投资的数量处于恰好维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因为它不能自动调节。如果投资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投资过少又会导致通货紧缩，造成失业率上升。只有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点：一是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种支出比政府的一般开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另福利开支。他认为福利开支既是“内在稳定因素”，可自动调节，又可利用它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三是政府应重视基础理论和
应用科学的
研究和开发，扩大这方面的直接投资或给予补助金。同时，政府还应重视旨在
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公共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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