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效率。改革以来，随着各项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给国有企业自身运行机制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国有、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平分天下的局面，对国有企业以及我国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到底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与非国有经济成分相比，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这些问题值得分析。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Ｌα　 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
㏑Y=α β1㏑L β2㏑K β3(㏑L)(㏑L) β4(㏑K)(㏑K) β5(㏑K)(㏑L) 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 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业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应称为内部效应；（二）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外部效应。
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可见，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
那么，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效应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业中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业中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应说明，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应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业内其它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全面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业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业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业对整个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刘小玄、郑京海，1998：《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第1期。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第6期。
华民，1994：《世界主要国家国有企业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
曼斯费尔德，1999：《微观经济学》（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梁小民，1997：《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