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1835—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他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承认国家对
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又谋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现象以解决社会
问题。为此，他极力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树立有计划的生产秩序”取代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防止牺牲别人利益以谋求个人私利；对劳动者及其它小市民从财政物资分配上给予帮助。瓦格纳进一步阐述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认为国家的目的不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
时代的法制及权利的目的，还应加上文化与福利的目的。国家不仅有维持国内的
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同时还必须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机会。而且国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经济目的之上，在这个关系上要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必须强制对国家尽责。为确保完成国家目的的财源，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施行新的特权及烟草专卖，坚决贯彻煤气、水道、
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赋税政策积极地改变人民所得的分配。
瓦格纳还联系国家目的、任务及其活动的财政需要论述了国家经费
问题，认为国家活动应把
法律与权力目的与文化和福利目的这两个国家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实施，为此应形成一种给予机制，这就是财政的经费体系，构成财政需要体系。他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费原则：一是应有正当自主的财政监督组织；二是应遵守节约的原则；三是应兼顾国民所得与财政需要的原则。
特别需提到的是，瓦格纳论述了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的膨胀问题，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说：“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须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从不同国家及
时代比较，进步国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活动呈现有
规律的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既系外延的又系内含的，即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提出新任务的同时，有的职能也在进一步扩大。于是国民经济的要求，乃更广泛更充裕，为满足这些涌现的需要，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经费增加的统计上，雄辩地说明这一点。”瓦格纳这两段话说明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且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财政活动范围也必然会随之扩大。显然，瓦格纳的这种财政
理论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当局政权的设想合拍，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各国财政
理论的基础。
必须指出，瓦格纳的社会政策主张及其国家经费的观点只是带有一定的改良性质，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这一点，日本学者坂入长太郎也看得十分清楚，“瓦格纳并不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为修正和排除其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端，采取了社会政策财政学的观点。”
（四）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资本主义
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加深，本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破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并经过凯恩斯追随者的宣扬和
发展，形成一套系统的政策理论体系，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也说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
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凯恩斯（1883—1948年）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思想的主要
内容集中地体现在这本书里。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不可移易的三个基本心理
规律引起的，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其流动偏好或灵活偏好。因此，就不可能像传统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排斥国家干预，而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解决。相反，他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否则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困境。凯恩斯明确指出，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又说，为了“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这就是说，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由于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投资方面，凯恩斯还特别强调由国家干预投资。他说：“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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