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如果将宪法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工程来看，它包含制定、实施、修改、监督等环节，除了宪法实施、修改、监督这些环节可能和可以适用司法机制外，在宪法制定环节，迄今为止还没有引入司法适用机制的先例，没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一部宪法的制定、废弃与否，是由司法机关或宪法法院之类的司法机关以司法裁决的形式决定的。这就是说，在宪法的制定方面是根本不可能适用司法机制的。然而，“宪法司法化”的概念是不能排除这方面的非适用性的。因此，这种提法也容易引起对宪法的误解和误导，对宪法现象是一个不严谨、不科学的表述。
    我们赞成“宪法监督司法化”的表述。其原因从上面否定意见的反照中不难看出。“宪法监督司法化” 是将司法化的机制适用于或引入到宪法监督这个环节上，即通过司法的形式使宪法得到正确的、顺利的实施。这种表述并不关乎宪法的政治性或法律性，也不涉及宪法制定的环节。这种表述显然是压缩了“司法化”的适用范围，而这种范围又是能够允许引入司法机制的。事实上，这正是当代宪法发展一个流行的、正在上升的发展趋势。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宪法监督司法化”这种表述本身也不是非常严谨和科学的。特别是人们对于“化”字的字义理解，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极端化的倾向。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就是这种理解倾向的表现。这种理解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人们对于“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判断和态度。近些年来，许多同仁都知道笔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大型研究，他们中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说笔者是否就是主张将宪法等同于普通法律而不加区别地适用于司法机制。每遇到这种情况，笔者都会表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和精确表述的问题。我们所研究的“司法化”，决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也不是指在“化”字“彻底”意义上来认识和对待“宪法监督司法化”问题。我们所说的“司法化”不仅仅是局限在宪法监督层面上，而且也从未主张要进行“彻底”的“司法化”。正如我们在前面有关部分多次直接或间接表明的，宪法监督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绝非仅仅通过司法这个单一途径或方式就可以了断的，它需要多种途径或形式。不过，我们同时也坚定地认为，司法途径或形式是在强大的理论支持的基础上，经实践反复证明是一种最有效、最经济、最便利、最亲民的宪法监督途径或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宪法监督中的司法机制是任何其他机制所不能取代的，尽管我们同时也认为，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代替其他的宪法监督机制。
    有没有比“宪法监督司法化”更准确、更科学的表述？应该有，诸如“宪法监督的司法性”、“宪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宪法监督的最大司法介入”等等，都应当被认为是不错的表述。不过，“宪法司法化”、“宪法监督司法化”、“司法性宪法监督”这样的表述现在已在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般不至于引起误解或误导；更何况，学者间基本上都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和对待“司法化”问题的。本着从善如流的风范要求，我们就沿用了这样的表述。不过，说实在的，这有点勉强，毕竟这种表述是不够严谨和科学的。
    （二）宪法监督司法化在当代的发展态势

    宪法监督司法化发展态势，主要显示为宪法监督司法化发展的上升势头，包括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宪政院等司法性或半司法性的宪法监督体制。这种上升势头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适用范围广泛。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启用了司法性的宪法监督制度，尽管司法审查制度与宪法法院制度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殊途同归，已经分别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美国首创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在美国已经成为宪政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至少有64个国家实行这种司法审查制度，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受到美国影响较大的中南美洲，基本上都采行这种制度。再如奥地利首创的宪法法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效仿，现在更是广泛地扩散到全世界，即使是在社会制度改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地区，设立宪法法院也成为转型后国家的新生政权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