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S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由于国家管理能力的局限，国家靠绅士阶层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实现“象征统治”（费孝通、吴晗，1988）。1949年后，随着“国家建设”（state-making）的推进，如阶级划分，土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等等，国家政权向乡村进行全面的渗透（杜赞奇，1995），原有的“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费孝通，1998）。尤其重要的是近年来的两个变化，更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其一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村委会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不属于国家政权系统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村的党组织则与上级有着隶属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它是有实际权力的，它解决问题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红头文件作标准化处理的（村规民约也基本上是依据红头文件订立的）。另一个事件就是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作为非人格化的货币促进了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发展（Simmel，1950）。但是，地方精英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人际关系也没有完全朝着普遍主义的方向发展。

按照黄光国的分类，M与其三叔的关系属于混合性人际关系（黄光国，1988年），S与M的感情并不深，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来往（S甚至怀疑M在赔偿额中搞了鬼）。但是，在们M出了问题时，S很愿意帮忙。S不是当地的富翁，也不比当地有很多高中毕业生更有知识，但是S年轻时是个跑江湖的人，按M对话说，就是“见过世面”，他有一些朋友在乡政府，和他们“比较熟，有些村长办不了的事他都能办成”，加上在一些事情上，S常常成了公共利益的表述者和争取者，[2]因为村民们觉得村长总是和政府“一个鼻孔出气”，在收农业税、搞计划生育、搞火葬时，村长总是执行乡政府的命令，相比而言，S更加超然一点，因此更能够代表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尤其时需要走非政策、法律路线时。

参与解决这种纠纷是精英的分内责任，也是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的一个理由。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多余差异，一个精英要维持其精英形象，就必须显得与众不同。我到M家后，M就去找S。S一来，M介绍后，S就和我握手，而在当地农村，一般是没有这种礼节的。M随即给S散烟，M接下烟，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给我，我说我不抽烟，他就点起M给的烟。我注意到M给他的烟是当地很普遍的“天下秀”，大概一块三四一包，他给我的是“金五牛”，大概三四块钱一包。在交谈中，M提到了《民法通则》，但是并没有谈具体内容。这些行为方式和谈话内容，无疑属于面子功夫（黄光国，1988：28-29）。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在人们日常的面对面的互动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其他人以某种印象，因此他都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某些技巧控制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戈夫曼，1989）。正是这种“面子功夫”和“印象管理”技术的使用，S的精英形象才得以确立，他才能正当的介入到纠纷的解决中，而也正是在解决这些纠纷中，S的地位得以维持，完成了自己精英地位的再生产。当然，更重要的是，S必须在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实践中生产和维持其精英地位。

村民M

在妻子死了以后，M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资源（一如戴安娜死后的英国王室），他获得了普遍的舆论同情和支持，进而获得了弱者的地位。如果派出所不立刻妥善解决，他可能会拒绝埋葬，甚至抬尸示威，给派出所、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使问题严重起来。在埋葬了妻子后，M觉得解决方案很不公平，很后悔当初按照派出所的要求，把尸体火化了。

因此他和村长以及S一起去派出所，要求重新解决。他对派出所说，如果派出所不妥善解决，他就告到法院，派出所反复对他解释，说M的妻子之所以死亡，使由于她没有按照Y的要求服药，如果按照Y的要求服药，什么事都没有。当然，Y在没有行医资格的情况下给M的妻子治病也是违法的,但是这与Q的死亡没有关系，依照法律，Y对M妻子的死亡是没有法律责任的，但是，考虑到M对家里确实困难，所以才让Y补偿了3500元。总之，派出所是尽量向着他的。他向法院起诉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派出所已经解决了，而且他也接受了这一纠纷解决。在派出所的威压和村长以及S的调停下，M没有在派出所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