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结合普通侵占罪的性质和财物的物理性质以及其法律性质而做出的一般限定。除此之外，刑法第270条第1款还做出了法律上的限定，“代为保管”和“他人”则为此。正确、科学地理解两者，对于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我们应明确一下，何为“代为保管”，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大致可以概括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狭义论者认为：“代为保管”须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保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即一方当事人须明确将其财物委托对方保管，该财物才能称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而广义论者认为“代为保管”仅指行为人负有保管财物的义务，而该义务的产生并不以保管关系的存在为其唯一途径，即成立“代为保管”无须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保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笔者认为，就狭义观点而言，其是以保护犯罪人的人权为价值观，实质上这是一种片面的价值观。虽然按照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中的条文不可以做扩大解释，除非这种解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强调保护犯罪人人权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受害人的权益保护和公众的感受呢！犯罪人的人权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唯一价值，刑事法律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免除对人生或财产的损害和恐惧，而且严重的犯罪应该受到有效的追究是符合每个人利益的，对各方都是公平的。在刑事案件中，我们应该在犯罪人、受害人、公众之间构建一个等边的三角关系，因为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图形，而三边相等的三角形又蕴蓄着公平。因此在对模糊的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不应拘囿于“只做对犯罪人有利的解释”，而应该转变这种观念，即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追求刑法条文解释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这才是刑事法治所提倡的。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交往的形式已不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纷繁复杂、多式多样的。狭义的观点已逐步显现出滞后性，它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还可能造成犯罪分子规避法律、逃避制裁。因此我们在理解“代为保管”时，既不能做过于狭隘的解释，以防放纵犯罪行为，也不能做过于广义的解释，以防犯罪扩大化而侵害到犯罪人的人权。我认为上述的广义观点较符合笔者的意旨，该观点摈弃了狭隘的理解，但也没有做出过于宽泛地解释。参照广义观点之表述，笔者所理解的“代为保管”产生的原因和根据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基于法律上的原因和根据，也有基于事实上的原因和根据。它们主要包括委托关系、租赁关系、借用关系、担保关系、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而产生的代为保管。（1）委托关系 委托关系的范围较为广泛，它包括委托保管、委托修理、委托运送、委托交付等，在从事委托事物期间，受托人应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这种保管义务是可推定的，若委托人拒不归还委托物，则构成侵占罪。（2）租赁关系 租赁关系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有妥善保管租赁物的义务，在租赁期届满后，有向出租人归还租赁物和交付租金的义务。如果承租人在租赁期届满后拒不归还租赁物，则可以视为侵占罪。（3）借用关系 借用关系与租赁关系较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不用支付租用金，而后者需要支付租用金。同样，若借用人拒绝交付借用物，也应按照侵占罪处理。（4）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属于民法上的概念，两者都是基于事实上的原因和根据所产生的“代为保管”。但有学者认为，在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拒不退还占有的财物，也不能认定构成侵占罪，而只能依据民事调整方法处理。若将两者作为侵占罪处理，就使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制度失去意义。⑤ 但笔者认为，在刑法和民法的适用方面并不具有相互排斥的效力。就某一行为来说，不能因为此行为所涉及到的法律制度属于民法的范畴，刑法就被拒之门外；也不能因为彼行为所涉及到的法律制度属于刑法的范畴，民法就不可越雷池一步。举个例子，当某犯罪分子将他人打成重伤，犯罪人不但要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还要承担受害人的赔偿费用，这里的赔偿费用这是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按上述观点理解：若犯罪人受到了刑罚，那么受害人就无权向其主张民事赔偿权利，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笔者打个比方来说明刑法应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处的角色，刑法应该是足球场上的守门员，而其他部门法是在球场上争球的队员，当这些球员无法控制局势时，守门员就派上用场，它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在比赛中，只让球员踢球，不让守门员守球，抑或只让守门员守球，而不让其他球员踢球，这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刑法与民法是相辅相承关系。
　　对于“他人”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作为侵占罪的对象“他人财物”不包括国有财产，也不包括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财物，只限于公民私人所有财物。理由是：刑法第270条第3款规定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 的犯罪，而告诉者必须是被害人，被害人又只能是自然人，既然国家、企业、事业等单位不能成为告诉主体，那就说明了公有财产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再说，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包括了侵占公有财物的行为，剩下的就只有侵占私有财物的行为才能作为侵占罪的内容了，新刑法自所以增设普通侵占罪，也正是为了弥补过去立法上这一漏洞。⑥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这里的被害人不应狭义地理解为自然人，单位也应包含其中。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单位犯罪的存在，而忽略单位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客观事实，对单位而言，就太不公平了。单位虽不是自然人，但它也是自然人的结合，单位所体现的是其内部工作人员的共同利益。在此我们不奢求给予单位更多的关怀，但让其与自然人享有同等的保护，我想，也应该在情理之中吧！何况，我国宪法还明文规定：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宪法的这个规定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因此，我们在立法价值取向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刑法不能从过去的重公共利益轻个人利益的保护又转向重个人利益轻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国家、单位组织以及公民利益不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三者的利益应受到法律同等保护。否则，怎么来体现法律所倡导的平等的精神呢？怎么来贯彻刑法中保护和惩戒相结合的精神呢？ 此外，告诉才处理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在诉讼方式上并无二致，都属于自诉案件。其中侵犯知识产权罪中侵犯商业秘密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就属于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案件。⑦作为此案的被害人——商业秘密权利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因此，上述的告诉者是自然人，不可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他人财物”应包括单位财物，因为实际生活中，非国有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员侵占国有、集体所有之财物的现象并不鲜见。譬如，企业采购员某甲携带巨款到广州采购，借住在朋友乙某家中，为防止公款遗失，暂托朋友乙某保管，某乙将代为保管的公款非法拒为己有，拒不退还的。⑧ 这种行为以普通侵占罪来追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实质的合理性。
　　（二）特殊侵占罪的对象
　　刑法第270条第2款是对特殊侵占罪的规定，称其为“特殊”，是因为其以普通侵占罪为参照系。普通侵占罪占有或支配他人财物的原因是基于委托信任关系，与普通侵占罪不同的是，特殊侵占罪是基于偶然原因占有他人的财物。在实际生活中，基于偶然原因占有他人财物的种类很多，如遗失物、遗忘物 、漂流物、埋藏物等，但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两种，即遗忘物和埋藏物。其中，理论界对遗忘物和遗失物素有争论，主要集中在遗忘物与遗失物是否存在差别以及遗失物能否成为侵占罪的对象。有观点认为，遗忘物与遗失物之间存在差别，遗忘物是指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将所持有的财物放在某处，因疏忽而忘记拿走。遗失物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因为疏忽偶然将其财物失落在某处。⑨　应该说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对于行为人而言，分清两者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行为人不可能清楚地知悉失主在丢失财物时是怎样的实际状况，即使他们能够认识到，也可能会因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使实质上的遗忘物成为形式上的遗失物或实质上的遗失物成为形式上的遗忘物（并不是所有外界因素都会改变财物丢失时的性质），从而造成行为人认识误差。这里所述的实质上的遗忘物和遗失物是指失主失去财物时的一种实际状况，因而具有客观性；而形式上的遗忘物和遗失物是指拾取人在拾得财物时，通过财物与外界之关系而对失主丢失财物时的状况作出的推断，这种推断具有主观性，它可能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悖的。但只要拾取人的判断符合一般常理即可，这种常理应以一般人的认知为准。为更好理解这一理论，笔者拟一案例加以说明：某人在公共广场的草坪歇息时，将手机遗忘在草坪上，离开1小时后才发现，遂去寻找，但已不在原处，手机被狗叼走，狗将手机放在马路边，这时一行人发现后，将其占为己有。按照一般的常理，在马路上所拾到的钱包一般应是遗失物，这是由钱包与外界的关系决定，一般人也不会将该钱包视为遗忘物。因此，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应以行为人拾到财物时，财物的外部状态为基准，而不能以失主丢失财物时的实际状态为基准。根据刑法之规定，遗忘物才能成为特殊侵占罪的对象。而该物此时时形式遗失物，因此我们就应以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这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符合主客观相适应原则。
　　埋藏物，就其本意而言，是指埋藏于地下或他物之中的物。它既包括有主物，也包括应归国家所有的无主物；既包括归私人所有的物，也包括归国家、单位所有的物。埋藏物包括三种情形：一为所有人明确的埋藏物，依法本归所有人所有；二为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视为无主财产，应归国家所有，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据为己有，否则视为不法占有；三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属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但却依法归国家所有。这些都属于特殊侵占罪的对象。
参考书目及注释 ：
①参阅《罗马法原理》（上册） 陈朝璧 主编 商务印书馆 P84
②参阅《财产罪比较研究》 刘明祥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P319
③镜像所有权是笔者第一次尝试性的提出，其灵感源于镜中花、水中月。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是一种假象，实质上它们并不存在，这与上述情形是非常相似的。
④参阅《刑事司法疑难问题解答》 单明 刘方 主编 P539
⑤参阅郑丽萍： 《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及其立法完善》 载《刑事法学》2003年第5期
⑥参阅 王光明、刘锁民： 《论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⑦参阅《刑事诉讼法》 陈光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P96
⑧参阅 叶高峰：《侵占罪若干问题研究》 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⑨参阅《论侵占罪》 王作富 著 载《法学前沿》（第1辑） 法律出版社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