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语言符号、媒介、主体性；二，互联网主体的全新建构——主体的主动媒介化（网络化）；三，互联网话语形态分析；四，半机械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

［关键词］网络；聊天；主体性；话语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1)。在任何一个时代，探索主体的本质都是思想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纵观这条发展线索，我们发现，对主体的认识是同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古代，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有限，因此他们相信有一个终极的力量支配着世界，柏拉图认为这种力量是“理念”，世界万物都是这个理念的复制品和反映，人类主体自然也不例外。“个别的人有生有死，而人的原型或人类（理念）却永远存在”(2)。此时，思想家们认为主体等于本体；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科学的手段认识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样就意识到了主体自身的理性。主体不再是由神秘力量决定的自在的产物，而是理性的，能动的。笛卡儿就认为，主体是站在客体以外的一个位置上，通过思维获得对客体世界的知识，即真理。所谓“凡是清晰明确被人认知的，都是真的。”(3)因此这一时期对主体认知的核心问题是“认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近一步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语言，语言往往决定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笛卡儿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通过一种中介即语言符号来运行的，卡西尔就此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进入当代社会以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又发现，语言符号体系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那样“主体死亡”，语言能够以“从能指到能指”的方式进行游戏，而主体是漂浮在这些能指上而失去了自我。

总而言之，对主体性的考察具有深远的社会背景，而且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对主体认知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代信息社会也不例外。本文选取互联网的角度对网络聊天者的主体性进行剖析，力图描画出在这种新的媒介环境下，主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语言符号、媒介、主体性

当代社会背景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媒介的大规模发展和信息的日益扩张，这直接导致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即通过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哲学问题，从而否定了关于思维、精神和观念的近代哲学范式。研究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语言正在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支配性力量，同时也成为人类主体的支配力量。因此语言具有某种本体论的地位。人类主体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在此受到空前冲击，甚至出现了“主体的消失”，存在的只有语言。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对我们了解网络聊天主体的特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首先来看看语言对主体的构型作用。结构主义语言观认为，一切符号代码都是任意约定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思想和情感的“自然的表达”。比如“同一种动物，中国人说‘鸡’，英美人说‘chicken’，这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说”。(4)换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这样以为，人是通过“鸡”和“chicken”这类语言符号认识鸡这种动物，与人的认识主体的思想和情感无关。“我们给世界下概念的方法最终依赖我们所讲的语言，……，意义是不能用超越语言的事实来解释的。”(5)我们通过认识语言来认识我们周遭的社会，所以，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有什么样的人的思维。所以当代社会中主体的构型离不开语言的塑造。

那么，主体是不是总是通过语言的塑造逐步成长并完善起来的呢？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大师拉康对儿童成长的心理分析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童年时期经历了镜像阶段，比如说当儿童能直立起来之后，发现镜子里有另外一个自己，而且自己通过举手投足可以控制镜中的自我，这给儿童带来了极大的快感。因此儿童只能通过镜中的自我来认识自己。这是一个被拉康称之为“自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当儿童具备了语言以及和他人交流的能力以后，他即进入了所谓的“象征界”，即语言和社会文化的领域。和通过镜子认识自我一样，在这个阶段，儿童通过“象征界”来认识自我，最终完成“自居”这一主体建构的过程，只不过到了这个阶段后，“以镜中自我自居”发展成“以理想自居”。拉康在就此区分了“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概念，所谓“理想自我”，就是你通过和“象征界”的交流而无意识表现出的形象，“自我理想”是一个符号点，一个观察自己的点。拉康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当您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的时候，你会设想自己是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比如说一个你所崇拜的赛车手；另一方面你会设想有一双眼光（自我理想）在看你，这种眼光是你所期待的，比如是一个漂亮女孩的崇拜和欣赏。”

“为了欣赏和崇拜而把自己想象成赛车手”的思维过程即“以理想自居”(6)，就是一个主体形成过程，这种自居的根据来自社会中的语言符号（象征界）。也就是说，我们是根据语言来进行理想自我确定，即我要为谁当一个什么样的我。比如，我根据别人对我的评价来确定我在社会中的地位，像父母评价我很聪明，就会以这样的评价来确定聪明的概念和什么是一个聪明的人的概念；同时我还会根据媒介上的相关报道来认识一些主体性的要素。比如，通过英雄人物的事迹来确定勇敢的概念，以此反观自己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要不要做一个勇敢的人。语言的意义将构成主体性中的重要元素。

这种“自居”作用在信息膨胀的当代社会尤甚。语言符号成为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间隔和中介。“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不再直接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7)我们是在与符号体系交流的过程中参照符号体系与我的关系而将自我的主体逐渐明晰。这样，在当代社会中，掌握主流话语发布权的各种媒介就容易形成控制主体的霸权。批判学派对当代大众传播媒介在这方面的霸权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的异化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方式。媒介的信息的大规模复制和传播促成了当代人的千篇一律性，即出现所谓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路易·阿尔杜塞揭示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作用，所谓“意识形态召唤个人成为主体”，“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我们对自我的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 (8)。而意识形态却是“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9)，而这与大众传媒无论如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人们是否情愿，当代人的主体性受到信息、媒介的支配是个不争的事实。互联网世界依然要遵循这一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上网的目的是多元的，比如看新闻、进行电子商务，还有玩游戏等等，但利用网络进入一个崭新的环境和其他人交流（以网络聊天为代表）却是大多数人上网的重要目的，“我可以证明，我和其他数千万网虫都知道我要寻找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信息，而是立即就能进入另外一大批人正在形成的交往关系，这种发现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10)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最能体现网络主体的个性。换而言之，主体在互联网聊天室中的“自居”过程将形成典型的网络主体。

二、互联网主体的重新建构——主体的主动媒介化（网络化）

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不同，互联网信息及其媒介逻辑对人的主体影响和塑造是双向互动的。我们知道，传统大众传媒对人的影响是单向的。比如电视，电视用图像、声音、画面等组成了一个相异于客观现实世界的虚拟环境。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对这种信息环境的接受完全是单向的，而且是被动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当人进入电视收视状态20分钟以后，脑电波成为π波，这种波形通常是人们在闭上眼睛处于平静状态下的脑电波；而人在正常清醒状态脑电波为ρ波，两种脑电波的频率相差6～12周。这表明，“大多数人在看电视的时候，大脑所处的状态仅仅相当于闭目养神，毫无积极性可言”。(11)

而互联网并不是这样，对互联网信息的接受，人们是主动的，双向的。人们心甘情愿地被互联网媒介化，这种主动性表现在：

1.如果要进入互联网，必须主动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和互联网知识，这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接受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的信息所不需要的。如果说，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是懒惰的、被动的，那么我们在接触互联网信息时的思维就是积极的、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体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媒介化。为了更顺利地在网络世界遨游，网络主体还会不断从技术和技巧两方面强化自身的网络素养，如不断使用新的软件加快链接速度和提高搜索效率，不断增强打字速度以抢先说话和更多地说话在聊天室中建立自身的地位。总之，网络主体越明晰，受网络技术逻辑的影响就越深刻。

2.相对于物理现实世界和传统大众传媒的要么是模拟与要么是仿像(12)的关系，互联网的信息环境和物理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并列的。对于个人主体来说，传统大众传媒和现实的关系要么是模拟的，比如现实发生了一件事情，电视台用客观报道的形式将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报道出来，那么，电视新闻报道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要么是仿像的，比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吃火锅能有被真正的烈焰灼烧的感觉，但是电视广告为了突出某品牌火锅调料的辛辣，创意表现了一个人吃了火锅后享受了在烈火中被焚烧的刺激，电视在这里生造了一个客观世界完全没有的情境，观众必须通过联想方能理解。互联网则不一样，尽管模拟和仿像在互联网中也有体现，比如网络新闻、网络广告等等。但更多的，互联网形成了另一个完整的客观世界。比如网络聊天室中，所有的交流都是主体真正参与的，这种聊天带来的尊重、兴奋等感觉也是真实可感的，是完全不需要联想的，因此这不是仿像；另一方面，这种聊天以及聊天带来的感觉是主体在网络以外的世界根本寻觅不到的，因此也根本不存在模拟与被模拟的关系。对于网络主体来说，它就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电视和互联网在这方面的区别。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将现实世界和电视世界完全区别开来，电视和人之间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换而言之，观众会将电视信息当成辅助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比如，一位城市普通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大都市外企白领的电视剧，他认为这种生活很好。那么，电视在这里能给予他两种心理冲击，一是心理宣泄，即这位观众虽然当不了白领，但是他可以通过电视进行相关情况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寄托自己的情绪，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满足。这种看电视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白日梦”。通过想象和联想，暂时忘却现实，进行一种理想化的心理体验（只有在一些特殊的主体身上，白日梦和现实生活往往会合二为一，比如心智未发育成熟的孩子和一些精神病患者会直接模仿电视中的虚拟的人和事从事现实生活。）；二是给予这位观众以现实冲动的刺激。他可能会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刺激而产生一种改变现实的激励，他会将剧中主人公当成偶像和人生目标而进行现实生活的改变。对于前者，观众所经历的是一种纯虚幻的想象，但心理获得了实在的满足；对于后者，观众是将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务实，以完成自己的理想。总而言之，电视信息和观众的现实生活会很容易地统一起来。但在互联网上，主体的体验和现实生活往往是无关的。比如同样是一位观众，他想体验当白领的感觉，那么他只要在聊天室中给自己构建一个白领身份，取一个白领意味很浓的名字，与其他聊天者进行相关的对话。那么，尽管他在现实中没有白领的收入、社会地位，但是他依然可以在这种虚拟社区中领略当白领的感觉。这种感觉一方面不是通过主观联想和想象的幻觉，它是得到了其他社区成员的接受认同，同时与现实生活关系也不大，在现实生活中他依然是过去的身份和原有的主体体验。关于这方面，网络当中的虚拟性别（男性注册女性的身份和姓名与女人注册男性的身份和姓名）是最极端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互联网当中语言就是身份。在这样一种虚拟的情境中，我们抛弃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认身份的通常方法，比如核查证件、观察他的相貌举止、穿着打扮、向其他人咨询相关情况等等，而是通过语言想象来确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主体。互联网中的语言文字结构了网络主体的要素和性质。所以，互联网话语成为理解网络主体的一把钥匙。

三、互联网话语形态分析

互联网上传播的主流符号是文字，文字传播又被称为是“意符的再现”（用文字将观念、意识再现出来）(13)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是印刷媒介的产物，它和主体的稳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方面是印刷媒介自律性的要求，简单地说，观念和思想一旦诉诸文字，作者作为信息制作者的身份就得到了确定。所以在电子媒介诞生之前的印刷媒介时代，我们无论是阅读书籍、看信、还是接触公文批示，文本的制作者是明确的；另一方面是由少对多、由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由于大众传播群体化传播的特征，印刷媒介的文本制造者和传播者必然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在传播／接受的二元格局中具有“元叙事”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具备“逻各斯”的中心地位。但网络传播的主体却在命名之时就是假的、虚拟的。在进行假名字和新身份（网络身份）确定的时候，人们往往更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雅克·拉康语）。按照拉康的观点，在主体塑造的过程中，语言最初的承诺和主体最终的到达之间有一道鸿沟，这加剧了人类主体的“不满足”的体验。例如，一个男孩通过词语“勇敢”了解了这一概念在男性身上表现出的魅力，但是等到他长大之后，他发现自己天性懦弱，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勇敢”这一词汇所蕴涵的境界。这时，他对自我主体就会产生一种“不满足”。此刻，主体就有塑造一个“勇敢”的“理想自我”的冲动。(14)互联网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是满足“本我”需求的有效途径。

在现实中如果要作一个勇敢的人必须有勇敢的作为，主体认同自我勇敢也需要自我具有勇敢者的心态。在网络中这一切都不需要，主体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使用语言。在这里，内外两种语言会不断强化主体的意识。从对内的角度来看，主体必须在网络上写出一系列能表现勇敢的语言，以确定自己勇敢者的身份，这样才能不断用语言将自己自居为一个勇敢者；从对外的角度看，聊天对象的回应则更可以强化主体勇敢者的意识。也就是说，当别人都把你当成一个勇敢者的时候，自我是勇敢者的意识就更明确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主体的塑造有着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的色彩，即语言结构网络主体的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逐步变动的状态。通常情况是，一个人进入聊天室先注册一个勇敢者的名字，然后和聊天室中其他人开始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一方面主体自己不断强化自己是一位勇敢者的意识，考虑着用勇敢者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会留心着别人（聊天对象）对自己话语的反映和评价，这样经过内外两方面的强化，主体对自己新身份的意识逐步加强，互联网上这一勇敢者符号会在这一聊天的语境中慢慢稳定下来。相反，如果主体一开始仅以勇敢者自居却得不到别人的回应，这样，他对自己的新身份反而会逐渐失去信心，最终退出聊天室或者重新换一个身份。那么，一次“理想自我”主体塑造的过程就会失败。雅克·德里达称这种符号意义确定的过程为“延异”，“延”是延搁的意思，“异”是差异的意思。(15)简单地说，当一个符号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如一个聊天者在网上注册了一个名字开始聊天），它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只有它被放置到一个话语体系（一个聊天室）中，并且与话语体系的关系得到确立以后，它自身的意义才会最终确立起来（“延”），而这种经过延搁而产生的符号意义和符号刚刚被制造出来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异”）。符号“只有当它被放置在某种话语中并被放在某个上下文背景中来解读时，从能指到能指的无止尽的游戏才会结束”(16)。所谓“从能指到能指”就是刚才所说到的，主体自我勇敢者的意识和别人对你自居为勇敢者的评价对“勇敢者”这一网络主体的塑造过程，此时，“勇敢者”的含义是不断变更的。

所以，主体在虚拟空间中的交流因为有了全新的身份而有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身份的虚假和周围环境的变动，使得参与者摆脱了物理环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必须遵循的义务包袱。由于语言文字缺乏可视性的证实特征，在文字的面具后面，参与者交流起来往往会更多地涉及在真实环境中比较忌讳的话题，而且参与者们表达起来也没有什么抑制感。这对现实生活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这种补充来自互联网空间的“似真性”，“他们在彼此交流的时候，好像身处一个共同的物理空间，而且这一空间似乎被身体居住并能够被笛卡尔式视点所图绘”(17)。也就是说，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是参与者还是宁愿将它看成真实的，这种真实同时伴随着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是一个理想化的空间。所以，网络主体的塑造是主体本身不断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它是对现实生活中主体不完备的一种补充。正如杰姆逊所说的那样，人“一切欲望和激情下面，总有着改变世界的欲望”(18)，这和自我价值最终实现的欲望实际上是同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终极目标永远指向马斯洛的金字塔的最高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实现是自我认同的一种感觉，是可以脱离物质世界的。所以，互联网是给了人们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现实中是不多见的。

许多网络参与者都有将网络的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统一起来的冲动，比如网友见面，力图将网恋发展成现实中的恋爱，利用聊天室和电子公告牌发泄对某人或某事的不满以达到在现实中达不到的目的等等。但这些冲动和努力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现实的失败和互联网世界中的成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样反而促使他们会更迷恋网络中虚拟价值的实现，从而回避现实世界。这更强化了网络主体的特性。

四、半机械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互联网主体的本质，我们引入“界面”这一探讨当代社会中人与机器层叠的重要概念。界面，“是一种膜（membrane），使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连接”(19)。那么，互联网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又译为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中的物理空间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界面，这种界面的表现形态是某种操作系统或者是网页设置，比如众所周知，WINDOWS系统比DOS系统的界面要人性化得多。互联网界面这边是现实生活的物理空间，而那一边是数字化的网络空间，这样，界面就成为人与机器的分野。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界面有越来越人性化的趋势。这一方面表现在界面设计越来越方便，始终追求对人的吸引力，显得让人迷恋，愿意主动和它打交道。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以语言的形式出现在界面上直接构成网络界面的一部分，这使得互联网这种本来属于机器的东西因为人的加入而愈来愈具有人的性质。但是，人越是迷恋网络，就越是会被网络的逻辑所左右，界面无论怎样吸引人，它永远是机器的一部分，互联网的逻辑就是：“让技术更吸引人类，……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cyborg），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20)。在一些网瘾患者身上，这种“半机械人”的性质显得十分明显。他们熟悉网络传播的方法和模式，更主要的，他们熟悉并习惯了在网络上进行人际交往和获得心理满足，而不愿意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生活。“过去我对家庭非常投入，现在我为因特网而活着，……，我把大量的脏衣服藏起来，尽可能快的将饭做好……可以继续上网……网上情人？遇到过一些……甚至计划与某人一起度假……家中每个人都担心死了……我丈夫想把电脑扔出窗外……”(21)。这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对上网的真心告白，在她那里，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严重冲突。在这位母亲的主体构成中，机器逻辑已经压倒了生活逻辑。

因此，“异化”这个概念在互联网主体性研究过程中依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如果说，马克思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主体个性的摧残，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主体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塑造，那么，互联网对主体的异化力量就是一种虚拟的生活方式，它使主体沉湎于一种互联网符号的世界中，让机械的逻辑侵入人的主体，这便是网络聊天者主体的过程和特性。

注释：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页；

(2)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版，第66页；

(3) 同上，第310页；

(4) 参见周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360页；

(5) 同上，第102页。

(6) 以上关于拉康的思想参见Darian Leader and Judy Groves，《拉康》，张君厚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1月

(7) 同注1，第33页

(8) 罗钢 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2页；

(9) 同上；

(10) 莱恩格尔德《全球网络：电脑与国际交流》，转引自《第二媒介时代》，马克·波斯特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45页；

(11) 苗棣、范钟离《电视文化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95页；

(12) “仿像”是波德里拉提出的一个后现代概念，是指用符号人为地制造一种模型，这种模型和现实是无关的，即所谓的“超现实”。参见4，第7章第2节相关论述。

(13)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13页；

(14) 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四章雅克·拉康关于“荡来荡去”（fort-da）阶段的论述；

(15) 雅克·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转引自《后现代的哲学话语》，汪民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67页；

(16) 同上，第122页；

(17) 同12，第48页；

(18)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23页；

(19) 同7，第24页；

(20) 同上，第52页；

(21) 金伯利·S·扬《网虫综合症――网瘾的症状与康复策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9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