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封建制的层级

　　西周早期不见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号，并非意味着西周没有层级的位序。正如顾立雅（Creel）指出，为了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分封方式，会逐渐制度化而衍生春秋时代分明可见的贵族礼仪（H.G.Cree1，1970：341—342）。实则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己渐渐发展成形。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有商王王陵同级的大墓出现。由现有的资料分类，最高一级的大墓是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室大而深，都有槨室和南北墓道，殉葬的礼器与兵器都甚丰富，有车马坑埋车马。人殉的例子仅一见。中型墓，见于陕西宝鸡、岐山、长安，河南洛阳、浚县，河北房山、昌平诸处，共二十余座，规模比大墓为小，都有椁有棺，有的并且重椁。河南洛阳东郊的中型墓并有墓道。一般都有随葬的礼器和车马器。大多数中型墓中的礼器因被盗而不能确知器类组合。最常见的为鼎、及鬲。墓中常有兵器，当属于中等贵族。中小型墓则一般无墓道，墓室皆作长方竖穴。随葬器物少于中型墓，大部分不出车马器。这些墓葬的主人大约有末级的贵族，也可能是较富裕的平民。西周早期小型墓，由已发表的资料计算，有140座左右，将近中型墓与中小型墓总和的两倍，其面积均甚小，长方形竖穴以有棺无谆者为多。随葬品为数甚少，大都是陶器，一般不见铜礼器。有些全无随葬品，甚至连附身之棺也没有，只用席子裹尸。这四种墓葬，代表了社会上的四个阶层，但是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6—202）。

　　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郭宝钧，1959：11，43—59）。《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豖、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豖、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均有记载。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由附表（图29，图版16）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05；杜乃松，1974；邹衡，1974；史明，1974）。表中未列陕西张家坡第222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考占研究所，1962：122），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史言，1972），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表中所列的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缺了一殷。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棺。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单棺有椁。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出土礼器为一鼎一。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出土有一鼎而无。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以上均见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12）。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

第五节 主从关系

　　礼仪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策命礼，经由这个典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的关系。事实上，铜器
　
　　注：此墓为合葬，墓室大小、车马坑以及人殉等都不便计算。

　　铭文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策命礼的纪录，文献中的资料，《尚书》诸篇，全为浩命，《诗经》“大雅•江汉”及“常武”两篇是策命的韵文。《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举蔡仲一段，也属策命的节录。春秋以后，策命仍不乏见于记载，齐桓晋文两次朝觐，都有王室的策命，其文辞仍一贯的保存了西周策命的格式与语气。
　　传统经学中治礼的学者，根据三《礼》及《左传》、《尚书》，颇致力于周代王室礼仪的考证。由现存的金文资料，齐思和、陈梦家有系统的重建了周代策命礼的一般细节（齐思和，1947；陈梦家，1956：98—114）。策命礼通常在王宫的大室或王朝的宗庙举行，也偶尔可在臣下的宫室举行。王在天未亮（昧爽）即到达行礼的地点，天一亮（旦）王就在行礼的“大室”接见受赐臣下。所谓大室，当即行礼所在宫室宗庙的正殿，本书第二章描述歧山凤雏村周代建筑，前堂后室，堂前有庭，当即可用以说明大室与中庭的位置。

　　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

　　行礼时，受命的臣下，由其傧相（右）导引入门，立于中庭，王则南向立于东西两阶之间。策命是预先书就的简册，由秉册的史官宣读，有时秉册是一人，宣读是另一人。王在当场命令宣读，其口头命令也记入策命中。策命的命词，则以“王若曰”为起句。策命详简不一，其内容通常包括叙述功劳，追述先王与臣下先祖的关系，列举赏赐实物及官职的项目，以及诫勉受命者善自步武先人功烈。以大盂鼎为例，这几段即完全不缺。《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组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接着列举韩侯觐后受赐车马服章，也正合上述策命金文的体例。行礼常在宗庙，诫勉之词常引述祖德，凡此均可反映策命礼是如何的传统化了。成康之世，周王往往亲命，成康以后，则由近臣内史或尹代王宣命，也足以反映策命礼渐走向形式化的方向。

　　至于赏赐礼物与恩命的内容，如由一百六十余件有赏赐的金文铭辞统计，赐赏臣下赤市、朱黄、玄衣、赤舄一类服饰有六十余器，赏赐车马及其附件（攸勒）或旂章弓矢的各二十余器，赏赐土地奴仆和玉器的各十余器。是以赏赐也有一定的差别（史明，1974：88，注4）。在礼仪制度化时，象征性的赏赐与实物的赏赐同样可为受者珍视。周人策命礼中大量出现特权象征的服饰旅章，正说明了封建结构已有明确的阶层分化。

　　不仅王对臣下有策命，诸侯对臣下也可有策命。如《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即是晋侯对臣下的策命。有一件成康时代的麦尊，记载井侯接受了周王的策命与赏赐，井侯为此对于井侯自己臣下作册麦也赏赐以金，麦为此制作这件铜尊，以为纪念（白川静，1965B：629—644）。又如耳尊：“侯各于耳□侯休于耳，易臣十家。长师耳对扬侯休，肇乍京公室彝。”（白川静，1965A：580—583）“耳”是“京公”封在“长”地的属下，接受侯的策命。王对诸侯或高级贵族有策命，诸侯及高级贵族对自己臣属也可以有策命。阶层化的结构显然已逐渐形成了。

　　“委质为臣”即是确定新主从关系的手续。周礼对于宾主双方接受贽礼的形式极为注重。平等的两方互赠礼物，不外肯定友谊。策名委质，则相当于确定君臣的关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要求他召回跟从公子重耳的两个儿子。狐突的答复：“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可见策名委质的礼仪，正为了确定主从之间的君臣关系。一旦委质，虽死不贰。《国语》“晋语九”，晋师围鼓，执鼓子，有鼓子的臣属夙沙釐，自动跟随故主，他的理由：“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夙沙釐认自己是鼓子的臣属，不是“鼓”这个地方的臣属。其君臣关系不系于封国，而系于封君（杨宽，1965：360—364）。在这一制度下，君臣关系是特定的，不是由宗族血亲的关系下衍生。狐突不能干涉二子委质于重耳，正表示君臣关系乃是个人间的约定，不能继承祖先的关系。

　　更有可注意者，这种层级隶属关系的向下延伸，不仅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封建的主从与宗族的关系也是相重叠的。赏赐的恩命，由父子相续，孟：“盂曰朕文考眔毛公仲征无，毛公易朕文考臣，自厥工，对扬朕考易休，用宦兹彝乍厥，子子孙孙其永宝。”（白川静，1966B：31—33）是则父亲立的功劳，父亲亡故了，遂由儿子代父接受。兄弟对于大宗也是相当于臣属的地位，豦：“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易厥臣弟豦井五匙，易表胄干戈，豦弗敢望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乍且考宝彝。”（白川静，1966C：98）此处君公伯与厥臣弟对称，伯是长支，弟仍“对扬伯休”称颂长支的福祉，再为祖先制作尊彝。大约弟支的祖先并不包含在长支之内，是以弟当不是公伯的亲弟，弟大致是小宗对大宗自称。另一件是父子间赐与的例子，效尊：“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乡于王，王易公贝五十朋，公易厥顺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杨公休，用乍宝彝。乌，效不敢不迈年，夙夜奔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白川静，1966C：86—89）此“公”锡儿子“效”受之于王的贝，“效”大约不是承嗣的儿子，遂对父亲不仅当作父，也当作君。而且自矢忠诚，当系对于大宗的臣属关系。本章前文曾引了沈子也，沈子是周宗（即鲁族）的小宗，正与效尊之情形相似。凡此诸器铭文，均说明了封建层级关系在成康以后己兼跨于君臣及宗族两方面了。

　　单纯由金文的策命纪录中看，似乎周王对于臣属只是赏赐礼物及土地人民。臣下对君主的回报，在金文中最常见的是恭谨的颂扬与祝福，所谓“对扬王休”，并且自矢子子孙孙永远以君主的恩命为荣宠，永远宝用这件器皿，以为纪念。君臣关系应当有比较更实质的内容。臣下由君主处取得的任务，诚然只是由赏赐而肯定。除此之外，诸侯还各别的接奉特殊的使命。如《左传》定公四年，诸侯的任务是“以藩屏周”，晋侯的使命是“使之职事于鲁”，也就是以鲁地的资源担任为周室屏藩。齐侯的使命，据《左传》值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亢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诸侯一般性的义务，不外军赋与贡献，军赋是对于周王提供军力，参加周王的征伐。班铭文，吕伯吴伯都须以其族，作主帅“毛父”的左右翼，共同担任征服东国的任务（郭沫若，1972）。又如大保铭，王降征命于大保讨伐彔子；明公铭，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均属此种征发之例（白川静，1962A：61；1963：133）。又如《诗经》“大雅•韩奕”，燕师代韩筑城；“大雅•崧高”，召公为申伯彻土田；也当是守望相助的例证。贡献之例，如《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口实，楚人也避重就轻，承认有罪，是各国方物之贡，似有常例。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争贡赋轻重：“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更明说周有班贡的制度。对于王廷的臣工，使命尤为明确，重要的职务，如毛公鼎铭文简直就是任毛公为当朝首辅的职务（白川静，1970A）；次之则盠方尊，盖奉命职司六师与八师，以及司土司马司工三有司，俨然文武兼管的大臣（白川静，1967C：314—317）；更次之，则奉命管理林牧及仆御臣妾诸项事务（白川静，1967C：311）。

　　据文献资料，诸侯受王命发遣，有命圭为信物（图版17）。《诗经》“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又如“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据《周礼》“考工记•玉人”郑玄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似非无因而发。《国语》“周语上”：“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车服旗章，常见于金文；贽币为贽；瑞节，即命圭一类的信物。在命圭上，大约明白记载任务及官职的名称。《国语》“吴语”：“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则命圭的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诸侯的命圭，属于“国宝”，如《左传》文公十二年，“郕……大子以夫钟与郕圭来奔。”郕太子携郕国的信物出奔，正如后世官员必须印不离身。甚至卿大夫也有命圭，《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预注：“珪，守邑信物。”征之上文策命也可行于诸侯与其臣属之间，卿大夫有命圭也就不足奇了（杨宽，1965：354—356）。

　　夏鼐考察商代玉器，利用发掘得来的资料，作为分类、定名、和推测其用途的依据。据其研究结果，商代玉器之中，过去以为是圭的，大多数是一些工具和武器。有的圭形石刻，没有锋刃，不能作为武器或工具，但他认为仍可能和尖头直身的戈、边刃的刀、及上端斜刃的刀有关（夏鼐，1983）。如果夏氏之说成立，则文献中西周的圭，当系由实用的器物，转变为瑞玉。这种用途，或系与西周发展的封建制度，相伴而生？

　　诸侯的任务是否完成，据说尚须时时考核。《尚书大传》：“古者圭必有冒……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削。此所谓诸侯之朝于天子也。”此处的制度，太过完备，倒像战国以后有了上计制度后的情形，西周未必如此。王国维考证《尚书》“顾命”有“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后考”及“书顾命同瑁说”三篇（王国维，1959：50—67，69—70），以为“顾命”中：“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其圭瑁即是王的信物。所谓同瑁，即古之圭瓒，用来和圭相合，以验其真伪，牝牡相合，便是真圭，其制可与战国秦汉的“符”相比。此说如为真，则周人的命圭即不是仅为了礼仪的目的了（杨宽，1965：358—359）。《白虎通》“崩薨篇”：“诸侯薨，使臣归瑞圭于天子何？诸侯以瑞圭为信。今死矣，嗣子谅闇三年之后，当乃更爵命，故归之，推让之义也。”《白虎通》以汉时的制度推测，古代未必如此。但诸侯世子嗣位，须再受命，殆是周室的常规，伯晨鼎：“佳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白曰，乃且考，侯于。易女秬鬯一卣，……用夙夜事，勿灋朕命。”（白川静，1968A：29）当即韩。《诗经》“大雅•韩奕”，也有一位再受命的韩侯：“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韩的先祖受命北国，并非这位来觐的韩侯。金文与《诗经》的记载互相比证，极为相像，都有策命，都追述祖德，都勉励受命者夙夜从事，都有衣服旗章车马之赐。是可互证周代有这种朝觐以俟命的制度。

　　介圭是在王与诸侯间持以为信的玉件，信物却不限于圭。颂鼎与善夫山鼎两铭，都提到“反入堇章”的事。颂鼎（图30）大约是厉宣时代器，颂受命管理成周的仓储，在受命及奉颁若干服章之赐后，“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然后称颂天子，作器以纪念“皇考龚叔，皇母龚姒”（白川静，1968C：159—164）。善夫山鼎是宣王时器，善夫山在接受管理人员仓储的命令及颁赐的服章后，也是“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作器以纪念“皇考叔硕夫”（白川静，1969A：357—361）。两铭的反入堇章，或同于《左传》僖公廿八年晋文公受策命后，“受策以出，出入三觐”。《左传》的三觐，杜注以为作三次见王解。以《左传》文句与此处二铭对比，都是受策（册）以后，“出入三觐”或“反入堇章”（白川静，1968C：l62—163）。琱生二件，第一件提到琱生向召氏进纳瑾圭，以报答大宗召氏所赠的大章。第二件中，琱生有典献，伯氏（召氏）则报之以壁（白川静，1971：851—853，872）。琱生两铭文，不易通读，以可知的部分言，两铭都有玉件的交换，也提到典册的纪录，而玉件的圭，曰大章，曰璧。　
　　图30颂鼎

　　由此类推，“反入堇章”也与受策（册）有关系。《尚书大传》所谓复圭留圭之说，如以各持玉件为瑞信的解释，“反入堇章”二例，颇可证其不为无据。玉瑞与典策合举，可能意味着对于受命者可以执策以考核其工作成绩。《诗经》“大雅•江汉”纪录召虎受策命的事，列数召虎平定江汉的功业，再说到文武受命时，召公的功劳，然后策命召虎，“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赐圭瓒的举动正是肯定召虎合于继承祖业的资格。周代礼仪，极为繁琐，其意义也极隐晦。惟以上述诸例梳爬，也可推知策命锡圭之礼，在其雍容进退的表象下，也有执左券以责成功的意义。如以为周代君臣只忙于一些空泛的仪式及套语，只是未作深考的误解。

　　周金铭文中有蔑历一同，其意义不甚清楚。自来解说甚多，大多在嘉奖勉励一义上做文章（于省吾，1956）。唐兰以为蔑作功伐，历作经历，二字合言，正如后世的伐阅。在彝铭里被蔑历或自我蔑历的人，都不是最上层的贵族，大致只是大夫一级（唐兰，1979）。唐说极有理，穆王时代的长由甶，即有穆王蔑长由及长由蔑历的语句，长由大约是穆王飨醴井伯时的陪侍大夫，也许还只是井的臣属，是以有此被夸奖之词（白川静，1967B：342—346）。《左传》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其末句正可解释蔑历的意义及其限于大夫阶层的情形。诸侯不称功伐，是以周代铜器铭文中没有蔑历诸侯的词句。铭文只记赏赐锡命，不记考核成绩，然典策与瑾圭的作用，正寓校课的意义。

第六节 结论

　　彝铭内容王臣受命职司的个例较多，诸侯受疆土人民的个案较少。惟本文列举诸例，已显然可见两种策命在形式上并无二致。如此，则封建诸侯，也是分派特定的职司（李志庭，1981）。若以西欧中古封建的契约关系来讨论西周分封的封建制度，二者有可以相比处，也有不须相比处。西周诸侯以典策与瑞玉代表相约的任务，以礼物与荣宠申明其责任。这自然已是约定的关系了，诸侯的子孙必须朝觐以再受命，正表示约定的关系仍是存在于王与诸侯个人之间。策命必称扬祖先功烈及双方祖先的关系，则又不外重申列代旧约了。西周分封，以姬姜为主，其中已有血亲与婚姻的韧带，休戚相关，其来有自。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臣属，并不是新发展的投靠与依附。反之，西欧中古历史，异族一波一波的侵入，旧人与新人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原无君臣血亲姻娅诸种纠葛。在无秩序中，澄清混沌，建立新秩序，主从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明白规定，也必须在神前立誓许愿，以保证彼此信守不渝。这点是西周历史与西欧历史相异之处，也因此导致两种封建制度各有其特殊的形式。

　　当然，西周的封建社会也有确立个人间主从关系的制度，是即委质为臣的约束。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有个人的承诺与约定，另一方面又有血族姻亲关系加强其固定性。二者用合，遂有表现于彝器铭文的礼仪，礼仪背后，终究还是策名委质的个人关系。上对下有礼，下对上尽忠。史官读命书，受命者受策。加之以赏赐，信之以瑞玉，正是为了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