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建立“信赖假定制度”。在一投资者起诉红光实业案中，法院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在民事诉讼中，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但要证明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引入国外的“信赖假定制度”，即假定原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已经信赖了被告提供的虚假陈述。

　　第二，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的利益有限，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起诉大公司、大机构。原因是告倒大公司、大机构费时费力，告倒它们的难度大。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难以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发挥集团诉讼的作用。

　　第三，要对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这既是起诉人在起诉时需要了解的，也是实施民事赔偿制度的关健。但迄今为止，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赔偿哪些经济损失，在法律上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

(五)法律责任的分担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中可能涉及的法律主体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法律责任的分担便显得十分重要。就刑事责任而言，《刑法》第25条到29条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民事责任来说，如何确定有关法律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结合红光实业案来剖析这一问题。该案中被告除了红光实业原董事外，还包括为红光实业上市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上市推荐人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假定原告胜诉，那么，有关各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有关各方的归责原则。就发行人红光实业来说，我国《证券法》规定了发行人的无过失责任。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红光实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所难免。但原告并没有起诉红光实业。

　 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仅是“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这里实行的是推定过错责任。同样，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主承销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推定过错责任。对于其他法律责任主体而言，《证券法》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规定，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机构承担的也是推定过错责任。

　 对于法律责任的分担问题，若任何一项法规均末予以规定，其结果往往是引用“深口袋理论”(Deep Pockets Theory)，即采取谁最有能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就由谁来承担的原则。这种分担方式使得法律责任转移到有经济能力承担的一方，由此将导致过失与法律责任的不相匹配，同时又怂恿了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者去粉饰财务报告。在这一间题上，建议借鉴美国《私有证券诉讼改革法令》中的做法，即根据被告错误程度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法律责任的确定性与严厉程度

　 面对愈演愈烈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必须做好一件事:强化有关的法律制裁。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两个变量——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和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法律责任愈严厉，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愈大，威慑效果就愈强，反之就愈差。因而，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这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要提高威慑效果，就必须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或严厉程度，或者同时提高这二者。应该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的严重性与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低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要解决这一间题，就必须设法提高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而其具体措施只能是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与严厉程度两个方面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