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而形成的战略思想。“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此就必须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若没有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要代表和发展先进的社会文化。“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科学的、有机的思想整体。每个党员必须以此为政治道德约束，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三大经济转型构成新的时代背景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而为中国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表明了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对中国经济来说，也需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作相应变化。这种必然性不仅来自于马克思的理论发现，而且也为中外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否则，社会就会因为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能正常运作。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几乎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更与转型；或者是先有意识形态的革命，然后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飞速发展。例如，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从意识形态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均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支持，而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自汉王朝独尊儒学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基本被封杀，这就使得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转型变得极为困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是礼治，而礼治所强调的是等级制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对现有秩序可能带来威胁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因此，当中国的能人巧匠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后，居然没有获得社会的支持而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每次制度创新也因为有悖于礼治，而被旧秩序的维护者无情地扼杀了。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改革使得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使得中国的封闭经济变成了开放经济。毫无疑问，这两种变化都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两种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崭新的经济基础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经济资源已经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但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契约则由于意识形态转型和变化滞后，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秩序的混乱与运行效率的低下，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和各种各样的非法交易活动，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当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要求时，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又对盛行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相对陈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重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而且还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的实质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构建的意识形态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  
用新的增长方式界定先进生产力  
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当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源泉时，就不应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不是看社会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而是要看该社会是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来生产各种产品。波特则从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动着手，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如：土地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劳动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知识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  
因此，我们要界定什么是社会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必须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的经济时代与所面对的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人类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产业革命。伴随着每一次产业革命而来的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也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对旧的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革命性替代。因此，到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说成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事实上，从蒸汽机到电动机，再到内燃机和今日的计算机，工业化社会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马克思生活时代的机器大生产早已被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所取代。如果说，英国产业革命后形成的社会先进生产力，是一种由资本要素驱动、以蒸汽机（后来是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基础、以流水线为工具体系的、通过雇佣劳动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那么，在今天经历了新经济革命后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则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概括地讲，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生产力，即：它是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与个人电脑）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  
由信息技术取代机械技术（包括蒸汽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知识要素取代资本要素（包括劳动要素）、因特网取代机器流水线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回顾一下欧洲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时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而又科学的理解。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由土地变成了资本，这一变化使得拥有土地资源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因为土地已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而绝对地租的存在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地租理论中作了非常详尽而又精辟的阐述。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五百多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知识作为财富和价值的主要源泉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显著地下降了。于是，资本家也会像过去的地主阶级一样，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多余的食利者。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下降。这就是说，当知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时，不仅会发生知识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替代，而且也会发生人力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  
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发生在新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些革命性变化，那么以下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一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真理都是相对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应当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这样的理解，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当劳动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是极其正确的；当社会生产力取得进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时，我们就不应当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二是随着资本要素被知识要素所取代，我们应当预见到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化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美国新经济产业部门的表现最为明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被货币资本家所垄断的企业所有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拥有知识和信息知识的“知本家”（即拥有技术专利的企业创业者和拥有信息的基金管理人）所分享。如果新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要求社会经济制度的非资本主义化，那么，我们就应当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决不能被资本所独占，而是应当被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分享。  
三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把教育部门和科技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部门来对待。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对现有的所有权制度加以改革，通过知识参股等方式，给予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知识创新的所有权激励。  
先进文化应具有三大特征  
先进文化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兼容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还必须具有包括学术自由、科学精神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在内的发展机制。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化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发展是通过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来实现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算是先进文化呢？对此，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界定：  
第一，任何时代的先进文化都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不开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产生，于是便有了自由企业、自由劳动、自由交换。  
最初的资本主义是混乱的和贪婪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社会缺乏理性有关。面对这种状况，欧洲的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呼吁社会理性，从而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启蒙。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就在于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党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后，主动地调整文化意识形态，或者在预见到社会经济基础的未来发展趋向后，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创新来推动经济基础朝着这一方向演进。  
第二，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兼容性。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来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扬弃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全面梳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借助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建立起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具有兼容性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特征。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也是通过发挥其文化的兼容性而取得了对其他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兼容性使得它可以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可以继承中世纪的等级制，甚至可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保留封建特权，直至保留皇室与贵族，前提是只要后者愿意妥协。特别是当主义思潮与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又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主义思潮，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意识形态约束，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又恰好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兼容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能力。  
从中国自身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批有志青年集合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党，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演变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直至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诞生。中华民族就此获得了新生。但是，受他国教条主义思潮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也开始滋生与蔓延，结果，窒息了理论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被中断了。理论的僵化与文化发展的停滞造成了体制呆板，经济发展因此而受挫。1979年邓小平同志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在中国党内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通过对外开放再次创造了中国文化与国际先进文化交流的机会。在与国际先进文化的交流中，中国找到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就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来看，先进文化的形成不仅离不开国际交流，而且还需要通过兼容并蓄来汲取其他文化的优点。  
第三，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内生发展机制。  
除了外部交流与兼容其他文化的精华，先进文化还必须具有内生的发展机制，这种内生的发展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要素：学术自由、科学精神、知识产权。  
没有一种可以自由进行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同样，假如没有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全面和深刻。可以说，没有学术自由这个先进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内生机制，本来是先进的文化也会变得落后与愚昧。  
先进文化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的抽象或意识形态化，因此，学术自由必须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科学精神就是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最后，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在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至少起着以下作用：第一，知识产权可以起到鼓励人们进行思想与理论创新的作用，例如，文献引用制度与版权制度的推出，可以避免思想的简单重复与抄袭，促使人们进行创新思维；第二，知识产权要求文责自负，而这将会对一切背离科学精神、提供错误思想与理论的人构成有效约束。从知识产权在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这两方面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了先进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制度保障。  
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国强民富。经济增长是合法执政的必要条件，合法执政的充分条件是为全体国民创造公平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要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步伐、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等。  
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必须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视角加以审视。  
从国际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在于国家的强大。回顾1997年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不难发现，一个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很容易遭受外部经济冲击的，而外部世界的经济冲击会给本国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比如资产缩水、就业机会减少、国民经济出现增长危机等。由此而造成的国内政治动乱与社会动荡，还会使国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在资本与其他要素均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从国内角度来看，根据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显然在于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就经济是基础而言，一切利益最终都将表现为经济利益，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党为什么必须要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涉及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党自1949年以来已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在执政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不仅导致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受挫，而且也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很大影响。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势必导致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从而引发执政党合法性的危机。因此，要确立中国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牢固的群众基础，我们党就不能只代表部分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而应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及时地调整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工作中心，领导全党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征程，从而取得了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胜利，并且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因此不断得到提高。  
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的发生，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为执政党带来合法性。经济增长是合法执政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创造合法执政的充分条件，那就是为全体国民创造公平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换句话说，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仅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快做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共同富裕。  
众所周知，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因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能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有效激励，因而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用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经常采用的一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使用这一方法在缩小人们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它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只能是消除贫困。因此，我们需要探寻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方法。  
要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应当采取以下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1)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不仅可以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而且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在知识已经成为价值与财富主要源泉的新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根源在于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知识拥有量的差异。因此，政府若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可以同时达到迅速发展新经济、又使人们可以比较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稳定目标。  
(2)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以便保持政治运行、行政运行和社会经济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借以防止和杜绝钱权交易现象的发生。当然，为了实现这样的变革，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为全社会所接受的、从而是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所有权制度。在新古典国家理论中，原本就有这样的定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来界定和保护人们的产权。而钱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们的财产权利进行侵犯的行为，因而必须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的、能够得到全社会承认与政府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来加以制止。  
(3)放松政府管制，给予人们公平与自由地进入市场实现其劳动价值与要素价值的机会。如果人们需要金钱铺路，或者利用关系才能进入市场，那么就会产生钱权交易的现象。政治体制改革与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所有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由政府干预而引起的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和市场禁入等。面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管制才能解决。政府放松管制的关键，就是要倡导一种自由的企业制度，这种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开业自由，开业自由不仅仅是指变传统的审批企业制度为登记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开业费用，这种费用当然应当包括货币和时间这两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降低人们自由开业的成本，那么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就会被解放出来，每一个人都将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能力去抓住市场机会，那种因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均等而产生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也将随之消失。  
(4)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缩小城乡差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别的诸因素中，由改革时间差而产生的作用正在不断递减，而由二元经济结构因素产生的影响力则变得越来越大了。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成为缩小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议题和方法。事实表明，在中国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0%，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0%以上的情况下，要想使广大农民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来解决温饱、提高收入水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产出匮乏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归根结蒂就是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问题。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出路就在于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