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建国以后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政治统治”的探索和实践中，作出的重大决策有：  
1.制定和实施新中国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向中外昭告中国党的治国方略，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局势，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支持。  
为了制定新中国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经反复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并联系国际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早在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中，便代表中国党阐明了新中国的治国方略，建国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9月21—30 日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国家大法，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实施这一根本大法，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国家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赢得了第一场辉煌的胜利。《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顺利实施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创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  
2.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识和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根本的、最长远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作出他认为必须作出的决策：（1 ）当时我们党刚刚登上执政地位，缺乏经验，而国家因为长期内忧外患和连年的战争，经济非常落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2 ）刚刚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在美国支持下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并一次次策划和进行了各种颠覆、破坏活动。而国内的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也遥相呼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和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活动。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并非党不想集中主要精力来搞经济建设（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抓经济建设），而是客观上迫使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继续去考虑和处理有关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问题。（3 ）建国以后，毛泽东耳闻目睹并亲自批准处理了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从上到下”出现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腐化变质分子。毛泽东认为，这些腐败分子已经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干脆说，他们已经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影响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障碍和敌人，因此，党和他们的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斗争”。（4 ）包括毛泽东在内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均是从长期革命战争过来的，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敏感性、重要性等有着长期的体验和认识，因而对阶级斗争问题有着特殊的警觉。（5）在毛泽东执政的年代， 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部分是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对党、对人民朴实、忠厚的感情，但在执政的位置上如何全面、准确地分析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仍缺乏相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这也是后来在毛泽东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容易导致出现偏差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6）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 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给我党造成了严峻的局面。
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继发动朝鲜战争以后，又在越南燃起战火，并在我周边国家和地区策划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对我实行各种孤立、封锁、扼杀政策，并多次实施了武装挑衅等。这些事实表明，在毛泽东执政的那段时间，我们党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关大局问题上，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严峻的。  
3.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政策、规章，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4.建立全国和地方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二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试图通过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亲自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向、道路和政策的重要决策，领导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建设事业，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1.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争取国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好转。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构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蓝图，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 并被写进《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针。  
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新的更艰苦的斗争。至1952年底，我们不仅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战争，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对人民政权的各种破坏和反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胜利，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的重大的、辉煌的成就。这里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毛泽东为核心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三年艰苦奋斗的心血，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伟大胜利。  
2.领导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出国家工业化第一步，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为了更有步骤地组织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在1951年2月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思想， 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直接主持，从1951年春开始了我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  
随着“一五”计划的逐步制定和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得到基本好转，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决策，并于1952年提出了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一转变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使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3.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推动人民公社体制变革的实现和完善。  
随着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苏联援建的156 个工程的陆续“上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潮。  
在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经过党内外反复的争论和商讨，党中央在1958年5月5—23日成都召开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制定了由毛泽东倡议提出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有“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许许多多事业中发挥过我们今天难于想象的重大的、积极的（也包含着一些消极的）作用。  
毛泽东当年一方面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感到欢欣鼓舞，并满腔热情地支持干部群众敢想敢干敢闯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表示了善意的理解，并给予了及时的正确的批评和引导。  
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体制变革之初出现的失误。他曾花费大量心血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并亲自主持于1961年5—6月间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重要文件，使人民公社体制逐步稳定下来。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废除为止，前后在新中国历史上保留了约25年的时间。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有人称它为“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有人用“一大二公”概括人民公社的功与过，有人把公社体制变革初期出现的“大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的“风”当作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现象，还有人把人民公社当作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等等。作为曾经在农村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见证人之一，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最起码可以说是浅薄的、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  
应该客观地承认，在这25年间，由于全党和亿万人民公社干部群众的辛勤努力，人民公社在团结和教育、组织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相当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思想意识，动员农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推广科学种田，培养大批农村工作干部，镇压农村被推翻的封建势力和地主富农对人民政权的反抗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共和国公民，有效地巩固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等方面是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亿万农村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物质和经验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那些不考虑过去的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否定过去一切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如众所知，毛泽东在推动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实现和逐步完善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之所以他作出如此重大决策？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使具有几亿人口的广阔农村一方面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加上国家有限的支持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人民公社体制相对合作社来说，强化了管理的职能，从而有利于农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如同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那样，不可否认，人民公社体制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工作由于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其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初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古至今，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哪一次重大的变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损失？  
4.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进一步探索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途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各种矛盾复杂纷繁。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对内忧外患，沉着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一个个重要的决策。在国际上，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与以苏联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行为进行了严肃的谴责和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内，一方面对执行总路线、组织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变革时期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在方针、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以求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事业。另一方面，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从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感觉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远远没有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事关党和国家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重提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在继续思考和探讨，试图找到一条既能保持政权稳定，又能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发展经济，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途径。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党领导下，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和困难，毫不气馁，继续推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涌现了许许多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于是，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 年1月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发出了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为期近15年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这一运动？首先应该充分考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总结这一运动的历史功过。客观历史事实已告诉人们，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在整个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是曾对当年的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起过重大的、积极的作用的。不可否认，这一运动也曾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以慎重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并从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才能对这一段历史真正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  
三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高度出发，极其关注思想文化战线方面的工作和动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并亲自领导开展了思想文化战线一个个复杂艰巨的斗争。在领导开展这些斗争中，既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失误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严重失误。因此，回顾和正确总结毛泽东在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所作的重大决策及其思想轨迹，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  
1.改革整顿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组织200 万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思想改造运动，批判封建主义、唯心主义错误思想和观念，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建国之初，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状况非常复杂混乱，这些问题不加以改造和整顿，将严重影响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被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从1950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逐步开始改革整顿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举措。从1951年秋开始，又有计划地组织200万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解决好为谁服务问题，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组织他们分批参加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使之从中受到极大的教育。至1952年底，这两项决策基本实现，从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领导改革整顿文化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在思想意识形态又领导开展了批判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思想和观念的斗争。现在看来，这些批判和斗争确有过火之处，混淆了一些是非和矛盾，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消极的后果。但是，从积极方面看，通过这些批判，使许多人懂得和分清了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什么是封建主义的陈旧思想和观念，什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这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破有立。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经毛泽东同意和亲自校阅，中共中央组织编辑并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 年4月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 毛泽东著作是中国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真实记录和经验总结。《毛泽东选集》的相继出版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热烈欢迎并迅速掀起了自觉学习的热潮，极大推动了党内外思想政治建设，并再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  
2.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区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56年1月14—20 日召开了有中央领导，省、市党委书记及军事机关、重点高校、文艺团体、科研机关党的主要负责人共1279人参加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中共中央于2月20 日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同年3月， 批准成立以陈毅为主席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同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艺术问题上实行“百花齐放”和在学术问题上实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方针。1957年2月，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一方面再次重申了这一方针，另一方面，又对执行这一方针过程中应注意的原则问题作了重要解释和补充。[3]  
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只讲“双百方针”，思想文化领域则可能出现良莠不分，乃至正不压邪的局面；只讲“六条标准”，则可能导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概念化、公式化、单一化的倾向，不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遗憾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并没有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和决策也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往往是，强调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和决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暴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的教训，联系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发生的一场场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是非之争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领导的反“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人们不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重要决策的深刻涵义及其深远的重要指导意义吗？  
3.提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肃批评思想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重申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思想。  
随着“双百方针”贯彻执行，我国思想文化科学事业开始出现初步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从1957年春开始，在党开始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领导反右斗争中震动很大，他重新反思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结论，并于同年7 月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此后， 他又多次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少受其害。”[5]“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6]等等。  
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并非凭空想象。毛泽东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健康推进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目的出发，向全党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  
应该承认，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有一部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斗争。这是毛泽东最担忧的，也是他反复强调要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还应该承认，不管是毛泽东时代还是今天，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绝大部分已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更多的表现为是思想认识的差异、学术观点的不同、表现风格的取舍以及纯粹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恩怨等等。这显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当年的失误就在于混淆了思想文化战线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蒙蔽、煽动下，夸大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矛盾的一面，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人和事也当作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激化的表现，并采取了他一贯反对的错误方式方法来处理。这不能不带来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重大失误，并给有关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应该指出，毛泽东在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一方面严肃批评了思想文化界一些部门和单位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生活，热衷于写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愿去反映工农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展现的新的精神风貌，不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反复重申了新中国的思想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亲自发出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大寨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的号召，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习惯。毛泽东的这些号召和倡导，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迅速转化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全国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在国际上，毛泽东和党中央还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公开论战，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从积极方面说，这次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共运内部的论战，如同当年恩格斯、列宁领导的国际共运内部的论战一样，使人们分清了许多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对国内积极方面影响来说，它再一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  
4.提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问题，积极倡导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更高更远的角度考虑和提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如上所述，西方敌对势力总是要交叉使用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手段企图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就范。  
毛泽东敏锐地看出了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并在1959年1 月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向党内部分高级干部提出了要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问题。1964年之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发展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正式把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问题提到了全党的议事日程，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的措施。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7]为此， 毛泽东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鼓励青年一代应该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锻炼成长。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当年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其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并轻易得逞，从而使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逆转。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后，在邓小平支持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开展了一次警惕和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教育，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此后，江泽民又在《庆祝中国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因此，他代表党中央把“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任务正式摆到了全党的面前。这与后来邓小平在几次重要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8]和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 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的忠告精神上是一致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9] 这与毛泽东当年的告诫一脉相承，同样反映了对党和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极其艰难、复杂、曲折的探索。这些探索，既反映着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又掺杂着不少人为的、脱离实际的主观因素；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使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独立自主、政局稳定、经济上初步繁荣昌盛、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科技国防方面顺利发射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东方大国，另一方面，又的确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内乱给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又出现了重大理论问题的失误和偏离。所以，我们应该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准确地、科学地进一步加以认真的总结和研究。因为，它关系着对党和国家近30年的历史评价，关系着对10亿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的评价，关系着亿万人民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念和信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国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A］.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2]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A］.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  
[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8—789.  
[4]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4—95.  
[5]人民日报［N］.1966—07—14.  
[6]人民日报［N］.1966—12—04.  
[7]人民日报［N］.1964—07—14.  
[8]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A］.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9]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A］.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