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歌手唱了一支很风靡的歌，歌手的名字和歌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有一句作为主题的歌词我却记得真：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一听，摇头如拨浪鼓，连呼废话废话，弱智弱智。何以故？因为这句“只要……将（就）”不构成条件关系，因果关系，而是同意重复。前提和结论，因与果在内涵上是一致的，甚至前提（或因）在内涵上比结论（或果）还要丰富。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倒过来说：
　　 只要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
　　 人人都会献出一点爱
　 细心辨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世界变成了美好的人间，并不能保证人人都会献出一点爱。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作为前提与条件（或因）的内涵竟然比作为结论与目的（或果）的内涵还要丰富。你能说这两句歌词不是废话吗？
　 可是，说这种废话已经成了我们思维与语言上的痼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大堆。比如：“只要人人像雷锋，社会风气就会变好”，等等。
　 可这毛病的病根从什么时候种下的呢？至少从孔子。我们来看看。
　 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软件。到了齐国，齐景公问他：“听说您有很伟大的治国方略，请问，什么是施政的关键？”
　 孔子答：“要使君主像君主的样儿，臣子尽臣子的职责；父亲要仁慈，子女要孝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一听，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得好啊，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粮食，我又怎能吃到嘴？”
　 可是，景公晚上回去一琢磨，就回过劲来了：“奶奶的，俺今天又上了孔家老二的当了。他说的不是废话吗？我问他如何施政，他倒拿大话来哄我。我问他手段，他答我结果。真狡猾！”
　 第二天，齐景公把孔子叫来，对孔子说：“你老人家昨天教导我的我记下了。但我还要问，如何才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下孔子没法滑头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那就从节约财用开始吧。”
　 后来齐景公见到孔子，就很恭敬，敬而远之，再也不问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暗示孔子滚蛋。
　 孔子离开齐国，转了几个圈，转到叶地去了。叶地也有一个自己跑来的人，叫诸梁，诸梁一来，便圈地为王，自称叶公，宣布这儿是他的了，老百姓都归他管。但老百姓还不认识他呢，就不太服他。于是诸梁就问孔子怎么办。孔子知道诸梁的心思是急于收附人心，便答：“让远方的人来投奔你，近处的人依附你。”这叶公的脑子比齐景公的好使，他马上便觉得孔子脑子有问题：这谁不知道？我问的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叶公见到孔子的弟子子路，就问子路；“你老师的脑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子路早就觉得老师迂腐，好象是脑子有问题。但这怎能对外人说呢。于是便不搭话。
　 孔子听说了，就埋怨子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的为人是学道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
　 一发疯便忘了吃，一撒癫便笑呵呵，忘了自己是老头，觉得自己是玩童——还真是有点不正常。
　 鲁国的权臣季肥要讨伐颛臾。孔子的两个弟子冉求和子路在季肥手下做官，也暗中支持。但他们怕老师骂，便事先去孔子那里探探虚实。孔子果然把他俩狠狠地批评了一番，然后又讲了一番治国齐家的大道理。这大道理后来一直是我们的圭臬。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孔子的均，当然不是绝对平均），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那么，“均”与“贫”两者既为不相及之风马，简单地以为解决了“均”的问题，便能解决“贫”的问题，便是神经搭错通道。
因此，简单地说：“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韩非子在《五蠹》中就讲到了，正是人多财少，才引发了争，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人心的险恶。司马迁《货殖列传》也写到他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南方富裕，物产丰富，家给人足，偏偏没有豪富，因为人们不觉得有聚敛的必要；北方贫穷，物产缺乏，人人不足，却偏多聚敛千万之家，穷怕了，当然聚敛无度。一个馒头两人均分，固可收一时心理平衡之效，然长期饥肠辘辘，最终必使强者恃强而凌弱，全占而为快。可见，贫，正是不均的根源，也是不安的根源。孔子立论，而至于如此胡说，至少思维不够缜密吧。
　 逻辑：不患贫而患不均——以全称肯定判断来以偏概全。
　　　　 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孔子这种把两类不同范畴不同类属的概念搅到一起，然后乱说一气的毛病，还多着哩。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中“学而”，“阳货”章两见）
　 巧妙的言辞，美丽的容貌，一属于智力上的，技巧上的，一属于天赋上的，肉体的，它们与一个人道德上的仁与不仁，没有关系。孔子把它们扯到一起了。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刚”与“毅”还说得通，“木”与“讷”，与人的天资、智力有关，与人的道德无关。一个智力上有缺陷的人，比如弱智，他当然不会奸诈，但那能说是近于仁德？难道说仁德——推而及人的一切道德行为，能离开人的自由选择而存在？
　 那我们往极端里推，倒不如说蠢猪才最仁。它肉让我们吃，皮让我们做鞋，连毛都让我们做了刷子。
　 这是孔子的语言。我们再看他的一些行为。
　　　　　 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
　　　　　 名叫“盗泉”的水，不饮。
　 肉切得不方正，他不吃，他把肉块的方正与品行的端正联系起来。滑溜肉片，肯定会吃出一个滑头的家伙。
　 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他把坐席的方向与人心的正派联系起来。躺椅，能坐出一个人格匍匐的人，转椅呢？那就一定坐着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转椅上坐着的大多是见风使舵的家伙，这我信。但我以为他们之见风使舵不是因为坐了转椅。恰恰相反，大多倒是他先会见风使舵，然后才能坐上标志身分与地位的转椅。
　 名叫“盗泉”的水，他不喝。类似的例子，是他的学生，大孝子曾参。曾参路过一个叫“胜母”的地方，赶紧避开。喝了“盗泉”水便成盗贼；住在“胜母”的地方，便会虐待母亲。若是这样，“农夫山泉”必不为城里的小姐少爷所好，不然把他们的潇洒人生喝成一个苦难农夫怎办？“娃哈哈”一定在养老院畅销，他们都想返老还童。出访外国，一定不去危地马拉。大家争着去美国与德国——一个有色，一个有德。一个美，一个善。
　 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宰予，字子我，所以在称字不称名的时代，人一般称他宰我。——我的天！多么可怕的名字！我若叫他一声，便是喊人来宰了我，他自称一声，便是让人去宰了他。最后他作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一族尽灭，还真让人宰了。
　 这是说个笑话。实际上，这“宰”字，在那时，乃“宰相”之“宰”；“使尔多财，我为尔宰”之“宰”，“主宰”之意也。这样看，宰我，便是主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宰我先生，还颇有现代精神呢！
　 孔子不喜欢“宰我”。这人白天睡了一个懒觉，被孔子抓住了，大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汉代的王充都认为孔子待宰我太刻薄了，睡了一个懒觉，不算太大的罪过，何至于被骂为“朽木”“粪土”？其实，孔子对宰我有成见。他俩之间，有过一次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
　 宰我说：三年的守丧期，太长了。君子守丧三年，什么也不能干，必然礼也坏了，乐也崩了。况且，一年过去，四季轮了一回，一切都从头开始，一年也就够了。
　 孔子一听，怒发冲冠：“在服丧期你吃细粮，穿锦衣，心安吗？”
　　宰我老实回答：心安。
　 孔子一听，火气更大：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哼！君子居丧时，食美味也不甘甜，听音乐也不快乐，住在家里也不安适，所以不做。现在你倒感到心安！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
宰我一看形势不好，不知道雷霆过后还有什么，赶紧溜走。宰我一走，孔子破口大骂：宰予太不仁了！儿女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要为父母服丧三年，这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呀！为什么他就偏偏觉得太长了？难道他就没在父母的怀抱中得过三年抚爱吗？！
孔子太情绪化了。宰予本来是心平气和地来与老师讨论问题的，但孔子显然是觉得这三年丧期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讨论。事实上呢，关于守丧三年的礼制，那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就不少，比如据说也曾是孔子学生的墨子，就对这三年之丧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并且，真实行的人也不多，据《孟子》载，连孔子的父母之国，礼乐文化最昌盛的鲁国也没有实行（见《孟子．滕文公上》）。事实上既行不通，在理论上对之进行一些探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孔子先是拒绝把这个问题作为礼制问题来从学理上进行讨论，他把它变成情感问题，而且是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问题。这一转换，很厉害，其逻辑是：
守三年丧是对父母情感的表现，反对三年之丧便是对父母没有情感。
可怜的宰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不仁不孝的家伙，他只好赶紧避开孔子的雷霆之怒。
孔子的这种把观点与立场（包括所谓阶级感情）搅为一谈，然后大扣政治帽子、道德帽子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贻害千年。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孔子除了道德上“正确”外，他对宰予没有别的优势，他的立论并没有多少事理依据与逻辑支持。三年之丧的根据，据他所说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三年是指三周岁还是指三虚岁？如指三周岁，则孩子定不需要三周岁才能独立行走；如指三虚岁，那么年首生的孩子与年尾生的孩子定不一样，并且最后一年算一整年呢，还是只要跨跨年度？如果这“免于父母之怀”不是指独立行走，而是指独立生活，那就决不是三岁所能做到。宰予是孔子的学生，当然不敢面驳先生，但孔子的谬误，也就一直没人敢于指出。
　 早在东汉，就有王充发现孔子说话往往缺乏根据且前后矛盾。他的大著《论衡》中，就专有一章《问孔》，胪列了孔子言行中的十六点疑问，来与孔子较真。我们选一则来与大家一同分析。这一则是由孔子与人的一则对话引起的：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翻译一下，便是：
　　 孔子要离开中原去东部沿海九夷居住的地方去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很野蛮落后啊，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去住那里，还会落后吗？”

王充就从中找到了孔子的麻烦。
　 他说，孔子为什么要去九夷？因为他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原推行不下去，所以要去九夷。那么，他的理论在中原文明地区尚且行不通，又怎能在野蛮而落后的九夷地区行得通？孔子自己说过：“夷狄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论语．八佾》）可见，事情还是在华夏好办，在夷狄不好办。
　 问题不止到这。因为我们可以把孔子欲居九夷看成是他的一句感慨，与他在另一个场合感慨过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样，是倦于世事，遁世隐居情怀的流露。所以，欲居九夷，没错，错在下面。
　 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很落后啊。
如果孔子说：落后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去隐居。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他的回答是：　　 君子去住在那里，（就会影响教化那里的风俗），还会落后吗？
这就有了问题。君子既然不能教化诸夏，还能教化夷狄吗？
如果他能教化夷狄，他也应该能教化诸夏。能教化诸夏，他就不需要落魄到夷狄去。王充的结论是，孔子是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已说出口的话，拒绝别人对他的劝告。
这里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
　 君子所呆的地方必定不落后。（这是孔子自己的观点，我们把它作为前提）
　 孔子是君子；
所以孔子呆的地方不落后。
　 孔子要去九夷居住，九夷就会因此不落后。

　 孔子就是这样想的，但他忘了：
　 诸夏是孔子呆了很久的地方。
　 所以诸夏更不落后。
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要对诸夏那么失望呢？
还有更让孔子难堪的：
　 凡事能行于难，必能行于易。
　 孔子能教化夷狄（难）
孔子必能教化诸夏（易）
可孔子没把诸夏教化好。逻辑于孔子不利。
中国人的文章，往往写得文采飞扬，让我们糊里糊涂地就点了头，认了可。但用逻辑一分析，必会张口结舌。我们的思维是诗性的，感悟的，联想的，类比（推）的。而不是因果的。这种诗性思维，不讲逻辑，没有因果，所以往往不合科学。这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致命弱点。