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就说明，理论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实践需要的程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它必须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精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伟大的实践孕育了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着伟大的实践。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深刻认识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全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全面性，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整体性的。《纲要》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从一开始，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面前的，就是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前进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同志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作出的政治交待，既强调了“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又强调“这个党该抓了”。我们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既要不断开拓前进，继续深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要创造性地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历史性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体方面，还是领导这个伟大事业的主体方面，都必须全面推进，回答时代的挑战。在中国党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要求全党要“认真探索和解决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同时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号召。十三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光辉实践，决不仅限于某一领域、某一局部，而是总体性、全面性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其实践的广度而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个伟大实践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思考当今世界和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科学总结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不断回答我国改革和建设提出的新课题，从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二十五个方面，提出并阐明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江泽民同志经过长期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重大飞跃，使十三年来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不懈探索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和升华，使之有了一个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成为全党理论创新的总概括。
　　二、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拓性、探索性和深刻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品格。还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深刻指出：“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例可循的伟大事业，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当人类走入世纪之交时，人们十分急迫地感到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江泽民同志以高度的忧患意识一再呼吁全党“一定要看到《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十三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例，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论断，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形成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则需要作出多方面的开拓性努力。从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9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以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步健全、完善和规范，我国已经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不懈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丰富、发展起来的。十三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从深度上来讲，也是前所未有的。十三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所经历的变革实在是太深刻了。因此，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一再号召全党，在建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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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其他创新。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创新品格，这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的开拓性、探索性、深刻性所决定的。
　　三、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尊重群众创造，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伟大事业，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主体是群众，是广大干部党员。因此，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既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十三年来，江泽民同志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加以抽象和升华。这些成果中，比较成熟的意见都反映到“三个代表”的内涵之中。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提出新的社会阶层广大人员同其他劳动群众一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要求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都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深刻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并充分吸取思想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因为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因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四、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十三年的探索不是一种盲目的实践，而是一种有着明确的实践目的，明确的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自觉总结经验，摸索规律的实践过程，因而是一种自觉的实践、能动的实践。正是通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真正标志着我们党对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三年的艰辛探索始终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导，江泽民同志为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在党的十五大更郑重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概念，对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及其科学体系作出科学的概括和阐发，在全党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更加自觉，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并把这种总结作为不断深化认识，使经验成为从实践向理论转化和飞跃的中间环节。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和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对改革开放20年和建党以来80年的历史经验，都分别作出总结。同时这种总结也着眼于对我们党最新实践的科学抽象和概括，尤其是在全党普遍开展的“三讲”教育中，江泽民同志更是系统思考和总结了十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基本经验，这十条基本经验，为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总结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奠定了基础。而党的十六大总结的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执政党建设，乃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随着实践的深入一步步深化了。十六大报告阐述了十三年十条基本经验之后，逻辑地得出了这样的历史性结论：“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正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自觉实践，努力探索，不断总结，并逐步通过量的积累而达到认识上质的飞跃的历史过程。
　　五、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继承性和开放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十三年的伟大探索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它既是对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实践经验及教训的科学总结，更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和发展。同时，江泽民同志更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睿智，洞察世界风云和大国兴衰，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有现实实践的基础，更有历史实践的支撑，不仅有直接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升华，也有对间接实践基础的深沉思考。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未来实践与新的发展，始终认为实践是没有止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一个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而又永远没有完结的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实践，它还要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新的实践，形成新的认识，实现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面向未来新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发展性。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就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立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基础上，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必将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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