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并向到场记者发放“封口费”的事实经媒体披露之后,引发媒体热议和反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亦高度重视,先后两次派出调查人员进行调查。10月29日,陕西省党、政新闻主管部门对外通报初步调查情况。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介绍,据矿方提供的进门登记表显示,9月24日、25日两天,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经初步核查,其中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的有2人。
也就是说,到场领取“封口费”的人员中,假记者多、真记者少。
面对这样的官方发布,人们的直觉反应是:未必可信。道理其实也简单,按照人们的常识和经验推断,“封口费”事件中假记者多、真记者少的结论,显然有利于维护媒体的“面子”,也符合媒体主管部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本能。而如果“假记者多,真记者少”的结论,确实是经过修饰的“真相”,则这一调查过程本身,就成了另一次“封口”事件。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中国青年报》对“封口费”事件的最初报道,假记者多、真记者少的初步结论,可能符合事件过程的本来真相。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围绕矿山事故及对事故的处理、隐瞒,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复杂而完整的“食物链”。事故发生,当然瞒不过矿工及周边群众;这些群众中的某些人,会作为线人将矿难消息传递给假记者;假记者们如逐臭的苍蝇闻腥而至,并威胁若不出钱“封口”,便招来真记者曝光;矿主为避免曝光后遭受更大损失,不得不出钱消灾,于是也就出现了“记者排队领封口费”的荒谬场景。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经自比一只“牛虻”,会让牛感到刺痛、讨厌,却可以催它奔跑并获得活力。此后,“牛虻”的比喻也被用于媒体和记者,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与苏格拉底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如果真记者是“牛虻”,那么假记者就堪称“苍蝇”。苍蝇与牛虻有着相似的外表,但与牛虻不同,闻腥而至、逐臭而食,是苍蝇唯一的目的和本能。它们不向出现溃疡的社会肌体发出任何预警,反而在不断逐臭的过程中传播瘟疫、扩散腐败。
可悲的是,在“封口费”事件中,“苍蝇”表现得比“牛虻”更敏感,闻矿难而至的假记者,如同闻腥而至的苍蝇,总能在第一时间蜂拥而至。而本该作为“牛虻”的真记者,却只有在假记者拿不到“封口费”之后,才会通过他们的爆料而获知案情,进而公开曝光。如此,虽然领取“封口费”的假记者多、真记者少的“初步”真相,看来部分洗脱了媒体、记者参与其中的耻辱,但本该最敏感、最尖锐、最积极的“牛虻”,却这样沦为“苍蝇”威胁矿主的工具,本身就是媒体之耻。
如果如此“初步”的真相,就是最终的真相倒也罢了。问题在于,面对这种“苍蝇”比“牛虻”更敏感、更积极的反常现象,公众很难不产生进一步的疑问:难道真记者真的比假记者更不敏感?假记者能够获得的消息,真记者为何不能获得?真记者在矿难现场的“缺席”,究竟是确实没有获得信息,还是在等待某种信号而伺机出击?
公平而论,近年来多少大小矿难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件,都是在媒体、记者的不懈追究下才得以曝光。公众不但认可这些“牛虻”的努力和成绩,并对其寄予了莫大的期待。但某些媒体、记者放弃职守的现象也一定存在,否则围绕矿难而形成的“食物链”便无法解释。而掌握着公共媒体的真记者一旦放弃“牛虻”的职责,就可能蜕变为“食物链”顶端的“蝇王”。若真如此,则对社会肌体免疫力的伤害,远比一批假记者讹诈矿主几个封口费更加严重。
因此,领取“封口费”的假记者多、真记者少,未必就是可喜的现象。在这一“初步”的真相背后,还有更多真相值得追究,新闻主管部门的调查,必须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