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与美国比，确实把差距缩小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与印度比，确实赶上并超过了印度，显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与“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比，就比不过。

    40年总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确实超过我们。有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有人则归之于海岛、海洋的“蓝色文明”，大骂“黄色文明”。

    我在前面说过，海岛和沿海地区确实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海上交往方便，不受国界局限。海上运输的成本也低于陆上运输。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亚洲出现“四小龙”，而“四小龙”中有三个都在中国周围呢?世界上有很多小岛国并没有成为“小龙”，连近在咫尺的澳门也没有成为“小龙”是什么道理?

    翻开世界地图看，亚太地区有千岛之国印尼和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岛国，欧洲有爱尔兰、冰岛、马耳他，美国的眼皮底下有海地、牙买加、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一系列岛国，都没有成为“小龙”。

    “亚洲四小龙”的繁荣，基本上都是“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产物。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封锁中国，“堵住社会主义的祸水”，先是扶植日本，然后是扶植台湾、韩国。美国的算盘是：如果打反苏反华的世界大战，台湾和韩国是美国的进攻基地，“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大战打不起来，台湾、韩国(以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摆在中国和朝鲜面前，是美国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还应当肯定，“四小龙”的政府当局和资产阶级抓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取得了很大成绩。

    先说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交通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而且处在其咽喉，占了地利。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相对平稳发展，东西两半球商业来往大增，海运(特别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发达，过往马六甲海峡的商船鳞次栉比，每年约八万艘。在新加坡中转的飞机航班也极多。新加坡经济因此而繁荣。当然，新加坡自身也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吸取，特别是它的城市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商业、服务业等等。

    再说香港。1949年的香港经济远不如上海(若论工业和科研，香港现在也远不如上海)。大陆解放后，美国封锁中国，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大都只能通过香港进行。作为中转、中间商的香港，因此而繁荣起来；这几十年有一个规律：大陆经济发展顺利，香港就繁荣；大陆经济紧缩，香港经济就衰退。1985年我们大陆进行治理整顿，降低增长速度，香港经济马上处于困境，据说有7位资本家因此而跳楼自杀。

    现在的香港，是亚洲的一朵“花”，也是世界罕见的一朵“花”。但是，香港这朵鲜艳的“花”，是靠根、茎、叶和泥土——大陆供给它养分而开的。

    1990年初，正当许多人以香港为例反对大陆承社会主义道路之时，香港财经学院院长在香港刊物上著文说：“我多次讲过，不能把香港说成是‘小龙’，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的，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如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一样。

    近十几年，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NP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陆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增长很快。

    我国沿海地区开放后，大陆通过香港进行的过境贸易，l 978年为108亿港元，1988年跃升为2264亿港元，10年增长20倍。转口贸易的利润率一般为7．5％，仅1988年，香港通过大陆转口贸易就得利润170亿港元，而香港总人口只540万。90年代初，大陆沿海约有500万人为香港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内地高，但与香港比，则是极低的工资。人口540万的香港，有500万廉价劳动力为它工作，所以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制造业只占18％，工业化程度远低于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青岛等城市。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台湾。

    台湾的情况使内地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常有内地朋友向我谈到，他们村一个农民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去到台湾，现在靠台湾当局发的救济费为生，在台湾过得很苦，连妻子也娶不上。这位老兵回大陆家乡探亲，却显得“腰缠万贯”似的，手面相当阔绰，令同乡人羡慕。但这老兵告别家乡返台时又叫苦，说他在台湾是最底层的穷苦人。这是什么道理?

    这主要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前面讲过，近10年，人民币对美元连年贬值，而台湾币对美元连年升值，一降一升，偏差很大。1991年大体上是5元台币换1元人民币，这个比价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购买力。粗略估计，台湾同胞来大陆人他手上的钞票大约膨胀7倍，所以穷人变成了“富人”。

    1992年4月初的台湾《联合报》，接连报道了福建两名偷渡台湾打工的人的情况，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摘录如下： 台湾《联合报》4月2日报道：30岁的大陆妇人戴清华月前偷渡来台，在台省三重市一家自 助餐厅打工，老板未依约付给工资，自己又疾病 缠身，被迫向警方自首以求能返回家乡。……

    警方指出，因大陆福建省泉州市的戴清华，已婚，并育有子女，因大陆上收入不敷使用，花了3000元人民币偷渡来台。2月20日在新竹沿海上岸后，辗转到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担任洗碗杂工，言明每天工资200元台币。

    打工期间，自助餐厅老板没有给她居住地方，戴清华只有睡在餐厅角落，工作20多天只领到700元工资，加上水土不服又生了病，她于3月30日到三重警察分局光明派出所自首，希望能回大陆休养。台湾《联合报》4月4日报道：台北市誓局景美分局昨天在出“联合誓卫”勤务时，意外查获欲至景美建筑工地找工作的大陆客陈彪。陈在誓讯时表示，他在台湾一年多，差点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他表示，台湾不再是大陆客的天堂，回去后要劝阻同乡，不要再偷渡来台。

    陈在警讯时，一再向警员吐苦水。他说，去年4月花了3000元人民币自福建平潭偷渡来台，因无亲戚可以投靠，从新竹上岸后，隔天就在新竹某地下电子工厂做工。他表示，老板吃定他是偷渡客，一天虽然工作10余小时，所得却仅500元台币。

    “在大陆每个月所得能存2／3(喻按：这是夸大或记者误报)，到台湾虽多赚近10倍钱，连生活费都不够。”陈彪表示，他现在只想回老家看看老婆、孩子，到台湾发财的梦，以后连想也不敢想了。

    戴清华和陈彪去了台湾，就懂得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偏差了。戴清华一天挣2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4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1000元人民币；陈彪一天工资5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10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2500元人民币。他俩人在台湾得到的工资如果按人民币计算，在大陆是“特高”工资了，而在台湾却“连生活费都不够”。

    实事求是地说，除去汇率偏差，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大陆。特别是台湾的“中产阶层”，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我们。40几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很快，成为亚洲的一条“四小龙”。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台湾原先的经济文化水平高于大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割去台湾，并入“日本领土”。台湾人在日本算“二等公民”，但比起其后日军占领区又好一点。日本的战略是“工业日本(本土)，农业台湾”。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剥削很厉害，但台湾毕竟没有遭受过战火的破坏。1945年光复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大陆高，台湾的教育水平已达到我们大陆60年代初的水平。

    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卷去了大陆的金银和外汇。据统计，从1948年冬天开始，蒋介石从原中央银行运往台湾的黄金有227．5万两，银元有1520万元，还有外汇1537万美元(存在美国联邦银行的)。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两)35美元。以上三笔共值10．3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105．5亿美元。这都是蒋介石从大陆人民身上刮去的，用于仅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台湾一省。

    三、美国的援助。

    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了蒋介石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鼓励他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那期间，美国基本上没有给蒋介石“经济援助”，因为美国不愿意扶助中国的资本主义。蒋介石逃台后，美国才“双援齐下”，不仅给蒋介石大量“军授”以维持其军队，还大方地给蒋介石“经援”。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共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

    据国际开发署和台湾当局研究，如果没有美援，台湾1965年的GNP要1995年才能达到，即需推迟30年。

    四、外资对台湾的支持。

    外资包括美资、日贷；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数额巨大。从1952一1960年间，台湾岛内的投资中，40％是外资(韩国得的外资比台湾还多。1962年前，美援占韩国总投资的80％；1962一1968年，外援占韩国总投资的47．2％)。我们大陆40几年间，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解放初期，苏联给过我们援助，但数额不大，多数是贷款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引的外资急剧增加，对我们的经济起了很好作用。但外资在我国每年投资总额中占的比重仍然甚微。 五、贸易优惠。

    美、英、日等西方国家为了扶持台湾，给的贸易优惠很多。美国对台湾商品收取的进口关税极低(平均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六分之一)，从来不援用美国的“反倾销法”对付台湾。台湾从50年代开始，禁止美国的烟、酒进口，长达几十年，美国默许；如果我们现在如法炮制，他们就会大叫大嚷，进行贸易报复。7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贸易有大量顺差，每年几十亿美元，美国不吭声；这几年我们对美贸易开始有顺差了，美国就不断发出威胁。台湾全岛“戒严38年，“2．28事件”杀死2万多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批评过；我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西方七国联合起来趁机对我们进行“封锁”、“制裁”。

    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国的后勤补助基地和官兵休假地。台湾的轻工业、食品工业、旅游业因此而兴旺。

    七、世界产业大转移。

    60年代中后期，美国、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台湾(以及韩国)转移，这给台湾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这类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不大赚钱的，而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则是先进的，赚钱的。台湾工业因此而“起飞”，在70年代、80年代取得迅猛发展。

    八、台湾等“四小龙”还有个有利条件，在他们周围或附近，有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前面我谈到一条规律：“一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需要有一大片相对落后于它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他的原材料基地、商品市场和回旋余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台湾经济有它的致命伤：科研力量十分薄弱，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整个经济依附于美国、日本。台湾经济界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台湾经济就伤风感冒。

    九、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进行了自我改革与改造。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各种腐败、反动势力的大杂烩。国民党最高领导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但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特别是蒋介石)，以及大官僚、大军阀；国民党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其走卒是地痞、兵痞、流氓、阿飞之流。1949年逃台时，逃走的主要是前一部分，以及依附于他们或被他们裹胁去的那部分公教人员和军官。少数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之类，离开了他的根据地，来到台湾，也就无法施展他的封建主义威风了。国民党那庞大的封建“躯体”，留在了大陆。

    以抗战胜利后颁布的“二五减租”为例。这本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的，对改善国民党形象也有利，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内庞大的封建势力坚决反对，终成泡影。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就没有在党内遇到什么阻力，因为国民党内的封建地主势力已经很微弱了。

    国民党逃台后，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造”。1950一1952年第一次“政治改造”时，组织其中高层骨干进行了学习。有趣的是，其学习文件中，有《辩证法》和中国党的《延安整风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骨干，多数已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客。现在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打败国民党，把它赶到台湾去，国民党在大陆上是很难完成这一蜕变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真特别。20年代初，是党帮助孙中山把他那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党，改组成比较像个样儿的政党——国民党。40年代末，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帮国民党砍掉了它那庞大累赘的封建主义大尾巴，促使它蜕变成为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综合观察“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变化发展，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四小龙”都不搞“政治民主化”，而是搞专制独裁化。尤其是香港，完全由英国委派的总督统治，没有政党和民选的议会。只是在1991年9月，才让人民投票选举18名立法局议员。在此之前的150年间，香港人从来不知道选举、投票为何物；世界公认，香港是“有自由、无民主”的地方。

    除了香港，其他三条“小龙”部不搞“经济自由化”。它们的政府都严格管制经济。由政府出资，搞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建设，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以上两条，都与美国向我们鼓吹的“经验”背道而驰。

    台湾还有个特点：付出的代价太大。

    据国外报刊和社会研究机构的调查，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为了吸引西方游客，特别是吸引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士兵去休假，全岛有100万妇女从事色情业，占妇女总数的1／8。初看到这个数字，我根本不相信。1991年，我到泰国访问，在“夜市”上看到了那种不堪入目的场面。一个只有10万常住人口的旅游城市，领执照卖淫的妇女达万人，没领执照的卖淫妇女还有这么多。嫖客全是西方游客，他们搂着泰国妓女当街玩弄，做出种种丑态。据报道，泰国有妓女200万人，其中20％是14岁以下的幼女。泰国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告诫妓女，卖淫时一定要嫖客戴避孕套，以免染上艾滋病和性病。看了泰国的今天，我理解了台湾的昨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管理工作没跟上，早已绝迹的妓女又出现了。但在我国，卖淫嫖娼是犯法的，一经发现就要抓起来。如果在我国全面搞资本主义，神州大地必然出现台湾、泰国那种可耻场面，我们这些男子汉还有脸活在世上吗？

    关于我们大陆与台湾、香港之比较，钱伟长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钱伟长教授现在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会长，多次邀请香港、台湾科学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开头几次，他请客人在北京游览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到西安看秦俑坑、华清池，到四川省游览九寨沟，然后乘船游览三峡风光。参观游览后谈观感，客人们说：“祖国的山河真美，文物古迹很珍贵，你们保护得也好，不过这都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钱伟长心想：坏了，我白花钱请他们参观了。以后，钱伟长再请台湾、香港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改变了方式。风景名胜让客人自己去游览，钱教授请客人在北京参观火箭工厂、人造卫星研究所，到西安看飞机制造厂，到四川看西昌的火箭发射场，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看葛洲坝工程、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南京长江大桥、上海的宝钢和金山石化总厂。参观后再请客人谈观感，客人们服了，说：这样宏伟、先进的科研机构、工厂、工程，不仅台湾、香港没有，在美国也不多见。你们这40年真了不起。我们台湾、香港的科研机构、工厂只不过是“小打小闹”。

    钱伟长讲的这件事，既反映了我国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的问题。

    拿我们大陆的经济与台湾、香港的经济相比。各有优势与劣势。他们的弱项正是我们的强项，他们的强项正是我们的弱项。

    他们的致命弱项是科研力量弱，工业不强，种类不齐全。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直言不讳地说：“台湾虽然经济繁荣，但是没有高科技的基础，没有受过精良训练的科技人才，这样的繁荣不能持久。”199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大酞博士回大陆参观后返回台北，下飞机就说，大陆的科研“质、量俱佳”。他说：“我们(台湾省)花了大笔的金钱，买了昂贵的机器、设备、书本，但这些不是学问。”“我自己想想，我们请了人家(大陆科学家)来台湾，但有什么成果给人家看呢?我不知道。”吴大猷博士的评论，震动了台湾全岛上下，在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华人中也引起轰动。

    我们的强项，恰恰是科研力量强大，水平很高，门类齐全；工业力量强大，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国家能生产什么我们也能生产什么(只是质量赶不上)。这是我们40多年经济文化建设的最大成果，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本钱。

    产业结构方面，他们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金融、商业、通信、对外贸易、。服务业、旅游业)发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我们的第三产业很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左右。

    在工业生产上，他们生产的轻纺工业品、日用小商品，花色品种比我们多，工艺比我们的精巧；在大型设备、高精尖产品方面，我们远超过他们。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能够发射一箭三星，却不能使抽水马桶不漏水。”我想，可以把这个比喻引申一下：“台湾、香港能造出不漏水的抽水马桶，却造不出飞机，更不能使人造卫星上天。”

    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台湾、香港的经济依附西方，仰人鼻息，随西方经济风浪而沉浮；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缺点是国际交往不如他们多，优点是国际经济风浪对我们的影响很小。

    如果把40多年的经济建设比做开凿运河，那么，台湾开凿的运河像江苏无锡附近那种小河，河小，船也小，但管理得好，船只来往多，航运效益高；我们在大陆开凿的运河像长江那样宽而深，能行驶几千吨、上万吨的大轮船，由于配套设施不全，有些河段存在着“卡脖子”的浅滩和暗礁，航运不畅，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尽管如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凿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毕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小河沟不能比的。只要我们及时进行改革——清除障碍，改进管理，搞好配套设施，“大运河”的效益必然远远高于“小运河”。

    1992年初，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一张名为《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统计表，颇有意思。

    70年代，我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和“文革”结束后的恢复时期，而“四小龙”正利用世界产业大

    表10　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

    项目 197l—1980年 1981—1990年
    总平均 6．5 6．6
    中国(大陆) 6．5 10．0
    “四小龙”平均 9．2 8．7
    台湾 9．7 8．5
    香港 9．5 7．1
    韩国 8．7 9．9
    新加坡 9．0 6．3
    东南亚平均 7．9 5．4
    印度尼西亚 7．9 5．5
    泰国 9．9 7．8
    菲律宾 6．2 1．2
    马来西亚 8．0 5．2
    南亚平均 3．7 5．1
    印度 3．3 5．3
    巴基斯坦 4．8 6．2
    孟加拉 5．9 4．1

    转移的机会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亚洲平均水平，低于“四小龙”的增长幅度。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就名列前茅，比亚洲平均增长率高3至4个百分点，比“四小龙”高1．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与亚洲“四小龙”比，我们也不应该丧失信心。他们的强项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的强项是他们难以学到，甚至是他们不可能学到的。对社会主义道路丧失信心，是无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