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
在这21世纪开元之年，迎来了我们党的诞辰八十周年。对这个庄重节日的最好纪念，就是要认真学习、研究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以期更好地继续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这里，他在回顾和总结我们党80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和系统地揭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并据此深刻阐明了新世纪党建工作中许多重大的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其中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从而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正确地阐述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党建学说的坚持、丰富、发展和重大贡献，充分发挥其在新世纪党建工作中的纲领性的指导作用，提高我们实践“三个代表”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坚实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思考、总结和指导党的建设的典范。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性、现实性和深刻性，不仅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今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脉搏，根植于党的建设实践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丰厚土壤，还在于它立足于历史唯物论的坚实的理论基石之上。
历史唯物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最切近、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发挥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精华。其中，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思想继承性，又实现了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这至少包括创造性地运用和内在地体现了科学的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利益原则和人民主体论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第一，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当然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江泽民同志把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的首要一条，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高度至极的哲学概括。这样就抓住了党的先进性的最深层的现实根据、最高的本质体现。
历史唯物论认为，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204页），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41页）。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根本目的，都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实现民富国强，全面振兴中华。在中国，应该这样来看待立党和评价党的政治活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9页）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这是因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其先进性和革命性源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则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2页）。自近现代以来，只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工人阶级，才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的真正代表者。所以，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历史既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又把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的伟大使命，赋予了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在中国，我们党只有这样“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志和确证。
应当强调，其中所体现的生产力论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完整的。其一，这里所讲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应有纵向和横向的双重、动态的定位座标。纵向看，这是指中国今天相对于昨天的生产力发展与进步；横向看，则要求我们要着眼于赶超当今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不过要以先进带后进，而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忽视大多数。其二，这里既讲“先进社会生产力”，又讲其“发展要求”。生产力无疑是根本。但我们不能离开作为体现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条件，而抽象、孤立地讲生产力。其三，这里讲的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只是某个地域或行业的生产力的发展。显然，这包含着要求指导生产，协调经济发展的全局观点、战略眼光、社会尺度和社会效益，以防范发展的失衡、畸形与浪费。总之，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科学生产力论的思想光辉，是我们的立党之本。
第二，社会主义的利益原则及其实现，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集中反映，也是“三个代表”之重要的历史唯物论的根据。在历史唯物论看来，“人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7页），而作为生产力发展之本质要求的“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307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也是这样。在“三个代表”中，党要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新概括，也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发挥。这坚持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3页）原理，体现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从根本上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找到了现实基础。当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党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与拥护，就有坚如磐石的“执政之基”，社会主义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提高当好这方面代表的坚定性与自觉性，我们认为，应当弄懂蕴含于其中的三个维度的利益结构。(1)利益的主体结构：这包括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一切公民的合法利益。共产党当然首先要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5页）；其次，党由此也实际代表着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三，由于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所以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还能够代表和依法维护全体公民的一切正当利益。
(2)利益的层次结构：这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中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利益是基础；由制度保障的政治利益是本质，并且是其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利益则是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体现。至于群众性的、变动中的日常福利，则是利益的表层结构。我们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当然要兼顾和代表社会的各个利益层次，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特别是要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而不是无确定立场地、笼统地代表一切人的利益。
(3)利益的关系结构：各种社会性的利益还表现为局部的、眼前的和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毫无疑问，我们党和政府要重视并尽可能满足社会各局部的、群众的眼前利益，但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5页）。
因此可以说，“三个代表”所讲的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兼顾一切公民）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在当前和今后长时期，这集中地表现为，根据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并经过长期奋斗，逐步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第三，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人格化，坚持“人民主体论”，这同样是“三个代表”所体现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因为，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贯彻，都要通过人的社会活动，落实到人身上，才能实现。所以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我们中国，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与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为人民谋利益。这种人民主体论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并不矛盾。由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彻底的革命性和利益的无私性，历史才能赋予她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与责任。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具体实现这种领导作用。领导就是服务。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不是独立于人民的社会主体，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故而，我国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人”，而党及其党员则是社会的“公仆”，党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代表”。“三个代表”中讲，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要求“公仆”忠于人民，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种“代表”就意味着，要拥有和行使必要的职权。但是，我们党和各级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代表”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和谋福利。如果某个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那就是对权力的滥用、异化和背叛。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之。因此，坚持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廉洁政治，是“人民主体论”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三个代表”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言之，“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人民主体论”，还同党历来所坚持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相互贯通、一脉相承的，是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坚持“人民主体论”，依靠人民、代表人民和服务于人民，与人民休戚与共、鱼水情深，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
二、生动的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
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三个代表”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辩证法。这诚如恩格斯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当然，“经济状况是基础”；同时，在这个根基上产生的政治的、意识的及其科学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会与之“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5-696页），并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就包含并发挥了这种生动的历史辩证法所固有的客观逻辑。
首先，是弘扬了哲学上“能动性原理”。例如，“三个代表”第一条的立意，是突出生产力，但不是孤立地讲党要“代表生产力”或“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表述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言而喻，这里的所谓“发展要求”，显然是指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切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包含着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并进而对生产力发挥能动性反作用的充分肯定。世界上根本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任何现实的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即相应的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中，才能够顺利实现。
再如，“三个代表”的第二条，即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是凸现了当代“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能动作用。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都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预见到，新中国“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45页）。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人民为此曾作过多方的有效努力。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是重视指导文化建设，倡导和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为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了，“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括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并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而在“三个代表”中，则把社会文化建设从党所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到事关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大业兴衰成败，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本质层次上来。这是鉴于科学、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在当代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得出的重大的理论提升。从这种认识高度肯定和弘扬先进文化的能动作用，这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又充分重视先进文化的建设，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是强调了“先进性”的主导原则。“三个代表”的表述中，讲生产力是强调“先进生产力”；讲文化是强调“先进文化”；讲利益是强调“根本利益”，实质上也主要是指代表体现现实和未来之统一的社会进步的利益。“三个代表”归结到一点，是要求我们党永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也就是说，“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着眼于先进的东西：让它们代表未来，主导事物的发展。在这里，它着眼于先进的即高科技含量的、节约资源、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生产力，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着眼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并继承、扬弃和替代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来反映现实，引导和促进我国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大踏步地走向未来；它着眼于先进阶级的利益要求，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去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素质，永葆党的先进性，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站在历史潮流前列，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项工作中，发挥政治领导核心的作用。所以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首要前提。这是哲学上以其“先进性”主导事物发展的原则要求。
这个原则亦称事物发展的“合理性原则”，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和重要原则。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一再强调这样的哲学命题：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
在黑格尔眼中，“理性是世界的灵魂”（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0页）。他所讲的先验的“理性”与“现实”的关系，无疑是属于唯心主义辩证法。但后来经过恩格斯对此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把“合理性”的基础理解为客观的“必然性”。这样，“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合理性的”，一定要成为“现实的”；而“不合理性的”，“都一定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5-216页）。这与本文所讲的“先进性”，具有内在联系。所谓“先进”的东西，就是先行出现的、代表未来的“现实的”东西，或者是某些现实事物中的本质的典型的东西。尽管先进的东西，开始时往往是弱小的、稚嫩的和不完善的，但它因为具有客观必然性，所以包含有勃勃生机和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世界的未来和希望，属于这类新生事物。“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甚于这种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逻辑，故此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
复次，是突出了“慎终如始”的发展过程论。基于党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以及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统一的、长期的、不容间断的历史过程，所以，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党当好“三个代表”，要一以贯之，慎终如始，不能稍有松懈。江泽民同志是讲党要“始终成为”三个方面的“忠实代表”，而且讲到代表“先进文化”时，是强调要代表其“前进方向”。在这里，都是表述为动态的、过程性的内涵；所强调的不是一时、一事、一地和一次性的行为，而是过程论、整体论和“不断革命”论。是如实地反映党的事业的连续性、艰难性和长期性。这意味着，全党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要有忧患意识。党当好“三个代表”，不能只代表一阵子，不能有断裂，不能有松懈情绪。过去和现在当好了“三个代表”，不等于和不能代替未来。过去已成为历史，现实应从零点开始。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和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人民更要看现实和未来。如果将来有一天党没有当好“三个代表”，或者党由于某种原因而丧失了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和国家就会出现危机，就难逃历史上曾屡屡出现过的执政者“其兴也ｂí＠①焉，其亡也忽焉”的所谓“周期率”（黄炎培：《延安归来》；黄炎培、毛泽东这里谈话均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56-157页）。
当年毛泽东同志对黄炎培先生的这种忧虑，所作的回答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种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上）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认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而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作的回答，则是对这些回答的继承、拓展和深化。
应该说，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还包容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历史辩证法的哲理。但仅从以上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我们党是一个需要哲学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也富有辩证思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辩证思想方法，能够指导我们党自觉地思考一些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三、哲理的底蕴与方法论的启示
当我们分别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所包含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哲理基础作了分析之后，就应该综合地体味其中所给予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启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哲理底蕴，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两点论的又是重点论的，即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诸原理和原则的综合运用，从而才能言简意赅、精炼准确、全面深刻地概括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和根本；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先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核心和归宿。这三者的统一，共同勾勒出在新世纪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进一步科学地回答在执政、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我们从哲理上揣摩其中概括出“三个代表”的科学思维方法，觉得以下三点方法论的启示尤为重要：
（一）要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作为政党活动的社会历史舞台和面对的实际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关系：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思想文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物质方面与社会精神方面、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当我们党对这种关系处理得好时，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所向披靡；而处理得不好时，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受挫折、吃苦头。在这方面，“三个代表”的提法很准确和全面。——既体现了突出生产力和经济因素之基础作用的科学生产力论、社会主义利益原则和人民主体论等历史唯物论方面，又包容着充分重视社会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社会本质力量的主导作用等等在内的历史辩证法方面，而且，使这两个方面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我们以为，这就从哲学上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80年来由搞革命到搞建设、搞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十年动乱及以前一段时间，我们党过分看待和倚重了政治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而相应地忽视和看轻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从哲学上说，就是轻视了历史唯物论而过于推崇、扭曲了历史辩证法。对此，新时期进行了拨乱反正，确立了以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完全正确的。据此才使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并迅速地在改变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面貌。
但是，这期间又有另一种相反的倾向在露头。这就是抓物质文明的一手比较硬（这是应当的），而抓精神文明的一手比较软。而且，这还难以纠正，致使一些地方党风、政风和民风都有些不正；社会道德风尚在某些方面，有些每况愈下；特别是有少数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在发生动摇，甚至有些人已经或正在变质和堕落；如此等等。显然，之所以会发生这类情况，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就是有些负责干部，实际上倾向于把历史唯物论绝对化和机械化，而比较轻视思想道德的力量、轻视历史辩证法。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同志、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都在提防这种倾向。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反对和克服上述两种偏颇的思想结晶。
（二）要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是团结和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破坏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党。因此，其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是首要的。党没有先进性就没有资格存在，就没有能力承担伟大的历史使命。同时，党又要有日益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否则，没有群众基础，党组织就会变为孤家寡人，也成就不了革命大业。因此，早在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当毛泽东同志倡导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之时，他就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02页），所谓“布尔什维克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党的“先进性”。可见，这时的党建要求，就是要达到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达到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都很重要。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从革命胜利，我们党执政和掌权以后，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却更为重要、更难保持。就其永葆“先进性”而言，由于党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后，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要经常和反复经受名位、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和考验。近些年，有少数党员干部甚至有些高级干部，经受不住诱惑和考验，中箭落马，腐败变质。这意味着，永葆党和党员先进性的难度在增加，应当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就加强党的“群众性”而言，这对执政党也同样要重要、更难得。这不仅因为，即使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掌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也难以杜绝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而且，党执政需要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吸引和团结全体人民。否则，国家就搞不好建设，也搞不好改革，难以长治久安。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就深谙治党治国，坚持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实现有机结合的哲理。于是在有关的表述中，当把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不言而喻地内化于其中，而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突出出来，就包含有这样的深意。因此，在新世纪的党建工作中，应当领会“三个代表”在这方面的深邃意蕴，继续力求在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前提下，尽量扩大和充实党的群众基础，并从组织、制度、政策和作风等方面加以保障，以进一步坚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辩证统一。
（三）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政策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辩证统一。从80年前建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党就确定了为着解放劳动人民，通过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名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政治理想。但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和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还需要共产党人团结和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之前，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现实政策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辩证统一。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包容和体现的重要方法论的真谛。
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党在方法论上都要求：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党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纲领及其政策的实践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联系和区别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6页）在这里，他阐明的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的一面。同时他强调说：“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6页）这样，他又讲了其中相区分的另一面。这里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这是针对改革前我国所实行的指导思想及社会政策中，有过超阶段和脱离实际的失误与教训，而强调要制订和实施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政策与规划。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强调，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教育党员、干部、青年和群众，提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认为“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同样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是不合格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455页）可见，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强调，一方面，要看到和承认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信念与其先行准备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在联系，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理想信念和长远目标，来教育党员和人民、训练干部和指引现阶段的实践，否则，就可能失去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地制订、并坚定地贯彻实行符合现阶段实际的实践纲领和现行政策，不要犯超阶段和急性病的错误。应当不断地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辩证和统一的理解和把握。
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这种辩证思维同样是它的方法论的精髓。从“三个代表”的总体实质看，是要求永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也就是，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和顺应历史潮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坚定地向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而在对这个重要思想的具体贯彻和具体实践上，则要求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去代表和实现“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带动经济全局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去代表和引导“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去代表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民富国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坚定不移地实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及其现行政策，是“三个代表”的现实立足点。而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则是其必具的精神支柱和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实干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当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11页）江泽民同志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来思考新世纪党的使命和建设，并用以指导全党的实践，体现了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包含着洞悉历史潮流的哲学睿智。当我们努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上，来不断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悟的时候，会一次次地证明这个哲学认识工具，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至关重要的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勃去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