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有企业家精神。自古以来我们生活在东亚季风区，自然条件不好，灾变多，在几千年的历史竞争中，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形成一种精神：靠自己的力量拼搏、重视后代、勤俭积累、讲究发财致富、敢于冒险。这已是一种准企业家精神，外国人都承认这一点。美国的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一谈到中国的改革都说，“中国跟俄罗斯的最大区别就是你们的家庭，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现在经济上的成功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善经营，不只是在中国大陆成功，在世界各地都是成功的。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主要是靠华人的努力，华人的企业家精神使这些地方的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

过去中国大陆领先世界几千年，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不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滞的缘故。而欧洲由于其制度的不断演进，尤其是《拿破仑法典》颁布以后，坚决保护个人的产权，市场交易等使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还很欠缺，宪法还未对私人财产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他制度建设更未跟上。因此要使中国的企业家有发展空间，首先是修改宪法，加上保护非国有经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权益的内容，同时要有详细的配套措施，形成一种自动实施机制。私人财产权的明晰与保护，是社会上绝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这些法律有了自动实施、自我完善的动力，在这样营造的法律氛围中，企业家才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

2.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常埋怨，他们的活动舞台太小，无法与国有经济相比。现在的很多领域都没有放开，这不但影响了发展，也直接影响了改革。城市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有后顾之忧。大家都觉得改革深化以后，住房要交钱，医疗要交钱，子女教育也要交钱，于是大家都不花钱，内需不足，反而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 “投鼠忌器”，难有作为。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进行全面改革，真正放开管制，非国有经济进入后，会使这些方面的供给充分起来，价格就会低落下来，人们就不会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就是这些方面被国有的一些部门、一些产业所垄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预期，影响了现在的改革与发展。

一旦放开了这些领域，非国有经济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真正赚钱的很多东西都在这些方面，而那些已经放开的领域往往容易产生过度竞争，消耗非国有经济的力量以至于企业家难以发展。

3.历史上中国总是兵荒马乱，那时的企业家、有钱的人都要雇保镖，建庄园，修宅子，保护他的生活，保护他的事业，形成一种微观的环境。现在的企业家也是受骚扰不断。怎么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是所有企业家都很关心的大问题。工作环境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要减轻税费、禁止摊派集资、不搞达标评比等，为企业家支起“塑料大棚”、“保护伞”。在生活环境方面，企业家也应该有自己的住宅区，富人的住宅区，世界各国全有。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分开居住是非常合理的。在国外人们不像我们见面就问，你是不是处级、局级，以此来判断一个人。国外的人是问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住的地方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对社会的贡献。这样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回报。这种富人区的形成也有利于我们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上档次。我们的优质化的无公害的农副产品为什么只能输出到国外去，国内不行呢?国内那些有钱人都散落到居民楼里头，装修的时候，里头装得挺好，外面那门不敢装，于是形不成对这些产品的成规模的需求。企业家、富人在消费上不敢露富，露富了就会惹来“红眼病 ”，我们的产业结构怎么升级!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的上升都与消费结构变动有关，而这又是由富人带动的，接着是中等收入的人，然后是低收入的人。

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分化。要真正形成这样的社会阶层，就应该创造便于其生存、发展的生活环境。越南首都河内的风景区西湖边上已形成了富人区，所以那里的很多老板有了钱以后，不像中国人时兴买绿卡，把钱转移到国外，送子女出国，时刻准备撤，人家是踏踏实实地在国内创业，发展。

4.要使中国的企业家有生长空间，还应培育企业家市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及政府机构改革，大型国有企业逐渐脱离出来，离开了政府，进入市场。那么对于企业的领导人怎么办?

现在的改革设想是建立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市场，像足球界的教练员市场一样，能者上岗，庸者“下课”。但是这个市场如果不跟民营企业家市场接通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而是一种变相的干部储备。只有民营企业家真正进去了，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展开竞争，这样的市场才是统一的、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市场，其中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出现，国有企业才有希望。

5.除此，还应支持企业家自己的组织。笔者曾到湖南怀化考察，移居到那里的民营企业家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他们大多数是邵阳市的商人，这个组织却叫做保庆府同乡会。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旦叫邵阳市的企业家联谊会或什么协会，市领导就会来挂名，许多部门趁此也会来弄钱。这个名字带有半封建、半封闭色彩的组织，看起来好笑，但是实际运作起来非常管用，没有官员参与。就是这个组织也是企业家跟政府谈判的结果。这是能够对政府制约的企业家组织。有一次有个企业家到歌厅去，被抓了，同乡会跟有关部门谈，那部门就是不放人，这时同乡会发话了：“再不放人，明天罢市!”政府一听就急了，命令那部门马上放人。这个企业家组织看好一片地方，要求政府给他们开发权，拿到开发权以后他们招商引资，很快一个市场就搞起来了，怀化城区也随之扩大了。他们叫做“前年一座山、去年一个坪(变成平地了)，今年是一个市场，明年是一个城市”由此可知，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有道理的。城市就应是企业家的乐园。城市是企业家创造的，这里是企业家居住的地方，由于企业家居住才引来了第三产业，方方面面的社会分工发展起来，很多的“寄生”经济，还有其他相关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我们现在提倡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城由“市”化。如果离开了市场，离开了企业家的活动，那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而是行政中心，注定要在市场经济中衰落。所以说企业家组织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非常重要。这个组织也一定要由企业家自己来组织。怀化的保庆府同乡会，其发起人是监事，监事是终身制，从而维护了这个企业家组织的稳定性；董事是随便选，谁有钱谁当大的，这就从人与财两方面保证了它的运作。其宗旨非常简单，就是给成员以希望。企业家希望什么，组织就创造什么条件。第一步他们给企业家争取权益，第二步搞开发，他们现在琢磨的是给企业家的子女办学校，还准备办医院，所以企业家们非常拥护、支持他们自己的组织。湖南其他的城市都不景气，恰恰在怀化这里非常景气，各方面发展蓬蓬勃勃，究其原因，就是有一大批企业家在活动，而且是有组织地活动。

6.生长空间还需要制度创新。首先是金融体制的创新。金融体制的改革停留在原来的所有制框架下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须发育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制。一涉及金融改革人们总是把它跟政府捆在一起，设计各种政府指挥下的金融机构、运行机制与体制。实际上真正的金融是金融资本，是金融企业家。只有产生了金融资本，有了金融企业家，国家的金融才能良性发展，才能有机地和产业资本相结合。只有金融企业家与产业企业家相结合，非国有经济才能有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对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很少提到，而且对其初级形态：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民间钱庄抱有很多的偏见，认为会产生许多混乱与罪恶。

实际上，古今中外，从国有的、民营的金融体系的发展总有那么一个从乱到有序的过程。如果是真正的民营了，金融企业家吸收资金后，就千方百计地想放出去，它就会有利益和风险的对称。在国有银行中，你是找不到这种对称的，因此也找不到真正的企业家。光靠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对信贷员“管卡压”，是解决不了资金使用效率问题的。没有企业家的银行，不是乱放款，就是不放款，惜贷，现在的国有银行的行为就是例证。而没有民营的金融机构与民营的产业资本的结合，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制约。资本市场也是这样的问题。现在企业上市筹资的机会十分不平等，若公平合理，让民营的好企业上市，那么股市就会有出人意料的改观。另外就是放开地方证券市场。前些年，地方的一些二级市场如淄博市场，都是不错的，但是现在都关掉了。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它的股票市场是三级，有全国市场、地方市场，还有柜台交易。在不同级别的市场中风险是不一样的，这样各类企业家才能够各得其所，自由地筹资。民营的中小企业要想发展，没有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没有几级资本市场的衔接，是不可能有很畅通的融资渠道的。

其次是科技体制的创新。现在很多的稀缺资源，也就是民营企业家掌握不到的一些资源，如文化资源、科技资源等，都在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里面。要激活这些资源，为非国有经济发展服务，科教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这些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简单地企业化，这只会把它们又变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现在改革了二十年的国有企业都没改好，这些刚下海的新成员又会有多好的结局?

科教事业单位改革的要害也是要建立多种所有制，要民营化。不民营化，不建立在明晰产权的约束下，教师对学生的高度负责的基础上，不建立在科技人员对科技成果高度负责的基础上，是不会有科教兴国的。俄罗斯搞了70 年计划经济，最后垮了，很大程度上就垮在它的科教体制。国家出资建立了众多的科研与教育机构，维系着庞大的科教事业，每个家庭都有普希金诗集，每个人都能看报纸，但这只是重复，只是继承，在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科教单位没有创新的机制，更不可能去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才能。谁也不创新，一个民族就僵化了，落后了。我们现在的体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7.土地制度和房产制度创新。这个问题在农村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农村中的能人大户，如果要想发，就必须有土地的流转与兼并，形成庄园经济，这才愿意吸收技术，才能够示范带动农户，城市里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搞不好地产、房产，那么中国的这些十分稀缺的资源的利用就会非常差，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也碰到很多的禁区。

8.行政及政治体制创新。它的要害还不在裁多少个机构，多少人，关键是转变职能，大幅度地综合及压缩行政职能，减少审批权限，政事企分开，而且要把权力中心提供的所谓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一大部分都市场化。这些不是不能市场化。现在很多领导就是借着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之机，凌驾于百姓之上，向老百姓收税费，建立许多机构，养了很多闲人，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市场化。例如湖南贫困地区的龙山县，那里扫大街原来是环卫局的职工，花费多，效果差。现在这个县城把城市清扫权招标拍卖，哪个公司投标低，扫得好，就由哪个公司来扫，结果扫得比原来干净多了，而且还节省了政府大量的开支，过节过年也不用去看望环卫职工了。地方像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也包括教育。我认为，不但高等教育，甚至连义务教育里的一部分也完全可以市场化。过去湖南的民间教育非常发达，完全是民营，农民自己聘请老师，交的钱不比现在交得多，但老师教得可比现在好。农民为什么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老师，甚至让他打手心，那时的老师负责任，讲求教育质量，那时上四年学真管用啊!现在的农村孩子上四年学，回来什么都不会，如果没有看电视，过几天连字儿都忘了。所以我这说这个方面也应该转变观念。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民主化。如果没有民主化，那么行政机关是不会真正改变作风，提高服务质量，也不会真正减少腐败。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关若想真正转变，让老百姓满意，必须来自百姓，面对百姓，必须有政治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