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的小说代表作。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推崇小说无处不在的幽默和讽刺，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
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自《围城》1947年在《文艺复兴》期刊上连载面世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时人根据各自的思想立场和人生体验解读文本，或“捧”或“杀”，而赞誉之辞大体雷同，批评之声也时有所闻。归纳起来，前人袭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评论大致有如下几种: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角度看，文本中大量的隐喻、讽喻与掌故，使它不含是一座用漩矶碎锦巧构而成的中外学术迷宫，风格颇似欧美所谓知识型文本或后小说;至于钱钟书随手拈玩的中国及西洋神话、寓言，可为原型批评的典范文本;而小说中除各色人物外，暗含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不仅叙述事态的发展，而且常常大发议论，正吻合结构主义批评代表罗兰·巴特叙事理论中关于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分析;此外，小说中描写船上茶房阿刘与方鸿渐的两次“钗钱交易”，阿刘手心里的发钗由三只变为一只，这样的“细节印证法，似还有形式主义的痕迹”。若生发开来，从社会学批评、读者接受批评，甚至后殖民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均可对这部思想深刻、艺术高超、风格独特的小说作出新的阐释与评析，但鸿泥半爪，令人终日沉迷其间也难尽其全。
    杨绛所言《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已广为流传。《围城》高超的讽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奇语妙喻、深刻的心理刻划也早已被世人津津乐道。本文试图避开对文本题材、主题与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分析，而从女权主义角度、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侧面对《围城》中女性知识分子角色进行解读，以期勾勒一幅《围城》姚紫嫣红的‘十二钗正册图”，探究作者关于20世纪30井。年代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思索。

　这里有必要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一简单介绍。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
国流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作为后结构主义批评思潮的一个分支，它与西方当代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同生长发育，并借助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现代阐释学、符号学等一系列学科作为自己的理论背景。美国著名女
权主义批评家爱莲·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曾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作过经典性的概括，她将其分为女性主义评论与女性批评家两大类。其中，女性主义评论即“女性阅读”研究，它将女人作为读者进行观照，是一种以历史为根据的探索，它探究文学现象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本文就拟以“女性阅读”研究方式，对文本作出文化的研究与解释，并以话语方式的突破来深刻理解文本对父权文化的扰乱、瓦解。笔者进行这样一种理论话语建构过程，是“因为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组合或许能揭示出语言、情感以及存在主题未曾预料到的联系。”
    《围城》主人公方鸿渐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际遇，由于他的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和幼稚，他不但被鲍小姐引诱然后抛弃，而且被苏文纵羁摩然后报复，最后还被孙柔嘉讴骗然后驾驭。而这些使他饱受感情折磨的女性知识分子隐于文本的来龙去脉、人生流转间的巧语笑嫣，个中缘由可谓层峦迭嶂、径幽路险。
    一、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20世纪30井。年代女性解放之失败是必然
    《围城》中的晓芙、文纵、柔嘉等女性知识分子的起名用典，钱钟书一方面“网罗理董，律求全征献”，另一方面又达至“意解圆足而免于偏枯”，煞费苦心地隐含了她们的吉凶祸福，点判她们追求的理想生活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颇似《红楼梦》中的“十二钗正册判词”。
    首先，书中唐晓芙的名字，似乎来自《楚辞·九歌》。歌中“湘君”一节唱道:“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晓芙纯真天然，恰似“初日芙蕴”，她与方鸿渐同属理想青年，是方的最爱。但她偏执于女性彻底解放，竟要求“占领爱人整个生命”，方鸿渐也窥破她“不化妆便是心中没有男人”的私心偏见，于是两人误会不断、喜悲流变，方终不能爬树去摘那水生芙蓉。可怜一对进步恋人，双双为理想所耽。

    文本意指女孩修成了博士才俊，其烂漫稚气便不免流于幻想。因20世纪30、4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虽已走出家门甚至国门，仍如高空的风筝，一头牢牢拴在“男女不平等’，的线上。唐晓芙纵是满腹诗书也枉然，到头来连婚姻都虚无缥渺。
    苏文纵之名可引谢惠连的《雪赋》:“凭云升降，从风飘零，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此诗正注释苏文纵在小说中的际遇，空有苏小妹才名及法国博士帽，却沦落到先与方鸿渐诸人玩爱情与智力的双重游戏，待失落理想、丈夫后又不避污俗急急下嫁，及至成为汪娴氏又诱惑赵辛嵋发生私情，演绎了一出人生闹剧。她工于心计，喜欢男人簇拥在自己周围，男人之间越是嫉妒吃酷，她越能欣赏玩味并从中得到所谓爱情方面的满足。伪洁与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注定是媚俗的。
    孙柔嘉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钱钟书为之取名不惜搬用重典。《诗·大雅·抑》篇有卫武公讥刺暴政名句:“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大雅·垂民》:“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两次提及的柔嘉均是讽颂统治驾驭之道。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显着女学生的胆怯幼稚。到达三间大学，鸿渐看柔嘉仍是个“事事要请教自己”的毛丫头，因惧怕“黑夜孤行”，他萌生靠拢之意，却发现她“不但有主见，而且很牢固’，。一侯订婚，鸿渐便“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开始佩服她的驯服技巧。待到辛嵋唤醒他朦胧的警觉时，他已身陷“围城”，再不能“称心傻干”任何事了。孙柔嘉虽教过英文，却并不妨碍她在日常生活领域守护传统钳制异议，成为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笼。她那种从“羞缩缄默”外表下渐露的“专横与善妒”个性，正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孙柔嘉企图以控制丈夫来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鸿渐又希冀得到自由与安宁，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早就暗藏着孙柔嘉苦心经营的婚姻终将走向破裂的必然逻辑。文本揭示披着洋袍而骨子里却一味地守旧的20世纪30井。年代的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口号。

   鲍小姐呢?“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在法国邮船上，鲍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却如勾引浮士德卖身求知的魔鬼，使方鸿渐船上吃亏，自叹“女人是最可怕的”。鲍小姐留学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知，带回来自由放荡、不守妇道德性。文本想要说的是若女性解放堕落为“性解放”，20世纪30井。年代女性解放已无可挽回地必然坠入深渊。
    二、女性爱情心理描摹:探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解放失败的个人根源
    《围城》中有许多绝妙的女性爱情心理多角度描写，刻画出当时女性知识分子无法超脱的父权主
义心理。
    文本开篇有一段关于鲍小姐上岸前的侧面心理描写:“鲍小姐睡了一天才起床，虽和方鸿渐在一
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
    任是鲍小姐如何放浪不羁，她也无法做到像西蒙·波伏娃那样只同居不结婚，像西苏那样与男性
抗争，像卫慧、棉棉那样用身体写作。她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能说明她对男权社会战战兢兢，唯恐引起以“未婚夫”象征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半点不满。
    对于苏文纵形象的刻画，《围城》中有一段“打电话”的戏，是这样写的:
    鸿渐拿起听筒，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轻声道:“苏小姐吗?我是鸿渐。”
    “唐小姐去不去呢!”鸿渐话出口就后悔。
    斩截地:“那可不知道。”又幽远地:“她自然去呀!”
    “你害的什么病，严重不严重?，鸿渐知道自己问得迟了。
    “没有什么，就觉得累，‘懒出门。”这含意是显然了。
    明着是苏文纵在追方鸿渐，可她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就在暗处使劲儿。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
芙，除了嫉妒与促狭别无他法。苏文纵自始至终不敢说一句“我爱你”，总是半推半就，只敢躲在洋文里叫方鸿渐吻她。“打电话”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苏文纵风格依旧，不敢去与晓芙平等竞争，一场爱情游戏就此堰旗息鼓。说到底，文纵虽洋派，亦难摆脱“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传统恋爱模式，她宁愿费尽心机玩那“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肯扯掉遮羞布表达自己的渴望。难怪方鸿渐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苏文纵，因为“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个钮扣或补一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
    还有孙柔嘉，《围城》后半部的开始部分，大段大段地写她的柔弱与胆怯。她在船上亮相时，不是睁大惊异的眼睛，就是卖小:“方先生在哄我，赵叔叔，是不是?，后来在三间大学面临人事复杂的局面，她与方鸿渐越走越近，文中写她的表现是:
    孙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外
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
    孙柔嘉那样一副柔弱、天真、温顺的外表，实则是驯服男人的手腕之一。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女性
“笑不露齿”，称赞“女子无才便是德”，主张女子“守夫为业”。孙柔嘉深谙男子对女性的癖好，把自己扮演得楚楚可怜。她以退为进掩盖专横、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其成为男性附属品的过程这样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
    孙柔嘉结婚以后为什么对待方鸿渐像一位暴虐的君主呢?她说方鸿渐:“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
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她本以为嫁给方鸿渐，就可以安享幸福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丈夫吃丈夫。可惜方鸿渐没有勾心斗角、纵横裨阖的手段，尽漂浮在虚幻的空想里，结果参加了失业大军。孙柔嘉的泼闹就是为方鸿渐的不争气，她是“‘限铁不成钢”。方鸿渐不缥不赌，正直为人，孙柔嘉却仍把女性的弱点发挥到极致。《围城》中有一幅著名的西洋对联，上联是“丈夫是女人的职业”，可为孙柔嘉的行为作点评。对孙柔嘉而言，爱情无足轻重，生活才是最实在可靠的。
    三、女性的社会定位剖析:20世纪30井。年代女性解放失败的社会根源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钱钟书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他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留学，又受西风吹拂。钱钟书非
常明了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它的基础宗族制度对女性的残害，女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围城》中这嘲弄道:“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中国古代曾有“三从四德”之说;((圣经》中上帝曾出谕惩罚女人道:“吾必使汝受孕娩之苦，更教你世代傍夫，奉其为主。”中西夹攻，女性怎能逃脱这张中西父权宗法制度的大网?方鸿渐对唐晓芙一段聪明的女人论，道出了男权社会的心声:
    “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
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
    钱钟书明知封建流毒贻害女性及女性知识分子，但他又从文本中流露出对当时女性解放的讥讽和消解。方鸿渐有这样一段奇论:
    “我在欧洲，听过ErnstBe电mann先生的课。他说男人有思想创造力，女人有社会活动力，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的事该让给女人去做，男人好躲在家里从容思想，发明新科学，产生新艺术。我看此话甚有道理。女人不必学政治，而正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要学女人。政治舞台上的戏剧全是反串。”
    方鸿渐去拍唐晓芙的马屁没拍上，倒被唐晓芙数落:“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侮辱政治还是侮辱女人，至少都不是好话。”当时女性解放尚处在不自觉状态，不过是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支离破碎的影
响，人们(包括像唐晓芙这样的年轻女性知识分子)对性别社会角色倒置这类话题都是非常厌恶的。当沈太太提及自己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观察出“全世界的女性现在都趋向男性方面”的普遍动态时，方
鸿渐的反应是“又惊又笑，想这是从古已然的道理，沈太太不该到现在出席了妇女大会才学会。”连方鸿渐此等留洋博士都对女性解放无所知，如何“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沈太太“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上的名词’，的理想?
    为何文本中会弥漫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无力也无从解放自己的怅惘情绪?
《围城》是钱钟书1944年动笔J946年完成的。钱钟书羁居上海沦陷区，“搓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卜自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在这种忧世伤生情绪支配下，他就必然从文本中流露出对当时女性解放不可得的宿命观点。此外，当时女性解放思想虽有沈太太之流挟裹回国，但时世动荡，方鸿渐所遇诸多女性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颠沛流离，从印度洋到香港，从香港至上海，又从闽赣路入湘，最后又经港返沪。她们无法把握国事，就只好因袭传统围困男人，以进入婚姻“金丝笼”为人生归宿，求得暂时的安宁与解脱。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钱钟书在《围城》中对20世纪30井。年代女性解放持批判与消解态度实属自然。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从探寻《围城》中几位女性主角取名用典的隐含意义入手，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的爱情心理和社会定位作出分析，可以看出文本揭示了菲勒斯中心下，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一种尴尬处境:她们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许现代意识，为追求人格价值体现与理想生活境界，挤入男性社会刻意巧画人生，率先尝到了女性解放过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时，她们融通古今，深知天经地义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于现实又无力摆脱沦为父权宗法制度牺牲品的命运。这种二律悖反的处境，使20世纪30井。年代中国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动而无法成为主潮，最终消失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