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的财政支出思想与以上有所不同，他不是单纯地、孤立地看待支出，而是把支出和收和紧密地联系起来，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国家财政的充裕，关键在于开源，收入不增加再节省也无济于事。但同时又认为开源只是保证国家财政充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截流，减少开支，无节制的开支，收入再多也无余存。可见当今社会我们一直提倡的“开源开流”思想是有
历史渊源的。在财政支出上，王安石还重视支出结构，认为必要的支出，如农田水利、
交通、军费等等一定要满足，不必要的开支，如奢侈浪费等尽量减少。这一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代的理财家张居士根据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提出了以节支为主导的财政支出
理论。他认为节省支出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问题，讲到：“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去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他指出，明代财力匮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之无节”。因此，他把节支放在理财的首位，明确提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可知“节用为先”是张居正财政支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整个财政思想
理论的支柱。
清代的财政支出思想也集中在反奢节用方面。其中值得重视的有顾炎武节减支出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贫，贫的原因是国家费用过高，不重视财政支出的效率。顾炎武节减支出的思想与以往的支出思想有所不同，其着眼点是在封建政府办事效率上，认为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支出就会减少，可知他重视的是办事效率
问题，通过提高效率达到减少支出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具有
现代科学的意义。此外，谢阶树的财政支出思想与颇有值得称道之处。谢阶树在财政支出上也主张“节财”，但他的节财不是一味地减少支出，而是和
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说：“省冗官则廪禄不靡于幸位，而财之节也十一十矣。汰冗兵则粮饷不耗于游民，而财之节也十四五矣。兴水利则秸，可纳于畿甸，而财之节也十七八矣。居今日而论节财之大道，三者其大焉者也。今天下之所以耗财者三：兵饷、河防、漕运是也。辟边缴之荒地以屯田，则兵费可节。开西北之水利以浚田川，募江南之客佃以种稻，则河患可息……府不充而常有余财，民不惰而常有余力，地不荒而常有余利。”谢阶树在这里讲到“府不充而常有余财”。“不充”是指先要有一定的支出，“余财”是指节省下的大批财富，不充是手段，是暂时的，余财是目的，是长久的。不难看出，谢阶树的“节财”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辨证法，有其独到之处，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支出思想有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支出思想相比，继承的
内容多，
发展的方面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形成发展，而封建社会虽然
时代很漫长，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很少发生变革，致使财政支出思想显得不够活跃，长期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很难有质的发展和飞跃。
从1840年开始，
中国由漫长的封建
时代步入了动荡变革的近代社会。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兴起，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萌发，国外新知识、新思潮的传播，都对中国传统的财政支出思想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第一，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禁奢崇俭的财政支出思想。其中，管同、胡倍认为，黜奢崇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节省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以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发展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大力提倡。管同指出：“生财不外乎节财”，可知他对节财重视到了何种程度。刘锡鸿在财政支出上也赞同“”黜奢崇俭”的思想，他认为农、渔、牧、织等在生财的源泉，衣、食、用等是耗财的途径，必须抑制消费以求富国。显而易见，这些人的支出思想多继承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崇尚节俭，反对奢侈，重视积蓄，抑制支出。这种支出思想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在中国近代社会求变革和发展的形势下却显露出它的局限性，那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财政支出的积极意义，仅仅把支出视为费财、耗财的消极因素，甚至反对国家出资办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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