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服饰与衣料
　　叙述服装，当由头上的首服开始。古代首服有冕、弁、冠、巾、帻多种。冕是王公诸侯的首服，而弁却是由天子至士的常礼之用。二者的差别，据《周礼》“夏官•弁师”，爵弁前后平，冕则首低一寸余，冕前面的旒，也因爵位高低而有多少。
　　冠是有身分的人共用的首服，小孩成年时即须行冠礼，表示他已能肩负成人的责任。《仪礼》“士冠礼”：“弃尔幼志，顺尔成德。”从此这个孩子是有名字的成年人了。平时冠的颜色是用玄黑色，有丧服则用缟素（《仪礼正义》：29/10）。冠的形制，尚少实物为参证。既须束发受冠，冠必高耸。所谓峨冠，即是高帽子，中间用发笄贯簪。传统丧礼中服御的麻冠，虽是礼经注疏家考证的结果，当仍与古制相近。但冠制总会因地方习尚与个人喜好而有不同的样式，西周的冠式，也未必处处时时完全相同。
　　一般人则御巾帻，据说是卑贱执事不冠的首服（尚秉和，1966：29）。然而庶人也未尝不能御冠，《礼记》“郊特牲”说到野夫蜡祭时，也是“黄衣黄冠”。野夫是农夫野老，也仍可衣冠行祭。
　　风日雨雪，但凭冠巾不足以御寒。古人有台笠，《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意谓以莎草制的笠帽，加在缁布的冠上。牧人长时在野，自然更须披蓑戴笠，《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正是写实的描述。妇女有的用笄簪处理头发，有的以飘带束在发端，有的以发尖梳合上指，如《诗经》“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绸直如发……彼君子女，卷发如虿……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发式变化，也不输于今日。
　　次说衣裳。古人上衣下裳，上衣右衽，由胸前围包肩部，由商代石刻人像到战国木俑，基本上并无大差别。裳的形制，似是以七幅布围绕下体，前三幅后四幅，两侧重叠相联，状如今日妇女的裙子，不过折裥在两旁，中央部分则方正平整。《仪礼》“丧服”：“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郑玄注云：“袧者，谓辟两侧，空中央也。祭服朝眼，辟积无数。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正是说明裳的制度。裳的下面是芾蔽膝。《诗经》“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据郑玄引汉制解释：“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其他服谓之韠，以韦为之。其制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带博二寸。胫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胫，自足至膝。”由此看来，邪幅是相当于今日军中的“绑腿”。同时，裙下有长长的遮蔽，于观瞻及保护两方面，均属有用。
　　金文中赏赐之物，很多衣物。衣，或称“玄衮衣”，当是绘有卷龙图物的命服。或称“戠衣”，戠即织的本字，当为以练丝织成的命服。或称“玄衣黹屯”，黹为如铜器上云雷纹的钩联纹，当是用这种纹饰缘边的赤黑色命服。或称冂衣，当是以苘麻织成的命服。市，《诗经》“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属于命服的一部分。金文铭辞中提到赐市时，有赤市、朱市、市、市、叔市等项。朱赤各如其意，指颜色，可能是染黄，也可能指有联环形的绣纹。可能指黑布，也未尝不可能是皮韦。叔，可能是“素”的音借（黄然伟，1978：170—172）。这后面三种市的本义，到底还难肯定。总之，不外以颜色或花纹来表示荣耀而已。
　　衣裳芾幅，究竟穿着不便，于是有深衣之制，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据《礼记》“深衣”篇的说明，这种衣服宽博而又合体，长度到足背，袖子宽舒足够覆盖肘部，腰部稍收缩，用长带束在中腰，在各种正式场合都很有用。
　　最后说到鞋子。古人鞋分屦舄两种。据《周礼》“天官•屦人”郑注，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则显然依双层底与单层底而有区别。金文所记赏赐礼物中，赤舄也是常见的项目。《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又“大雅•韩奕”：“王锡韩侯……玄衮赤舄”；都与金文铭辞所见相符（黄然伟，1978：172—173）。红色的靴，似乎须经特赐，则平日大致也有更平常的颜色了。最近河南柘域孟庄的商代遗址，出土了一片树皮纤维织的鞋底，其编制方法与今日草鞋相似（考古研究所等，1982：66）。这是考古发现的第一件织成鞋底。商代有之，西周也就可能有类似的行屦，供普通人日常使用。否则单凭那种双层底单层底的红鞋子，恐怕未必经得起长时的跋涉。
　　衣着的附件不少。西周最多的是佩带的玉件。金文铭辞有赐“黄”一项，也是命服的一部分。名称则有幽黄、匆黄、悤黄、朱黄之类。或谓黄即佩玉，与珩衡为一物。但也有人以为上述诸种“黄”的形词，均为颜色，遂以为黄不是佩玉本身，而是系玉的带子。如系系带，是各种可染之色，自较合理（郭沫若，1932：180；黄然伟，1978：172）。无论是佩玉，抑是系玉的带，西周贵族玉佩随身，则无可疑问。男子须佩剑搢笏，剑象威武，笏备录忘，汉以后成为朝服的一部分，但在古代则是日常衣饰的附件。据《礼记》“内则”，一个人随身携带的大小物件，还有佩中、小刀、佩刀、火石、火钻，男子的搢笏带笔，女子的针线包。虽然《礼记》“内则”专指子女事父母时的随身物品，平时大约也须有这些小工具在手头的。
　　衣服的材料，不外皮毛、麻、葛及丝织品。皮毛蔽体，在太古已然。西周金文中，近来出土的裘卫诸器即属于一个专制皮毛裘的家族。九年卫鼎铭文，提到的各式皮裘衣服及原料，有咬、貈裘、盠幎、羝皮、豵皮、业舄踊皮，豦幎、贲、鞃、羔裘、下皮……等等，以今日的语言说之，此中可有鹿皮、披肩、围裙、车幔、鞋桶子、虎皮罩、革绳、皮把手，以及老羊皮、羔羊皮、次等皮……等项。皮件用途之多，及种类之繁，也就可想而知了（周瑗，1976：45—46；杜正胜，1979：586）。用粗毛制成的毛褐，也是皮毛制品之一，可能以其粗短触人，显然只用来作工作服，《诗经》“豳风•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据郑笺，褐正是毛布，则褐是农夫常用的冬衣了。
　　丝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早在新石器时化，即有西阴村的家蚕蚕茧出土。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西周考古资料中，关于蚕丝及丝织的发现，过去曾有河南浚县辛村的玉蚕及若干留在铜尊口上的细绢纹痕（郭宝钧，1964：70）。最近则有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葬中的重要发现。这批遗物中的玉蚕数量较多，大小不一，最大的长约四公分，最小的不及一公分。丝织物的遗痕，或则贴附在铜器上，或则压在淤泥上（图版36），三层四层叠在一起。丝织方法大多是平织纹。但是有一块淤泥印痕是斜纹提花织物，是菱形图案（图版37）。刺绣印痕有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大约是刺绣后平涂的。绣法则是用辫子股绣的针法，先用单线勒轮廓，再在个别的部分加上双线。据原报告人说，线条舒卷自如，针脚均匀整齐，反映熟练的技巧（李也贞，1976：60）。西周的丝织及刺绣，继承了商代的发展成果。商代的墓葬，也颇有玉蚕。平纹织法和用提花装置的文绮，都已有相当的水平绣。刺绣品在商代也有发现，能作菱形纹和波纹，花纹的边缘则用绞拈的丝线（夏鼐，1972：14；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74—176）。
　　仅次于丝织品的是麻葛纤维的织物。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过苧麻织品的残片，是平纹组织，密度很密。西周的麻料，有陕西泾阳高家堡早期墓葬的麻布及河南浚县辛村墓葬木椁顶上的数片麻布（葛今，1972：7；郭宝钧，1964：64）。葛料是夏天的衣料。《诗经》“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滴�綌，服之无斁。”看来葛草纤维，由野生葛草采集。葛丝织物，精者为�担�粗者为綌。葛丝绵绵，是以诗人在“王风•葛藟”中比喻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亲思。“魏风•葛屦”是新娘送给新郎的礼物，可想也必是珍贵之物。除麻葛之外，还有一些植物纤维。《左传》成公九年引逸诗，“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菅蒯是茅草之属，据说菅宜于作绳索，蒯宜于作履，想来即是草履了。
　　综合的说，西周时代的衣着，上承商代传统，下接春秋战国的一般形制，须到战国的胡服及楚制，与中原服式相融合，中国的服装始有大改变。以衣服的原料而言，西周已能掌握中国衣料的大部分，有皮、毛、丝织、麻、葛各类。直到棉花纤维加入衣料之中，中国的衣服原料也不过这几类而已。
第五节 工艺与工业
　　先说青铜工业。西周的青铜文化是殷商青铜文化的延长。周克商以前，商人的青铜工业是当时的主流，克商以后，商人的技术工人由周人整批整批的接过来，其中有的工人赏给分封的姬姓诸侯，但是西周王室无疑的保留了不少，为生产王室需要的物件而工作（佐藤武敏，1977：20—25）。因此，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成品，宛　　
　　图55天工开物铸钟鼎图
　　然殷器，无论技术或作用，很难有明白可见的区别。西周铜器的铸造，仍沿用晚商已发展的方法，包括制模、翻范及浇铸三个步骤。通常以淘洗过的净泥做胚，塑造成形，在胚上刻划花纹，或以泥条贴附凸纹。第二步在胚外涂一层陶土，干燥后切割取下，再以各个部分拼成整件的外范。第三步则以坩埚熔化成合金的液体，灌铸入范。如果器型不大，可以整体浑铸。如果有一些零件，或则先铸好零件，贴在胚上制范；或则先铸好主体，再以零件的范贴在主体上铸合。此处用殷商晚期的范铸法和东周的范铸法示意（图55—60）（石璋如，1955；张万钟，1962：37—39）。两个例子，一在西周之前，一在西周之后；西周的铸铜技术与这二例的水平相侔。　　
　　图56单范铸件　　
　　图58 分部铸合之一（斝）　　
　　图59分部铸合之二(方鼎)
　　在洛阳北窑的西周铸造遗址，可能是西周宗室的铸造作坊，其年代大约始于西周初年；而至于穆王恭王以后，沿用的时间相当漫长，留下来的遗物也很多。可惜数以万计的陶范，大多破碎不堪，只有四五百片，可以作为考察的对象。这些陶范和炉的成分，都是由石英沙和粘土组成，颗粒细小均匀，显然经过仔细的粉碎、筛检的过程。陶范分外范内范和母范，而以外范最多。大型的器范，以一件鼎范为例，是由六片范合成一完整的铸型，每片都包括口腹足三部位，再粘合底范，即为整范。器耳部位留有凹槽，可知器耳是另铸，再镶嵌在范上，然后方浇铸为一体。另有一件卣范，则系四片外范合成。器形复杂的爵，可以多到十片范片合成。然而小型的器物，则只有一个范。发掘报告中，称这些范铸的方式为分铸法和分片合范法（图版38）。出土的熔铜炉壁残块，数以于计，炉径大致在一公尺左右，厚约三四公分。炉壁系以泥条盘筑制成。残块大多在内壁有“烧流”的铜粒及木炭。有一些炉壁下缘，发现有鼓风口。坩埚的残片，内壁呈锅底状，尚附上铜渣。据报告，熔炉温度高到1200—1250℃左右，当系经过鼓风始能到达如此高温。出土的骨制及铜制锥、凿、刮削之工具不少，大致用来修整陶范及雕刻花纹之用。遗址中有几座烧窑，自然系为了烧范。另有若干卜甲卜骨及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或身首异处或经过捆绑，据报告推测，可能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一类的仪礼（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整体的说，西周的铸铜过程，与其前（殷商）后（东周）互相连续。最近新闻报导，四川广汉出土了西周的大批青铜人像与动物像。其人像大如真人，十分写实。因未见考古报告，未能妄揣。如果断代无误，则西周铸铜工艺的水平，比目前所知为更高。但基本上，掌握了分范合铸及分铸坩接的原则，大型铸件也非难事。
　　在春秋战国时，青铜工业可能已掌握了脱蜡法，可以铸造极为精细的铜器。曾侯乙墓葬出土的盘尊，有非常精细的镂空浮雕，非用脱蜡法不能奏功。脱蜡法本身的发展，颇须时日，方能达到曾侯盘尊的水平。西周是否已有脱蜡法萌芽？至少至今在考古资料上，犹不可能做肯定的推论，大致西周的青铜铸造技术，还是以陶模浇铸为主（Li Xuequin，1980：63—64；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72；松丸道雄，1977：66—90）。
　　西周的青铜工业，最主要的中心自然在丰镐畿辅与洛邑成周。洛阳附近发现大规模铜器作坊的遗址，出土了石陶范。丰镐地区现已发现的若干作坊，规模都不算大，但已看出有分工的趋向。马王村的作坊，陶范都是礼器，而张家坡的作坊，则有不少铜泡的外范和填范，当是专铸车马器的工场。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数量越来越多，一些窖藏，动辄数十器、百余器，而大型墓葬遗址，在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礼器　　
　　图60 东周铸铜陶范分部及拼合示意
　　即达一百八十件，工具武器车马饰件，相加的总数，多到五千余件。数量的增加，是西周青铜工业的特色，动物写实，式样也多变化（图版39至40）。为了增加产量，西周的铸造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殷商及周初制范方法，是一模翻一范，在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西周铜器有甚为肖似的数器，即由于这种大量生产方式的出现，零件不再浑铸，改为焊接在器身上。这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9—170）。
　　除了王室铸器外，诸侯也可能有自己铸造铜器的作坊。松丸道雄仔细审察若干铭文的内容及器物上的位置，认为接受王室赐器的诸侯，往往翻铸同式的器皿，但是修改了铭文的内容（松丸道雄，1977）。青铜工业的扩散，无疑会产生各地有地方性发展的现象，在本书第七章中，若干边缘地区青铜工业的特色，当即是这一过程的后果。
　　数量上的增加，也可以意味着青铜成品的商品化。一方面，铜器的品质可能因量多而差了。西周铜器的早期，承继商器的传统，堪称为青铜时代的鼎盛期。中期以后，花纹渐趋简单，除了昭穆时期有顾凤纹，可算时代特色外，西周一代器形与花纹，都比不上商器的多姿多采，精美细密。商品化的另一方面，则是消费者的普遍化。到晚期时，裘卫的家族，原本社会地位并不高，可是以其富力已可以自铸铜器。西周晚期有长铭的铜器不少，也反映工作技术的进步。若干“契约”性质的铭文，铸刻在铜器上，也反映了铜器的铸造，不再限于仪礼的目的。世俗化与商品化，本是相关联的现象。散氏盘、裘卫鼎之类铭文，正是铜器作用扩大的表现。铜器商品化了，也就可能当作货品运售别处，辽宁喀左北洞出土的一件铜器，与四川彭山出土的一件铜器，形制酷肖，而地隔千里（Li Xuequin，1980：77；四川省博物馆等，1981）。此中缘故，因为出自同一作坊，分赐不同人物？还是因为当作礼品交换？还是由商贾贾贩两处？究竟哪一个原因最为可能，至今仍只能存疑。
　　再说制陶工业。西周的陶业，可由不少考古资料觇见其发展水平。以沣西张家坡的制陶工场为例，陶窑的规模不大，火膛挖在地面以下，有烟囱和窑底相连。窑内应有窑箄，置放陶胚。至于制胚过程，西周的技术发展方向，在早期采用轮模合制，进步到中期以后的快轮法，产品也趋于规格化。这一趋势正与青铜业经历的商品化的现象颇为吻合。西周早期，已出现原始瓷器及带釉陶（图版41、42）。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各地墓葬，普遍出现原始瓷。沣西张家坡遣址中出现的原始瓷片，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的釉。经过显微镜观察和X光透视以及化学和物理性的测定，据专家判断，这些原始带釉瓷的烧成温度已达摄氏一千二百度，硬度高，吸水性低，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瓷质和长江流域发现的青瓷，基本上很相似（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71—172；考古研究所，1962：附录二）。
　　骨器也是周人生活中重要的器用，小到装饰用的发笄，箭上的箭镞，大到耕田用的骨铲，几乎无不可用动物的骨角或蚌壳制成（图61、62、63，图版43、44）。最近发现的扶风云塘骨器作坊遗址，出土了两万多斤废骨料和蚌制品，无疑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工场。这些骨料大多带有锯削锉磨的加工痕迹。出土的铜刀铜锯铜钻，也正是治骨的工具。制造骨器的过程，第一步选取骨材，大致以新鲜骨为主。第二步是按适用的部位锯割，例如以肩胛骨截去肩臼作为制铲的材料。第三步削锉成形，第四步在砺石上打磨光滑。如果是细致的工业品，还须加上雕镂工作甚至镶嵌松绿石，以增加美观。由出土废料及半成品看，同类骨材的切割面很相似，可见经过分工后，由同一批工人操作，工作的过程大约也循一定规则达到相同的　　
　　1—4.骨笄（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遣址）（T41：3：7，H9：1，T4A④：8，H423：3）
　　5.蚌戈（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M1670：7）
　　6.骨梳（陕西长安马王村西周遗址）
　　7.雕花残骨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M28：12）
　　8.蚌刻饕餮（浚县辛村M1：113）
　　9.蚌饰复原图（沣西张家坡M466）
　　图61西周至东周初骨、蚌器　　
　　图63客省庄西周骨鱼镞　　
　　图65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M1727第3号车复原图
　　标准。张家坡的制骨工场，只生产镞及笄两种小型骨制品，云塘的产品也以骨笄占90％，反映了分工化及专业化的现象。云塘作坊的规模庞大，用料众多。据骨料来源估计，在21号灰坑出土八千多斤骨块，须用一千三百零六头牛，二十一匹马！由这一现象看来，周人牛只的供应相当丰富（周原考古队，1980：29—35）。
　　玉石雕刻（图版45—47），为饰物及礼仪用的兵器（如戈、斧、戚、刀）、礼器（如壁、圭、璋、琮、环、瑗），也有专门制造的作坊工场。有一处遗址即离上述骨器作坊不远。以凤雏、召陈两大型建筑遗址附近分布的作坊而言，有冶铜遗址，有制陶作坊遗址，有骨器作坊遗址及玉器作坊遗址。云塘骨器作坊座落在凤雏召陈两大遗址的中间，东西相距各一公里半。召陈遗址出土的镶嵌松绿石骨笄，与云塘生产的骨笄品类相同（周原考古队，1980：35）。这些手工业作坊工场，密迩宗庙宫室又有专业的分工。凡此现象说明了西周都邑内部贵族与百工的共生互倚，也证明了论周代官制的第七章中所述理百工，所指者即为管理这些各种各类的生产事业（佐藤武敏，1977：25—29）。
　　车的制造，是综合性的工业技术。《周礼》“考工记”：“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是以“考工记”中有车人、轮人、舆人、輈人，均说明车工的细节。“考工记”的记载，未必完全是西周制度，然也可由此说明车制的一般情形。车以曲輈架马，以直辕服牛，轮绠形成碟状的箄。乘车横轸，有较拭可以扶持。牛车直厢，以载重物。车轮木制，以火烤定型，务求其匀称。车身各部的相合，用闘榫、用革、用筋、用漆、用胶。车上的装饰，漆饰、皮包，甚至玉石镶嵌，还须有铜制的配件，轴须有铜軎、铜辖，及其他轴饰。衡端有铜矛，轭上有铜銮。驾车的马匹，也有铜制的颊饰、当卢、铜泡等，以革条穿系。络头、辔带、缰绳、鞭策，无不用皮革制作。因此，一车之制作，须动员木工、青铜工、革工、玉工诸项手工业。　　
　　图66张家坡第二号车马坑平面图
　　车马在西周，除了实用意义外，还有礼仪的意义。一个贵族能使用的车马数量及其装饰，都按等级而增减。一国一家能动员的兵车数字，反映的不仅是兵力强弱，也说明其掌握资源的大小。
　　考古资料中所见的周代乘车遗物有长安、宝鸡、洛阳、浚县、上村岭各处。不乏真车真马，如原形出土的例证（图版48—49）。这些车子的基本构造，与殷商车制无甚改变，大体上也与“考工记”所描述的构造相符，都是长方形的车厢，两轮之间相当宽。辀的曲度则相当有限，多为直木两前端上扬（图64、65、66）。以辐数而言，大致趋于增多。殷车十八辐，西周车由十一辐至廿二辐。洛阳东郊的西周车有廿二辐至廿四辐。到东周时，车辐更多了。春秋车可有廿五辐（许倬云，1976：522—532；郭宝钧、林寿晋，1954：115；林巳奈夫，1959）。
　　西周的水上交通工具，文献上只有一些零碎的记载，如《诗经》“邶风•谷风”：“方之舟之”之类。考古资料中更未见西周的舟船遗物。因此，本文也只能缺略这一段了。
第六节 岁时行事
　　日常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可论者则是岁时行事（节庆）及一生之中几件大事：出生、婚嫁、及丧葬。古代礼书中所载也大多与此相关。而《诗经》之中，也多的是在各种庆典时吟唱的歌谣。因此，这方面的材料，颇不为少，只是文字记载，大致属于社会上层生活，一般平民的生活资料，相对的就较为少见了。
　　时序的记载，现存最早的一批史料，当推《夏小正》，其中列举气象、动植物代表的物候、星辰的位置及凡此自然条件与人类农耕、蚕桑、狩猎、采集各项生产活动的关系。文句简短古拙。农史学家认为《夏小正》保存了春秋以前的观念及生活资料（夏纬瑛，1981）。以《夏小正》与《礼记》中的“月令”对比，前者代表了朴素简单的原型。《礼记》“月令”之中，颇多插入战国时代的资料；因此，“月令”中的岁时行事，不能作为西周生活的依据。《诗经》及铜器铭文中，则还不乏岁时行事的记载，可为参考。
　　古代文献资料中，“藉”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事，其来源可能甚早。《夏小正》中的藉，列在正月（夏纬瑛，1981），可算是农事之始。金文铭辞中，藉也见于令“王大藉农于諆田”及“令女乍土，官藉田”诸铭。令所述，大藉之后，更有射礼（白川静，1966A：811—817；1967C：814—816）。《国语》“周语”则有王室藉礼的详细说明，春初，“土气震发”，其实是土壤中的水分，因为解冻而因毛细管作用提升到上层，这是该开始耕土的时候了。在“立春”前九日，太史即当将时令报告农官稷，庶几周王及有关臣工，都及时筹备藉礼。立春前五日，“瞽”（盲目的乐师）感觉春风微动了，周王必须住入斋宫，君臣都斋戒三日。到了立春那天，先举行祭礼，然后在稷、膳夫及农正的赞襄，太史引导周王在“千亩”行藉礼。“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象征周王与公卿都亲自参与耕作。藉的收获，存储在专用的神仓，作为祭祀之用。藉礼之日，也举行飨礼，上下都共享酒食。“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藉礼荒废，虢文公谏诤，追叙了藉礼的仪式，而感慨藉礼之废，将导致“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诗经》“豳风•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记载的可能不仅是单纯下田工作，而也可能指涉初耕的仪礼。“七月”一诗中的收获礼，包括了收纳各种庄稼及酿酒狩猎各种活动，而最后则是“跻彼公堂”，农夫到领主的宫殿祝贺的典礼。前述令，藉田之时，也行射礼，则典礼之隆重可以想见。
　　《礼记》“郊特牲”，有称为大蜡的收获祭。十二月岁终，天子 合聚万物，大蜡所祭的人神，包括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及昆虫。先啬、司啬及农，均是农神；猫虎与昆虫，当是动物神，（猫虎食田鼠及野兽，为农作驱害；祭昆虫，祈其不为害）；而其他三神，均为农田附近的设备，（分别为表志、水沟及堤岸），则所祭为主司的神灵了。

狩猎也是季节性的仪礼。“豳风•七月”一诗：“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即是领主封邑里，上下都动员的集体活动。《春秋》中，大狩，大狩，史不绝书，均是将检阅与狩猎配合着举行的仪礼。在这种场合，不仅操练军队，检查武备，贵族们也藉此讨论国事，奖黜一国的高级官员（杨宽，1968：268—274）。金文卫盉铭文中记载周王有爯旂的大典，矩伯是周室大臣，必须到场，为了出席建旅的仪式，矩伯向裘卫家借贷以置办必需的装备（白川静，1978A：257—259）。王爯旂于丰，不知究为何种仪礼。旌旂为狩称所必用，建旅大典，可能是与狩猎活动有点关系。
　　岁时活动中，冬去春来，大地回苏。春天也当是青年男女寻觅配偶的时节。Marcel Granet遂以求偶活动解释《诗经》国风中“郑风”、“陈风”若干篇诗歌（Marcel Granet，1975：147—153）。例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又如“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国东门外的溱洧之滨，似乎正是士女云集笑语，互赠鲜花的地方。“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羽。”“陈风•东门之枌”：“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谷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东门宛丘，是陈国青年男女唱歌舞蹈的地方。大约到了黄昏时节，约会也就开始了，所以，“东门之杨”有“昏以为期，明星煌煌”的句子，而“东门之池”既可沤洗纺织的原料（如麻、纻、及营），也正是与“彼美淑姬”相晤唱和的地点。
　　甚至王室也有他们自己的春天，春分，已在春意正盛的季节。《礼记》“月令”中的高禖，即在二月进行，王与后在南郊祭祀玄鸟，——商人的祖先神。在这一个季节，合男女，奔者不禁；甚至牛马也是在此时交配。巫祝带着面具，祛除不祥，而乡饮礼则为社区的欢宴，尊敬长者，也在此时。杨宽以为“乡”字具备了飨宴及社区的意义，隐含社群共享飨宴，甚至统治者也以乡饮礼加强贵族的从属感，而乡饮也是确认群中等级的场合（杨宽，1975：280—309）。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形容飨礼：“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既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此中有乐、有舞、有射、有祭祀，显然是盛大的仪礼，属于贵族的。
　　小规模的聚会，可能只有炮幡的菜蔬及野物，而其借酒食欢聚的精神，则并无二致。“小雅•瓠叶”：“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中国人在今天仍主要利用饮宴联欢，可谓其来久矣。
第七节 人生仪礼
　　本节叙述的是出生、婚嫁、及丧礼。由于资料所限，大致是限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先说出生。在降生的时刻，男子己享有特殊的待遇。《诗经》“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古代生活条件不如今日，小孩的存活率颇低，因此孩子长大到青年时，其象征将要成年的冠礼，甚为重要。《仪礼》“士冠礼”及《礼记》“冠义”都是古代成年仪礼的好资料。照常规，冠礼应在二十岁时举行，但是有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提前举行冠礼。冠礼的全部过程，由筮卜吉日开始，既定了日期，冠者的父兄即须邀请来宾作为青年成人的见证。冠礼中，加冠三次，一次是爵弁，一次是皮弁，一次是玄端，分别是男子参加祭祀、视朔、及朝会的首服。三冠都由请来的贵宾为青年加冠，并加一番勉励及告诫。既冠之后，冠者见于兄弟，再入见母姊诸姑，然后挚见于君，成为君臣，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成为贵族社会的一个成员。有其宗庙朝会的位置，也有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成年的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冠礼时遂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周人的字，包括伯、仲、叔、季的长幼次序，而成年人的字，总有“甫”的称谓，如伯某甫，表示成年之后己可为人父了。在宗法制度下，长幼次序也是社会座标之一，有了伯仲叔季的字样，一个成年男子在社群关系的地位遂得定位（杨宽，1965：234—253）。
　　婚礼是另一重要的生命仪礼。以下的仪节，均据《仪礼》“士昬礼”。婚礼的第一步是订婚，由男子用雁纳采，表示一个家族向另一家族要求建立婚姻关系。纳采在先，问名在后，正可觇见家族的联姻较之两人间的结合更为重要，是以两家同意结姻之后，才顾及询问女子的私名。此后的纳吉、纳征与请期，不过是肯定婚姻的赠礼及确定结婚的日期。婚礼均在黄昏，由新郎至妇家亲迎。离家时，新妇的母亲对新妇有一番告诫与勉励。婚礼次日，新妇见舅姑，“庙见”则在称庙举行。新郎奉父命取妇时，父亲的醮辞是“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支子则称其宗，弟称其兄。凡此都可觇见，婚姻是为了结两姓之好，而不是为了两个个人的结合为伴侣。婚姻可说是为了延续宗嗣，将过去的祖先与未来的子孙，由当世的男女结合，而得以永远延续。
　　丧礼是极为复杂的仪礼。《仪礼》一书中，有一半的篇幅讨论与丧礼有关的各种仪节；因此，在本节也难以交代细节。根据“士丧礼”，人属纩时，必先有招魂复魄之举，由人持死者的衣服，登屋面，三次呼死者的名字。招魂无效之后，丧家方开始办丧事。此时亲人及同宗兄弟毕集，国君也使人来吊唁致襚。柩上有铭，书写死者的姓名，是为魂魄之所依。商祝（习商礼的祝，当是由商代即属专业的祝。）则以米及贝蒲实死者口中，然后为死者袭覆。夏祝（习夏礼的祝）将二鬲粥饭，放在西墙，作为未设铭以前，魂魄之凭依。此后小殓，为死者备衣物，大殓入棺，凡此过程都有哭诵，也都须献祭食物，如在生时。葬日则由族人宗亲聚集占卜。国君吊唁及宗族的集会，事实上也有立嗣，或承认已立嗣子地位的作用。丧服的等级，因亲疏远近而有严格的等级。因此，丧礼也是厘定社会关系的场合。葬礼的等级在前章封建关系一节中已有叙述。整个丧葬事实上表现社会关系的意义，大于个人的情感意义。丧葬一方面表现了纵的封建等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横的宗族联系。
　　宗庙之设，也为了同样的社会功能。宗庙并不仅是崇拜神明的地方。宗庙中的典礼及仪节，都是为了收同族之谊。同族同宗的兄弟，既然其亲族的关系由已死的祖先为同源，是以祖先与子孙的联系，也肯定了生者之间的亲戚情义。为此，周人在祭祀时必须有人担任祖先的替身，所谓“尸”，具体的参加人间祭礼。
　　《诗经》“小雅•楚茨”正可代表宗庙祭祀中神人交接，亲族联欢的景象：“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飨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祊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执爨蜡蜡，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殽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大小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于子孙孙，勿替引之。”这一首长诗中，第一章叙述收获已丰，可以为祭祀为酒食。第二章叙述牛羊牺牲，两章都为祭祀致福作准备。第三章，宾客与神保（由活人扮演祖先）饮食交欢。第四章，由工祝向祖先的替身致告，请求降福。第五章，皇尸退位，众人再叙燕私。第六章，祖先与众人都醉饱，祝祷祖先的福泽将永远不绝。在这一首诗中，祖灵十分具体的参加了人间的聚会，祖灵嗜好饮食，正如活人一样，而且也因为享受了好酒好饭，祖灵保证子孙们福泽不断。不仅“楚茨”如此，“凫鹥”一诗也歌咏“公尸”（祖灵的代表）来降燕飨饮食的情形，而“既醉”一诗，则叙述“公尸”在醉饱之后，宣告子孙，嘉奖祭祀得体，献祭的食物洁净而好，如此子孙将获得祖先的赐福。
　　周人的生命仪礼中，不论哪一种，事实上都由族群成员共同参加，其重要性也是群体的。一个男性贵族的出生，是为了延续祖先的子嗣，婚姻是为了结两姓之好，也为了延续宗嗣。死亡，是在祖先与生者之间的过渡。死者的灵魂，必须长有依凭；暂时的依凭，竟可栖息在粥饭之上，而长久的依凭，则是以姓名为代表的铭及主。祖灵在祭祀时，不是象征性的存在，却是具体的由子孙中某人扮演。生人与死者，都可在饮宴时共同享受丰收，祖灵醉饱，更可庇佑子孙永远享有同样的福扯。燕飨遂具有连系过去与现在，人间与灵界的作用；当然，参加燕飨的宗亲，也为此而有强烈的认同。
第八节 结论
　　综合本章所说的物质生活，由于资料本身的偏倚，不免详于社会上层，而略于下层。整个说来，不论衣食居住或器用，大致在上层的精致生活方面，西周的水平较之殷商有不少进步。而在贫户乎民的生活方面，大约比前代也未有很大的改变。上层生活，物质生活的实质意义之外，礼仪层级化的社会意义，也增加了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及由此衍生的分化。生产器用的手工业专业化，及生产数量的增加，二者都反映四周生产能力的提高。西周末叶，无疑因为生产能力的提高，使生活的层级差异相对的减少了。下级贵族也可以“僭越”的享用以前只保留给上层人物的东西。专业手工业者本是贵族豢养的百工，但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的数量多了，生产物件渐有商品化的趋向，最终将减弱贵族对百工的垄断。——那一变化，将在春秋战国时代完成，但也可说在西周已肇其端倪了。
　　西周的岁时行事及人生仪礼，大致可由《诗经》及礼书见其梗概。同样由于资料本身的偏倚，也不免只反映了社会上层男性人员的生活。基本上，周人的生活仪礼，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群体性远超过个人的情感。西周的仪礼，大致继续见于春秋。宗族的社会组织，长期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