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说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的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实质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其中心是摆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里包括6个方面：
1.不失时机夺取政权，改造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这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要的政治前提；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十月革命时，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等人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该夺取政权，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列宁回答说，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经济文化前提，但是，我们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列宁是对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不夺取政权，就谈不上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就无法发展，俄国社会就无法前进。例如，当时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政党就无意或无力解决经济发展中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
在中国，当年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形成的两股最大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究竟谁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简直就是摧枯拉朽？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腐败不堪，成为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政治代表，不打破以“四人家族”为代表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发展。
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夺取政权”，而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把它看成是个别人的意志、策略、计谋的结果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取得政权代表了当时广大工农大众的愿望、要求和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大解放。正因为这样，才有像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新中国建立后头7年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这样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问题出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错误是太快太急，超前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苏联的全盘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经过全盘集体化的大潮之后，1933年马、牛、羊、猪总数比1929年分别下降50%、43.2%、65.5%、41.6%。
2.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思想：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西方国家。这里自然包含着利用政治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之意，但其工作重心是经济也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胜利后的党和国家政治任务、专政的职能依然存在，因为国内外还有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使是解决好经济任务本身也需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保证。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如果脱离经济任务去搞政治、搞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图单凭政权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搞出“贫穷的社会主义”，不受百姓欢迎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民主受到损害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状况得到根本的转变，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摆正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3.及时改革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的关系。
斯大林模式曾经起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由于忽视市场作用，不允许竞争，靠行政手段、以指令性计划来推动生产，分配上又趋于平均主义，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缺乏活力和内在动力。所以这种体制不改革就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掀起了改革高潮，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都调动起来了，于是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人间奇迹。以后，党和政府又非常谨慎、极为精心地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的关系，才有了近20年来的伟大成就。
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关系是中国改革的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实践说明，只有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稳定，才能有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没有稳定，改革可能翻车，发展无从谈起。而发展则是改革顺利推行和造成稳定社会环境的最重要的基础，社会稳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改革如果导致经济停滞和滑坡就可能陷入泥潭。苏联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史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苏联的教训，笔者认为不能无条件地、笼统地讲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必须有正确的方针、方向和方法，必须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4.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目的，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斯大林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提出来的。这里涉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军工与民用，即“导弹”与“面包”、“大炮”与“黄油”的关系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威胁之下，为了国家安全用相当一部分力量去搞军工、军事科研是无可厚非的；苏联曾经给予各国革命以实际的支援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后来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霸全球，搞国民经济准军事化。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造成军费负担过重，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调，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改变，人民生活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造成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
5.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有正确的决策。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时期经济建设搞得不尽如人意，首要原因常常不在于有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问题往往出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由于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便不顾国情制定赶超战略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些指标，便自上而下地层层搞强迫命令。下层呢，只好以浮夸风、弄虚作假来对付。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
在苏联，斯大林在1939年就宣布要过渡到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提出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而此前的1957年，苏中两党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就互相呼应地提出15年后苏中两国分别赶上和超过美国、英国。在中共中央作出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的判断之后，下边便竞相表示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决心，与此同时出现了“大跃进”。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满天飞。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中国一国现象。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况，不少人会当成笑料，但过来人却轻松不起来。列宁当年坚持在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应该先夺取政权，其目的是要选择一条最少痛苦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在“左”的政策统治的那些年代、那些地方，老百姓确实吃了不少苦头。是的，搞社会主义总要交些“学费”。总结历史的目的在于提醒今人和后人，不管什么决策，都要谨慎，少交些“学费”，要精打细算。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是科学和民主的决策；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有赖于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作风、干部路线和决策机制。
6.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因为它“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同大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代表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经历和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必须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二是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了，改革开放以后又产生了一个新富有者阶层；三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考验着执政的共产党这里只说第三种变化对执政党的考验。人类社会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并非一成不变。一个政党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保持其先进性，就必须根据生产力的重大变化调整其依靠力量。战后西殴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相比力量和影响不断萎缩和消退，就是因为没有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中国社会生产力现在还比西方落后，社会结构不一样，工业化任务还未完成，农业社会还是一个很大的尾巴，但新的产业和从事这些产业的阶层正在迅速成长。他们是一个有知识、有“资产”的阶层，是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知识阶层。鉴于中国这种国情，鉴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上述新的知识阶层。
上述六个方面集中起来都体现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某个时期经济没搞好，常常首先是政治上出了偏差。以往的错误不在于重视政治的作用，而是夸大政治的作用，否定了经济建设的基础和中心地位。但在我们今天十分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不要忽视政治对经济的促进或阻滞作用。
如果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硬件”问题，那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软件”问题。“硬件”、“软件”缺一不可。
讲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得先分析今天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斗争的态势。今日的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但其相互关系主要的倾向是融合，是互相吸取，而斗争、冲突是融合过程中相伴相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种态势下，我国的文化建设发展战略可以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吸取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里谈到五个关于文化的概念，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问题。下面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谈谈这“三个正确对等”：
1.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进一步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所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邓小平理论，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因为它正确，因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诞生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引起人类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具有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正确处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在这里同时指出，只有在此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而不要去“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
从苏东剧变的教训看，前苏东国家执政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什么？有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等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行所谓“新思维”，导致苏东剧变。而这种右的倾向的产生则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结果。
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如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化”，然后使苏共和其他党把斯大林神化。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甚至把它当成棍棒和绳索，以实行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主义。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萎缩，逐步丧失战斗力，最后在咄咄逼人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面前失去思想理论阵地。
苏东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当成是发展的理论，善于吸取和改造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和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善于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中的新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这就需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法治氛围。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和组织制度的建设与思想理论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2.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在弘扬被“左”的政策破坏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加大力度。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传统文化包含进步性、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性的、落后性的、甚至腐朽性的糟粕，需要分析、批判、改造、继承。
苏联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得有失。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包含着俄国传统文化中诸如探寻有别于西方的俄国独特道路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公有意识、平等互助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正是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深刻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注意消除和克服沙皇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对外扩张主义以及民众中个人崇拜、皇权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便成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致命弊端。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同俄国人有同有异。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居安思危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人本精神；“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和乐道精神；克己奉公、舍己利他的高尚品德等，发扬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和高度。这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岁月里，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讲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良莠不分地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和规范破坏殆尽。比如在片面地、绝对化地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中，在“评法批儒”，批“克己复礼”中，在大讲斗争哲学，批“合二为一”和“阶级调和”中以及批所谓“黑修养”中，仁（“爱人”、“兼爱”）、义（正义、情谊，“义者宜也”）、礼（“谓制度品节也”，“齐之以礼”）、和（温和、协调，“和为贵”、“和而不同”）、信（无欺、信用，“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尽力竭力，“竭尽而无余之辞也”，“为人谋而不忠乎？”）、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扫荡和抛弃。与此同时，个人崇拜、权力崇拜、暴力崇拜、惟阶级论、斗争至上论、目的至上论大行其道，使社会表面上有强大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实际上陷入无序无度失范失控之中。再加上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使得我们在新时期恢复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时举步维艰。
因此，我们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需加大力度，这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不矛盾。如果离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去构建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
3.正确对待外国文化成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外国文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西方国家文化成果当然也包括其优秀的文化成果和腐朽的文化两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学习和吸收前者，抵制和拒绝后者。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很清醒的。他把是否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当成社会主义能否实现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在对内搞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则搞关门主义、排外主义，把它同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否认二者除了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之外，还存在着应该互相交流和借鉴、吸取的一面。其理论根据是日丹诺夫提出的口号，现代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理论上全盘否定，实践中则对外国科学文化乱贴阶级标签，把西方国家科学文化中出现的新理论、新学说，如系统论、控制论以及生物学、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上也无一席之地。一个时期，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这样，在“左”的文化观念中，凡西方的文化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于是否定和拒绝西方的文化成果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就是无法借鉴了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在经济制度方面的突出表现便是长期对市场经济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体制上一大表现是背弃权力制衡原则，搞个人专权，留下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伤的大量冤案。
在中国，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为鉴，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针，用了几个“一切”，自然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可惜后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路子越走越“左”。在国内要横扫封、资、修，在国际上要打倒帝、修、反，根本谈不上去学习和吸收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回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上来，这才有了我们经济和文化新的繁荣。当然，我们在抵制和批判西方文化中消极、腐败的东西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回到排外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路子上去。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冲突、互相激荡的大潮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然需要警惕、防范；但也必须看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也是一股“活水”，而不是“祸水”。
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落脚点是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的宗旨、本质特征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维护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社会基础广泛性的统一。这实际上也就是党群关系问题。
1.苏东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是党群关系搞糟了。
从总结历史教训来看，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历史事实：前苏东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长期脱离了群众，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这些共产党不投赞成票。
2.群众路线必须真正落到实处。
掌权之后由于脱离群众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对于任何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原因何在？共产党在执政以前靠什么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那时党处于无权地位，靠的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完全是由人民群众来检验来认可的。你不可能强迫老百姓接受你的主张，更不可能用枪杆子把群众驱赶到党的旗帜下。你离开群众就一事无成。鱼水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革命胜利了，权力在握了，有的人骄傲了，懒惰了，自以为一贯正确，甚至滥用权力压制和扼杀不同意见。群众怕你了，开始言不由衷了。悲剧就从这里拉开序幕。
由此可见，为了保证党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键要有一个体制和机制来保证和实现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者搞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其政治上的目标在于消除寄生和缠绕在社会机体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解放。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很快告诉人们，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没有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社会和国家管理的阶层。为防止这个阶层谋取特权和私利，就必须有一套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即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
所以，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执政的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离开这个问题去谈防止“和平演变”，“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简直就是隔靴搔痒。近些年来，我们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有重大的发展，十三届六中全会还曾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党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无疑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群关系确实与改革开放前有显著的不同的。当然，把认识变成实践，变成有政治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保证需要有一个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