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34]
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且世之黜民权者,亦既主变法矣,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夫有所受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愈烈者也。[35]
关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以及自由与人道、道德的关系,严复说:
夫人而自由,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需自由。…… 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限,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斯宾塞论理学。《说公》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由者,盖不自由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与不幸可言,而民德亦无由演进。故惟与以自由,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36]
这是一个创立新说的时代。思想者们通过比较和会通,提出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法律学说,如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新仁学、梁启超的新民说、法治说和权利说、以及后来的孙中山三民主义说等等。其中有些思想是有相当深度的。例如,康有为用自己的语言阐释西方的自然权利思想,认为,
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37]
不过,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理论主要是用来为变法服务的,而不是认真创立中国的理论学说和具体制度。可以说,在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思想者们的着力点并不是建构体系、琢磨学理,而是如何"解蔽",如何"冲决罗网",如何反省和批判旧有的学说和制度。用当代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这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他们写了许多出色的文章,花费了许多精力奔走呼号,尽管现在看来,他们所作的努力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许并没有多少创新的价值,在制度建设中也没有多少能够留存下来的实际效果。但是,那些思想者多是由国学接引西学,今天,阅读他们的文字,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到批判的痛快,也可以享受到汉语的美妙。
政治反省依然是从传统的民本话语起步的。例如,严复说,"君臣之伦,盖处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38] 康有为说,"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39] 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40]
在反省固有风习,批判专制传统的过程中,矛头直指的是礼教和专制体制。我们知道,"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严复认为,"仁"的价值是无可质疑的,关键是要有仁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民自为",而且只有"使民自为",才可以使好人能够做好事,坏人不能做坏事。换言之,就是要摈弃德治、人治而兴法治,而且法治要以民主、民权为基础。梁启超在1902年的时候,把中国的仁政理想与西方的自由精神做比较,也认为仁政之弊,在于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在于不能扼制权力的专横,在于没有自由。梁启超还从中西仁义之辨,检讨仁政观念何以扼制权利意识。[41] 严复从比较中西社会政治体制的角度寻找民众丧失权利的深层原因。[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