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提倡扩大消费的财政支出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产生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中，而且主要是针对封建保守思想提出的。魏源提出：“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他认为“禁奢崇俭”应该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因为他们的经费来自国库，如竞相挥霍，就会加大国家的财政支出，对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对于一般的富民来说，不应该过分提倡崇俭，而应该适当地鼓励其尚奢。这样可以增加社会消费，使富人将贮藏的货币投入市场，贫民向其提供劳动产品和其他服务，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到
发展。谭嗣同进一步
发展了魏源鼓励富人尚奢的思想，批评了传统的奢俭论，明确提出“尚奢黜俭”的观点。他认为在崇俭的思想指导下，地主高利贷者聚敛的财富就不会用之于生产和消费，其结果只能加剧社会的贫困。对于国家来说，宁可“粟红贯朽，珍异腐败”，都不肯“兴工作役”，就会严重阻碍近代新式
工业的发展，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
经济的生产活动就要“废绝”。所以，他提倡“尚奢”，鼓励富人将财富用于发展近代
工业，主张将财富多用于生活消费，反对崇俭。谭嗣同在财政支出上的“尚奢黜俭”思想虽然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消费刺激生产的新思想和发展近代工业
经济的良好愿望，但也存在着不少片面性。如只看到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却忽视了奢侈挥霍会
影响生产资金的积累。只强调开源，却反对节流，忽视了控制财政支出的意义。严复在财政积累和支出上弥补了谭嗣同过激的缺陷，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应该提倡，否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这样对社会和生产都会带来不利。因此他主张消费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
影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是他指出“俭”并不是封建社会守财奴式的“保富”，而是一种有富国富民之效的积极因素，如果“俭”得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和生产资本的需要，就失去了俭的意义。所以他反对财富滞留，强调“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奢靡”，“国焉有有大困者乎”。严复主张不能片面地反对“禁奢崇俭”，也不能片面地提倡“黜俭崇奢”，这实际上包括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即必须使积累和消费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严复的这一财政支出思想和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相比，具有一定的
科学性，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加速积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提出了量出为入的财政支出思想。
中国近代“量出为入”思想的提出，其渊源应来自于
中国封建社会杨炎的量出制入，但受影响较深的还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支出思想。中国近代最先提出量出为入思想的是黄遵宪，他指出“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黄遵宪能在“量入为出”一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
时代提出这样的思想，是有一定见地的。他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服务于国家
政治经济的，必须先支出然后才有收入。但量出为入容易引起苛征暴敛，所以支出要根据国家的情况来决定，而且还要和量入为出结合起来运用，做到二者兼顾。与黄遵宪同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进一步介绍了西方国家“量出为入”的支出原则，指出：“西国同例，量出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之中。”又说：“古者中国制用之经，每量入以为出，今之外国则按年预计国用之大者，而量出以为入。薛福成之所以倡导“量出为入”，是由其“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的观点决定的。认为只要财政支出是为民众办事，即使多取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总之，“量出为入”是中国近代一种重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西方国家
学习的产物。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上述财政支出思想，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但大部分反映了新的思想和观点，带有资产阶段求新求强的思想色彩，积极向西方国家
学习，在
政治和经济上求发展的倾向。这既是中国近代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中国
历史上财政支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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