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5.31”讲活中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1]这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关于这一点，许多文章从“三个代表”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的角度作了阐发。这样说，富有新意，但未免过于简单，而且也没有具体说明“三个代表”如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本文拟从党建的独特角度、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把唯物史观系统引入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建没的创新思维等三个层面来对此作一说明。
　　　　一　通过研究党建问题的独特角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角度是多方面的，时代不同，角度就不同。这可以从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从革命的角度和在和平年代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主要从社会主义建没的角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例子中得到说明。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建的独特角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根本问题。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我们党早就提出过，并进行了探索和回答，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为什么江泽民要从党建的角度创新马克思主义呢？再说，现在的时代主题和我们的中心任务与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和平与发展，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不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而要从党建的角度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呢？道理就在于：
　　第一，党建面临新问题，迫使我们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的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外部封闭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党的建设提出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党建设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2]。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在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中也找不到答案，形势迫使我们党在理论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正如江泽民所说：“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3]江泽民的活表明，“三个代表”的提出就是适应形势和实践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后，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建设就无从谈起。正如邓小平所言，过去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建没事业遭受了很大挫折，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把它当作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要回答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加以探索和回答，形成了社会土义本质论，首次初步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之后，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更加突出。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现实的特殊国情，中国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凝聚着我们民族的众多先进分子，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主心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上是要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上是要回答“怎样建设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三个代表”，就抓住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了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党执政，因此，无论主要是从党建的角度还是主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创新马克思主义，都是密不可分的。比如，邓小平理论虽然主要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同样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回答，邓小平理论中就包括了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同样，“三个代表”主要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根本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解决社会主义“做什么”；“三个代表”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党“怎么做”。“三个代表”不仅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二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实际上就是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例子。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是在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
　　第一，从江泽民的讲话和党的文献来看，江泽民正是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三个代表”的。在2000年1月14日中纪委会议上，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研究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4]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开始思考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提出，“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这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跨世纪发展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分显示优越性的根本问题。”[5]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代表”的雏形。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江泽民的思考渐趋成熟。正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开始了“三讲”，“三讲”实践促使他思考得更加深入。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代表”，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6]。这次讲话，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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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包含先进文化的内容。不过，它突破了原先的‘一个代表’，因此，对“三个代表”概念的出笼有着重大意义。从高州出来，视察广东的深圳、顺德、广州时江泽民的讲话，对在高州的讲话又作了补充和阐释，加入了文化问题。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这个讲话，首次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问题当作一个整体考察，使之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把它上升到历史经验和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至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和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形成过程，充分揭示了“三个代表”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概括形成的。
　　第二，“三个代表”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最高层次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可以从“七一”讲话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看出。“七一”讲话首先总结了党的80年历史的三条经验：①“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②“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③“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8]这三条经验再提炼就是“三个代表”。也就是说，我们党80年之后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三次巨变，是因为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和改进呢？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条经验与“三个代表”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条经验中已经蕴含了“三个代表”思想。这也就是“七一”讲话在总结了党的上述历史经验之后接着指出“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9]的道理所在。
　　　　三　通过把唯物史观系统引入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建设的创新思维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
　　思维是认识的先导，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是思维创新的过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必须要有创新思维。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通过把唯物史观系统引入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建设的创新思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基础。按照唯物史观原则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其理论体系包括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总论主要有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宗旨、党的纲领和党的伟大使命等，分论部分包括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一思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是从唯物史观的某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进行创新的。“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创新的思路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把唯物史观系统运用到党的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力的观点、文化的观点和人民群众的观点。江泽民把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系统引入党的建设，并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党建理论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抽取提炼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三个制约党的建设的基本要素，使之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有效实现机制。
　　第二，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三个代表”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不是一般的嫁接，而是创造性的运用。它在系统引入唯物史观后，强调代表人类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代表现实和未来之统一的进步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少数人的利益；“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只是安于现状；强调了执政党的自觉能动性，中国党是主动的代表，而不是被动的适应；强调唯物史观的一贯性，是始终的代表，而不是一时地代表。这样，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既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把中国党作为执政党的自觉能动性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精妙统一。
　　把唯物史观系统引入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建设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其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系统创新。“三个代表”是理论层次更高同时又更加具体的概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总论和分论的各个部分内容，它既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又反映了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思想基础，也体现了党的性质、目标、任务和党建的具体途径和检验标准，是一个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科学体系，是系统创新，而不是局部创新。其二，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三个代表”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简明、通俗、易懂、易记，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抓住反映党的本质的最重要的内容，检查自己，要求自己，发展自己，提高自己，有利于广大群众拿“三个代表”衡量身边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监督党的干部，从而促进我们党的建设的发展。其三，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三个代表”不仅要研究党的建设问题，而且要研究生产力、文化、人民利益这些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就使党建理论研究带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因而是对党建理论研究的一种推进，有利于从新的视角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
　　[2]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75页。
　　[3]　《“三个代表”学习纲要》，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4][5][6]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363、381页。
　　[7][8][9]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0～152、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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