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 正 文 】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毛泽东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毛泽东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毛泽东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毛泽东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毛泽东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毛泽东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毛泽东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毛泽东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毛泽东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毛泽东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毛泽东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毛泽东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  
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  
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毛泽东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毛泽东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毛泽东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30页）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毛泽东提出，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毛泽东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毛泽东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2页）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这里特别突出。民粹主义否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它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13页）而毛泽东思想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  
对于谁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特别推崇农民阶级而完全不重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扯上关系。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及其战友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和生力军。毛泽东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而作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部分。“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书，643-644页）这与列宁的工农联盟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弄真正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就必须“把农村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党周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毛泽东思想也并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与民粹主义的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观点大相径庭的。  
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三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梅斯纳认为，领导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民粹主义观念，它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的确，马克思等对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曾进行过科学而深刻的分析，但他们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的。由于中国革命在对象、性质、内容上有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因而照搬马克思等的结论显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正是在对中国革命发展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乃是农民革命”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广大农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直接对象，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必定是对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诚然一般来说，农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性而不能完成本应由它来进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农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特殊情况下，农民革命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农民革命由于所处的时代及革命的内容，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民粹主义则相反，它是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企图用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来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所以它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为这种“革命”是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可见，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  
关于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认为革命一般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以城市为中心推及农村的道路进行的。而中国革命则是从农村入手，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呢？是不是民粹主义“到民间去”，用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资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呢？  
列宁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具体道路的理论正是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和对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基础上提出的。  
毛泽东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不仅指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还分析了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可能性。他说，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块或若干小块的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战争态势。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农民革命战争传统的国家，历来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农村开始和发展，最后夺取城市，这就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经验。第四，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可以使农民具有崭新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中国党选择这条道路决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正是为了驱逐外敌压制，清除封建桎梏，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道路。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保护好城市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页）可见，这与民粹主义的以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同的。  
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毛泽东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  
毛泽东的确谈到过“一穷二白”的特点，即穷则思变，激励人民革命，但是这与民粹主义沉湎于落后的优越性情感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并不认为贫穷离社会主义和主义更近，相反他认为，工业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49页）“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一贯认为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他说“一穷二白”的优点是穷则思变，努力朝着富裕方向前进，他绝对不是在提倡穷则安逸，这里体现的是毛泽东对贫穷的辩证理解，它与穷则没有希望的悲观思想是相对立的。从事实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就致力于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变，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结晶，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诚然，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中曾犯有一定的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只能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用毛泽东或其他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某些话来猜测他们思想中具有什么“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地挂起钩来，而不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做法——如果不从学者们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和片面性讲——也许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许很独特，但并不客观。科学的研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对象，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